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曙光丨张伯驹的集外佚文与人生去就
“编者按
随着传统书画艺术大热，作为民国公子、大收藏家的张伯驹也日益受到世人关注，张氏著作、传记、研究文章等层出不穷。但认真审视，张伯驹热的背后，却显出有些“虚火”，能真正深入文献、发掘一手史料，进行潜心考索的，却不多见。谷曙光关注张伯驹多年，本文爬梳了张氏的诸多佚文，还对其人生中的荦荦大端如收藏、办展、学会风波、《马思远》事件等考订阐释，亦表达了对张伯驹之识见与襟怀的钦敬与仰慕。”
张伯驹的集外佚文与人生去就
文 | 谷曙光
名不副实的《张伯驹集》
二〇一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张伯驹集》，书前的“出版说明”标榜“此次结集收录了张伯驹现存的全部作品”，这基本就等同于全集了。然而，遗憾的是，以我对张伯驹多年的持续关注，可下断言，上古版收录的恐怕远非张氏现存的全部作品。经一番考察，此书只是将坊间已公开出版的张氏著述打包合订，汇为一册，如是而已。不同版本之间的细微差异，编校者并未注意；令人最期待的辑佚，惜付阙如。
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伯驹集》封面
像张伯驹这么重要的历史人物，其文章、事迹、交游等，确有爬梳勾稽的必要。怎奈张伯驹乃贵公子出身，有大名士派头，不需要借文字换“斗升之禄”。因此，他写的本就不多；即便写，篇幅亦不长；留下来的，再打个折扣；正式出版的，就更少了。这也造成了其文集搜集整理的困难。拙文无力全面辑佚，仅拟就个人所知，谈谈其集外佚文和人生去就，或可为将来编订名副其实的全集和撰写传记提供点滴的信息。
集外佚文举隅
一九三一年成立的国剧学会，是民国时研究戏曲的重要机构，而张伯驹为元老之一。在学会主办的《国剧画报》上，伯驹屡屡发表文章，其《谭〈定军山〉》虽短，就是篇佚文。又如《昆曲酒令百则》，连载了七次，虽然篇幅不长，但既有趣味，又有特色。酒令种类繁多，以昆曲唱词编成酒令，可谓别开生面，亦具雅趣。《国剧画报》图文并茂，伯驹还在上面多次发表画作，这对研究其绘画的变迁也有裨益。
抗战中，伯驹在西安编印了线装本《〈二进宫〉宫谱》，干戈中不废弦歌。此书稀见，张氏自序亦是一篇佚文。抗战胜利后，伯驹有一篇《艺术之时代与创造》发表在《新思潮》一九四六年的创刊号上，系演讲整理稿，所谈较简略。此外，陆灏先生曾揭橥了张氏的一篇重要佚文——《故宫散失书画见闻录》，连载于《上海新民报晚刊》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间。
张伯驹画兰草
新中国成立后，伯驹撰写了《我所收藏的中国古代法书》，连载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文汇报》，先后五篇，前有一总序，把他收藏的最重要的若干种古代法书写成了札记。这恐怕是张氏“文革”前最重要的文章了，可惜从未有人关注提及。伯驹文中自述：“我从二十八九岁就爱好中国古代法书名画，最初研究明清的作品，后来专鉴赏元以前的名迹，尤其重法书。我收藏是重质而不重量，遇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我便去千方百计甚至卖物举债来抢收；但是毕三十年之力，也不过几十件而已。”足见其收藏的标格之高和手笔之大，同时知其用心的虔敬。文中关于名迹流传原委的叙述，为当事人之自述，最可采信。如收藏《杜牧书赠张好好诗》之过程，伯驹云：“此帖由溥仪自清宫携走流失于长春，为厂商靳云卿所得。一九五一年携来北京，画家惠孝同欲购留，不告予知，后以议价相差未成；等到我得到消息已携走上海，亟托人函追，十日后复携回京，为我收得；……很像元人说部风月扬州梦的故事。我因而写了'扬州慢’一词题在后面……”厂商者，琉璃厂之古董商也。元杂剧《扬州梦》里的杜牧、张好好几经周折，才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此卷自长春辗转于京、津、沪，未遇识者，伯驹有缘得之，不啻载得美人归，快何如哉！此文记颠末，述传奇，存掌故，填倚声，岂非佳文？
范仲淹《道服赞》的收藏过程也颇曲折，伯驹记述，此帖先是“经溥仪携走流失于长春，解放前为厂商靳某所得，时画家张大千在京，因为文同是蜀人，彼亦是蜀人，欲自购藏，事为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所闻，亟追索，靳故避与见面。一日大千、叔平聚于予家，面定由予出面洽购，收归故宫博物院；价议妥后，卷交叔平，俟故宫博物院开理事会；胡适之以为价昂，主张退回，另收购与历史艺术无关重要之品若干件。胡适之对于书画本来无知，我担心此帖再为流失，于是在急景残年中卖物举债把它收买了下来”。此名迹之购藏，可谓一波三折，关系张大千、马衡、胡适等诸多大人物，而经手商人又是琉璃厂的靳云卿。观“急景残年”“卖物举债”八字，真令人无限感慨！盖伯驹本无意收藏范文正公法书，出于忧心国宝流失，才在时局不靖、自家拮据的境况下卖物举债、勉力收藏的。时在一九四六年，《道服赞》的要价是黄金一百一十两，金额之巨，令人咋舌！同年稍后，他又豪支人生最大手笔——以黄金二百二十两（陆续支付了一百七十两后中止）收得举世闻名的展子虔《游春图》！换了旁人，绝不会有此“痴举”！这种地方，就是伯驹的可爱可敬之处了。总之，伯驹所藏每件“重器”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由他自家道来，既是实录，亦冷暖自知。
1946年以220两黄金成交的展子虔《游春图》
颇值得注意的是，张伯驹自印过多种油印线装本。早年出书不易，退而求其次，自费印制油印本，不但是流传的一种方式，亦可昭示同侪风雅。时过境迁，今天某些油印本的价格已奇昂。油印本数量稀、流传少，而其中往往存有佚文。譬如早年伯驹与余叔岩合著《近代剧韵》（实伯驹所撰，但其中有叔岩的观点、心血），已在报纸刊登售书广告，后因余氏反悔而收回印好的书，未在坊间流传。伯驹转而以个人名义，将书改称《乱弹音韵辑要》，分三期连载于《戏剧丛刊》（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出版）。到了一九六三年，为纪念余叔岩逝世廿周年，伯驹又加以修订，改名《京剧音韵》，出了线装油印本。同年十月，吉林戏曲学校又改横排印出。《京剧音韵》前有新撰序言，总论部分较原来的《乱弹音韵辑要》有较大改动，几乎可以说是另起炉灶了，可知伯驹对于京剧音韵诸问题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上古版《张伯驹集》收入的是《乱弹音韵辑要》，编者似不知其书之来龙去脉，更不知后出的《京剧音韵》改动甚大。
一九五七年，伯驹有《谈晋代的书法》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文革”中，伯驹写有“交代”，这大约可算作特殊时代的特殊佚文吧。“文革”后，伯驹年事已高，公开发表的文章却不少。大陆方面，我起码看到以下几篇：《回忆陈毅元帅》《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一点浅见》《关于楝亭夜话图》《袁世凯登极大典之筹备》等。海外发表的，则有《我从余叔岩先生研究戏剧的回忆》，刊于香港《大成》杂志第一三五期。还见到序文一篇，为李克非《京华感旧录》（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作。此外，《春游琐谈》中有《北平国剧学会缘起》，而《京剧谈往录》收入《北京国剧学会成立之缘起》，两文实为一文，前者略有删节，后者似更全备。
窃以为，伯驹“文革”后发表的最重要文章，是长文《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一九六六年作，“文革”后刊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内部发行）〕。此文关系民国金融业变迁、盐业银行兴衰等，旁及伯驹本人财务状况和购藏书画资金的来源等，极为重要，可惜为伯驹作传、作年谱者利用不多。
另外，中央文史研究馆有“张伯驹生平资料”档案一宗，包括《五十年来我的情况》《张伯驹自述》等，后部分收入《张伯驹先生追思集》（项城市政协二〇〇八年编印）。
诗词佚作与别具特色的挽联
除了上述诸多文章，张伯驹零星的诗词佚作，恐怕更多。先师吴小如就曾指出中华版《张伯驹词集》远非全璧，家属当有意做了删削。尤其伯驹一生与人唱和甚多，这方面就更不易找寻了。不过，近年海内外拍卖会上，颇出现过一些伯驹的手稿，往往争夺激烈。这是一条重要线索，很值得有心人去关注。
我所见的诗词佚作，如《蛰人太史嘱题天目山图即希郢政》《浣溪沙·稷园赏牡丹》等，限于篇幅，不迻录。剧评家梅花馆主曾录伯驹代人寿名伶王瑶卿夫妇的“念奴娇”一阕，词云：
江南肠断，尽飘零去也。万红千紫，无恙河山犹似昨，白唱前朝哀史。凝碧池头，朝元阁上，一瞥繁华已，沧桑阅倦，镜中白发添几？ 却喜弧帨双悬，琴瑟并奏，开宴邀珠履。曲度鹤飞听宛转，更值月明如水。青鬓朱颜，钗冠扑朔，都是新桃李。春风座上，金樽消尽绿蚁。
此亦佚作，寿晚清“内廷供奉”王瑶卿，一代名旦，人称梨园“通天教主”，词中有易代沧桑，言桃李门墙，可谓贴切允当。
诗词之外，兹另辟蹊径，谈谈伯驹的对联。擅长诗词者，对联自不在话下，何况伯驹作有《素月楼联语》，其对联确有足多者。一个特别的发现是，伯驹似乎格外精于挽联。他挽的各界人物，往往契合其地位、身份、情操和业绩，尤其是笔端富有感情。可惜伯驹的对联大多散佚，未有专门收集。
早年的挽联，如挽袁二公子寒云，他们本为姻戚，又同为贵公子，故落笔感慨极深：
天涯落拓，故国荒凉，有酒且高歌，谁怜旧日王孙，新亭涕泪；
芳草凄迷，斜陌黯淡，逢春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
洵为佳对，流传一时。
伯驹与梨园中人交好甚厚，其挽名伶联，亦非泛泛而作者。如挽国剧宗师杨小楼联云：
梦断凝碧池，叹百年文物沦亡，我亦下泪；艺同广陵散，问千古英雄成败，谁为传神？
杨小楼是武生泰斗，而此联联系家国时代，感叹大师绝艺莫传，为其洒一掬同情之泪。至于伯驹挽至交余叔岩，不能不录，其实联并不长：“谱羽衣霓裳，昔日悲歌传李峤；怀高山流水，只今顾曲剩周郎。”流露出一种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的哀痛，此之谓知音。伯驹晚年还有一副联，写梅兰芳与福芝芳夫妇：“并气同芳，入室芝兰成眷属；还珠合镜，升天梅福是神仙。”极有巧思，人或以为福芝芳逝世后作，而据张牧石言，实作于福去世前数日，故可谓之“谶联”矣。
张伯驹书七言对联
“文革”中伯驹挽元帅陈毅的对联，流传甚广，自不必费篇幅。我还在台湾一所大学的博物馆，看到伯驹“文革”后挽北昆名武生侯永奎的亲笔手书联：“夜奔何惧权奸，英风犹见山神庙；别母能传忠孝，义气长留宁武关。”以侯氏的两出杰作《夜奔》《宁武关》镶嵌其中，可谓别具匠心。
因之我想，如有人下力气爬梳，找出几十副伯驹撰写的挽联，恐怕都不成问题。这是张氏韵语中的一个特殊方面，确实精彩而显特色，惜乎从未有人予以揭橥关注。
人生出处亦何常
已刊发的《张伯驹年谱》《张伯驹生平简表》等，我读了以后，颇感不满足。总体感觉简略，一些重要的事件，或未写入，或语焉不详。拙文拟谈其后期人生之荦荦大端，即办展览、学会风波和“《马思远》事件”。
今日办书画展览，是为佳事，好的选题、国宝级的展品，甚至万人空巷来观。伯驹收藏书画之精，有口皆碑。他本人是否办过展览呢？答案是肯定的。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北平燕京大学张伯驹氏书画展览会开幕，这无疑是他人生中的重要事迹。展览地址在贝公楼（今北大校长办公楼）。周汝昌就是在此次展览上结识伯驹的。但是关于展览的详细情况，迄今未见准确描述。
据《燕大双周刊》（第六十四期）：“北平收藏名家项城张伯驹先生素精鉴赏，收藏之富甲故都，顷应本校陆志韦、张东荪、高名凯诸先生及平市文化界要求，于十月二日假贝公楼校长办公室，展览书画珍品四十五件。……展览时贝公楼盛况空前，下午更有多人从城内赶来参观，皆叹赏不已，引此次奇遇为毕生幸运。”伯驹拿出展品的数量虽不算太多，但其中珍品却夥，如西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唐李白《上阳台帖》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帖》册、宋黄庭坚《书诸上座帖》卷、宋王诜《烟江叠嶂图》卷、宋徽宗《江雪归棹图》卷、宋米友仁《姚山秋霁图》卷……几乎都是珍品，光看目录，都会觉得开缄惊人、云烟满纸，真个是“过屠门而大嚼”，实在解渴过瘾！此次展览在伯驹收藏生涯中，不应被忽视，可算作一九四九年之前伯驹对自己藏品的一次公开检阅。
伯驹在传承发扬传统文化方面，是胸中有一盘棋的。这早在民国就可见出端倪。他不但参与创办国剧学会，抗战后又与白云生等创立昆曲学会，还有成立国乐传习所之意。书画方面，伯驹抗战后任北平美术会会长。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北平美术界，徐悲鸿主导的艺专学校与伯驹的美术会，势同水火，发生了著名的“国画论战”。对此，美术界已有所钩沉；但研究张伯驹者，似知者无多。这在伯驹的人生经历中，也不应被忽略。
张伯驹与余叔岩合摄之《四郎探母》
一九四九年之后，伯驹先是自己主持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书法研究会、韵文学会，还进一步想把国画研究会、棋艺社、古琴学会、昆曲研习社等纳入进来，成立统一的古典文学艺术联谊会或民族文学艺术研究会。他广泛联络文艺界友人，上书高层，试图获得政府的支持。不得不说，伯驹创办、整合学会的用意虽然大好，但其实昧于形势。他不理解新中国的文艺政策，竟然异想天开，欲做传统文化方面的“广大教化主”，而徒授人以复古保守的把柄，已然为日后自家的坎壈命运埋下了种子。
一九五七年，伯驹被划为“右派”，而其嚆矢，诸多文章并未指出要害，其中关键实为一九五七年五月伯驹策划组织京剧名伶小翠花等演出禁戏《马思远》，酿成所谓的“《马思远》事件”。当年四月，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召开，文艺界领导周扬等侃侃而谈，开放禁戏已是“箭在弦上”。但至五月十七日，文化部才下发正式通知，开放全部禁演剧目。伯驹对此热情极高，在文件下发前，就抢先联络老艺人，拟演出奸杀禁戏《马思远》，并在报纸刊登了广告。北京市文化局出于谨慎，先是不同意。但伯驹据理力争，甚至在五月十二日召开记者招待会，透露遭遇阻力，将了文化局一军。而争执的结果，是《马思远》改为五月十七日内部演出。经此一役，伯驹自以为得计……但在这曲折过程中，伯驹显然“热情过头”，贻人口实。
1957年夏小翠花演禁戏《马思远》的戏单
伯驹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明哲保身的人，他一贯敢言，“张大爷”的嘴是素不饶人的。一九四九年之后，他屡屡说重话，批评文艺现状。最突出的，就是臧否戏曲界人物，锋芒毕露，口无遮拦。比如，他严厉批评：“戏改干部全是外行，传统艺术没有了。”“马少波不懂戏，欧阳予倩也不懂戏，阿甲只够得上戴'纱帽翅’，'穿官衣’还不够格。”“宁看《祥梅寺》，不看梅兰芳。”更重的话也有，他甚至表示，马连良、谭富英都不懂艺术，是海派，“埋颗炸弹把这些海派都炸了！或者像《宁武关》一样，拿火全烧了！”伯驹真是赤子之心，冲口而出，遂心快意，岂不知祸从口出，上面这些“毒舌”之言，虽逞一时之快，但何等伤人！戏曲界的头面人物，怕被伯驹得罪光了。“反右”时，连一贯温厚的谭富英都出面“反击”了，谭批判张的原话是：“过去有人给你配戏，是因为你是'张大爷’，惹不起你，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艺术！在艺术上谁不知道你是'电影张’'倒好红’！”谭富英总算是为屡遭伯驹奚落的艺人们出了口气！
伯驹心胸，几人能及
“《马思远》事件”在伯驹人生中何其重要！他晚年也以诗自嘲：“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后两句从清人“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化出，伯驹真个是为戏而“断送功名到白头”矣！但是现在的年谱中，竟无片言只字及之，岂非未击中“要害”，未搔到“痒处”？
张伯驹早年照片
行文至此，仍觉意犹未尽。盖我对张伯驹之人生总有一种惋惜，对其心胸又怀一种钦佩。众所周知，伯驹收藏的古代书画珍品，价值连城；而为得到那些珍品，伯驹耗尽财力心力，甚至不惜典房鬻地，真个是千金散尽为国宝！他一九五六年将诸多珍品无偿捐给国家，这是多么难得的壮举！伯驹自言生平“最鄙视高士奇”，原因就在于高氏“大似商贾”“谲诈”“品质不高”。令人尤觉难堪的是，伯驹捐出《平复帖》等八件顶级法书的第二年就被打成“右派”。不过，张伯驹是在“戏曲界”被划为右派的，这也颇耐人寻味。
我不禁想起苏轼的《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大约伯驹多少亦有些东坡风范，乃“天下之无思虑者”，故而屡遭磨难；又因伯驹的天性旷达，其身能随遇而安，其心更宠辱不惊、得失两忘，总算度尽劫波，得享高年。古往今来的文人中，风光月霁、襟怀洒落如伯驹者，能有几人？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如张伯驹者，亦不世出之非常人也。期盼不久的将来，真正意义上的《张伯驹全集》早日面世，慰伯老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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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2021年8期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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