陈国兵：我和我的祖国——谨以此文献给祖国和爱着她的人民｜散文

聂延力：责任田（外一章）｜散文

文/陈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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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在一个月圆之夜，我降临了。

听母亲说，我出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紧紧地抓住放在地上的一只点油灯的碗。赶来帮忙接生的四姨说：“奇怪了，难道你在你妈肚子里就很饿了吗？”于是，我就哭得更伤心了。

是的，我是在妈肚子里饿忙了才降临的。

母亲说，在我出生前一个月，家里就没了吃的，顿顿吃野菜：山上的葛根、屋后头的芭蕉树、地里挖回来的苎麻根根、晒干了的胡豆叶子等等，放锅里煮一下，也可以充饥。院坝里赶来看热闹的邻居们都直摇头，感叹我来得不是时候。她们说：哎呦，这娃儿非饿死不可!

我的故乡很偏僻，后面是大山，前面是一条河，山坡上土壤贫瘠，要么是红石谷子，要么就是可以玩耍的大石坡，根本就没有多少土地用来种粮食。田也很少，人均不到两分田。

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每户都生了五六个小孩儿，家家户户都像抱鸡母那样，带了一群小仔儿，每天都要寻找大量的食物用来填饱肚子。

生产队又不给力，大家按时出工，按时收工，大人们仿佛都在混工分。

地里的庄稼也长得不好，每年粮食收获的季节，院坝里面就最热闹。孩子们高兴，大人都在发愁，一群人围着生产队长吵架，无非就是谁家分多了，自家吃了亏。有时候，一言不合就将队长揪出来暴打一顿。

小时候，最令人费解的就是，自家母鸡生的蛋不准吃。我二爸是队长，无论哪家的母鸡下蛋了，他跑得最快，手里拿一个用蔑条编好的圆圈，将鸡蛋从圈子上面放下放，落不下的他就拿走，说是要统一交给国家，落得下的就留给那家人自己吃。二爸说鸡蛋是赔给苏联的，生产队每年养的猪是供应城里的干部吃的。

那时候，我可恨我二爸了，但我的父亲却始终维护着他二哥的尊严，不允许任何人不遵守生产队长的规定。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群小伙伴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大家就怂恿我带头去田里偷吃嫰豌豆和嫰胡豆，理由是队长是我二爸，即使被发现了也不会怕。结果，正当我们一群娃钻进一片豌豆田，躺在里面张口大吃的时候，我二爸出现了。他先是蹑手蹑脚走到田边，将我们放在田埂上的割猪草的背篼全部拿走，然后再来揪我们。

二爸把我们七八个人集体揪到院坝里跪起，然后再用喇叭通知各家各户。

那时候，农村尽管很穷，但似乎每一个农民都很要脸面，也非常有骨气。我二爸将我们偷吃嫰豌豆的行为定了性：偷盗集体财产，每家扣工分15分。

我的母亲几乎是嚎啕大哭，一把将我拎回家，狠狠地揍了一顿，我的两个姐姐也跟着受罚，理由是没有履行职责管好弟弟。从此以后，我的父亲再也不维护他二哥的尊严了，两家因此而结怨多年，两弟兄后来还大打出手，直到二爸去世那一年，父亲才领着全家当面喊了一声二哥。

都是贫穷惹的祸，贫穷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病根。

粉碎四人帮后，农村似乎有了点儿变化。记得毛主席去世那年，大人们哭得挺伤心。我们还小，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跟着母亲扛了花圈去乡政府的礼堂，人很多，都在哭，我人很矮，没有看到毛主席，母亲按着我的头，朝一张照片鞠了一躬就默默地回家了。

1982年，改革的春风终于吹到了美边。我的一个当过兵的堂哥做了生产队长。他见过世面，有点儿文化，看得懂报纸。因为我爸也当过兵，堂哥就经常来找我爸。他们聊的天，我似懂非懂。堂哥说：“五满，国家提倡田地承包到户了，每家每户各干各的了!再也不吃大锅饭了!”

我爸兴奋地说：“好啊！好啊！早就该那样了!你看，集体在一起干活，偷懒耍滑，看上去都在劳动，可地里就是没有收成。”

堂哥说：“每家每户还可以养猪了，自留地里面自己想种啥就种啥了!”

我爸回答说：“青娃儿，你现在是队长了，党的政策你吃得透，就不要犹豫了。再不解决温饱问题，这农村要出事的!”

也就是那一年，我的堂哥陈国权，大着胆子给每家每户丈量了田地。我们家七口人，一共分了1.4亩田地，2亩坡地，还有一块不到3分的自留地。他解散了集体养猪，允许每家每户自己养猪。鸡蛋留给自家吃。每年除了交公粮以外，生产队不再收任何东西了。

那一年，堂哥还召开社员大会，鼓励院子里面每一个孩子一定要去上学念书。他说以后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你们没有文化知识咋行呢?而我当时已经在念小学了，听了堂哥的一番话，我热血沸腾，脑海里面总幻想着什么是四个现代化。

几乎也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吃不饱饭的经历了。我的父亲也因为时间充裕，就跟着乡里的包工头进城当了一名电焊工，到处修房子。

在美边，我们家只有一间木房子，由于是端头，搭建了一间草棚作为厨房。木房子中间有一扇木板墙，后面是父母亲住，我们五姊妹就挤在一架很高很大的旧木床上面睡觉。

父亲在外面打工挣了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回家修房子。1985年的某一天，天下着小雨，路很滑，父亲突然回来了，肩膀上扛了十几根螺纹钢，身后还有几个人帮忙抬了一些木方料。

父亲开始修新房子了。那时候，我正念初中，在住校，寄食在杨寿益老师家里。听说家里在改造房子了，我兴奋得不得了。连夜赶回去，非要看一眼以前的老屋。可惜，那时候没有照相机，当我父亲和一群人推倒老房子第一垛墙壁的时候，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微笑。而也正是父亲的一连贯的动作，整个美边大院子开始炸锅了。

接下来的十多年，昔日祥和、紧凑的美边大院，被拆得七零八落。人穷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最大的矛盾就是饿肚子。而当人们出去打工富裕起来了过后，各种矛盾也就开始冒芽了。首先是我们家和隔壁四姨家，因为相邻的一堵山墙，我妈说应该是我们家的，我四姨说是她家的，后来争吵了很多年，乡政府下来调解了几次，最后还是在四姨家完全搬走另建了新房过后，战火才最终熄灭。后来，院子里的人都陆陆续续的新建了砖瓦房。一家比一家建得大，一家比一家建得高。每到春节，所有的人又从外地回去，又开始比拼，尤其是除夕夜，就比拼谁家的鞭炮和烟花燃放得久。

我大学毕业后，本来有机会回老家教书，但因为我心野，不想再回到太熟悉的地方去工作，于是就在机关找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那时候，可以说我对美边是暂时性的遗忘，或者说由于青春年少，亦或春风得意之时，对故土也就渐渐地不去思考了。但每一年回家，我都尽量选择不开车回去，避免在美边又掀起一场新的竞争和伤害。我宁愿穿行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哪怕摔一跤，再次投入故土的怀抱，也倍感亲切。

后来，我来了成都。我把父亲接来小住了一段时间。当父亲走进小区新房的一刹那，他笑得合不拢嘴，面对洁白的沙发和程亮发光的木地板，父亲显得局促不安，脚都不敢动。我喊他坐沙发上，享受一下他从来都没有坐过的软牛皮沙发，父亲说他还是坐板凳好。我不准，他被我按进了沙发上面，脸上除了幸福的笑容之外，还有一丝自豪与满足。我想，父亲当时肯定在想美边，他的脑海里面肯定又浮现出了昔日那种贫穷，还有那四壁漏风的老房子。

我带着父亲坐电梯下楼，到小区里面逛了几个小时。我发现父亲原本抽烟，原本话也很多的，结果那天他破天荒的没有抽烟，也很少说话。父亲问我：“你跑这么远来买房子住，你为了什么?”

我没有立即回答他。我反问父亲：“那你在老家把房子改造了，又在县城里买房子住，又是为了什么?”他被我问住了，没有开腔，只是不停地走路。我想，父亲一定会因为这个问题而思念故土。

很多年过后，当父亲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才和父亲做了一次长谈。我说：“那次，你问我为什么到成都买房子住？我现在告诉你吧。”

父亲笑了。

我说：“爸爸，我真的穷怕了!我一想起小时候的岁月，内心深处就有一种恐惧。尤其是那次偷吃嫰豌豆被抓，在我的灵魂深处，就激起了一种拼搏的精神。我发誓要逃离美边。”

父亲说：“那次，你没有错。大家都没有错。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贫穷造成的错。”

我问：“那你还恨你二哥吗？”

他笑了笑说：“哪有那么多的恨?现在日子好了，你看大家有吃有喝还有穿的了，生活富裕得很，一切也就风轻云淡了吧。”

是啊，岁月悠悠，时光荏苒，过去的一切必须牢记，但又要必须看淡。我们必须记住那一段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人生经历。还要忘记那一段国贫家穷的痛苦岁月。更要弘扬60、70后敢于直面困难、搏击风浪、扭转乾坤的巨大勇气。

今天，是国庆节，是祖国70周年的大喜日子。我们70后，也正式步入了人生的下半程轨道。和祖国一样，风风雨雨一起走过了快50年。70后的人生经历，和祖国的经历其实是同步的。国家穷，我们就穷。国家挺不直腰杆，我们就挺不直腰杆。如今，我们不在乎大富大贵，只求生活安定，社会平稳。不希望像过去那样，大悲大喜，变化折腾。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对现实不满。其实，我想问那些人：改革开放40年里，扪心自问，你真的努力过吗？

祖国40年改革，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如诗如画，如果你一直在打瞌睡，就不能怨天尤人了。

同志们，加油吧！

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昌盛，国泰民安!

2019.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