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专题】形而上学终结与科学一体化 ——重估《自然辩证法》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的价值

形而上学终结与科学一体化

——重估《自然辩证法》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的价值

❏ 文/程广云

摘 要: 恩格斯创立自然辩证法具有两个意图：一是反对形而上学，二是实现科学的一体化。自然辩证法不是任何一种自然哲学，而是对于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或批判和反思，是关于自然科学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它是从自然哲学到科学哲学的过渡，是“科学的哲学”，而不是“哲学的科学”；是哲学的科学化，而不是科学的哲学化。它在研究对象（客观规律）、研究基础（社会实践）上实现了科学的一体化，同时将哲学转换为思维科学。相比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就是一个本体论承诺；只有确立一种以历史主义为主导，兼容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综合的科学划界标准（一种可证实的、可证伪的、历史主义的综合的科学划界标准），才能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  形而上学终结  科学一体化  本体论承诺  历史主义划界标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门分支学科。但是，自从恩格斯提出自然辩证法以来，它就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批评。主要根据有二：一是马克思的态度。马克思虽有博士论文、《数学手稿》，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态度却无从考证。在现存相关书信中，恩格斯虽然大致将思路介绍给马克思，但却没有得到明确回应。二是爱因斯坦的意见。当伯恩施坦决定是否出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时，他曾征求过爱因斯坦的意见。按照爱因斯坦的意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只有文献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科学的意义和价值。（1）自从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认定所谓“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是人本主义者，恩格斯是实证主义者。他们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在先的，自然观是其在人化自然的展开，自在自然“等于无”；在恩格斯看来，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先的，历史观是其在人类社会的展开，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所谓“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中，列宁被认为是与恩格斯一致，与马克思对立。这就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进一步推论出“列宁与马克思的对立”：恩格斯、列宁是辩证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是实践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

对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上述认识和评价如此流行，以致影响到了我们对于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和评价。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有经典著作中，没有任何一部像《自然辩证法》这样，贬低到了如此地步。但是，对于这样一部经典著作，显然不能通过引用任何权威意见，而要将其置于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中，我们才能进行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本文试图从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双重维度，结合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来重估《自然辩证法》，以便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给予的责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

一

形而上学终结——从哲学史看自然辩证法

按照传统观点，恩格斯创立自然辩证法，就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贯彻于自然领域中，正像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将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中一样。但是，这种观点颠倒因果，仿佛先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后有自然科学、历史科学。事实恰恰相反。恩格斯说：“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2）这就是说，随着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兴起，原有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就终结了。恩格斯所谓“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前科学时代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而是后科学时代的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它们之间分别在于，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是直接面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而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则通过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间接面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对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或批判和反思中，研究人类思维及其规律。例如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和批判的基础上。这样，恩格斯在哲学史上就等于率先提出了“哲学终结论”亦即“形而上学终结论”。

恩格斯创立自然辩证法的意图是反对形而上学。这里所谓“形而上学”既有与辩证法相对应的意义，也有与实践哲学相对应的意义：一是指孤立的、静止的思维方式，一是指超验的、先验的思维方式。两者虽有重叠（交叉），但是分别具有各自意谓。因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认为自然世界只有现象世界，而无本体世界。恩格斯说：“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无非是一切感官可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物质’和'运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因此，只有研究单个的物和单个的运动形式，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我们通过认识单个的物和单个的运动形式，也就相应地认识物质本身和运动本身。”（3）这一段话表明恩格斯坚持现象一元论，反对现象/本体（例如康德现象界/物自体）二元论。不仅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而且物质的辩证的运动规律，都存在于现象领域，不是一个存在于现象域，一个存在于本质域。这种观点决定了对自然界的研究只能是自然科学，不能是自然哲学。恩格斯是在“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时说这一段话的，他讽刺说：“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难处：我们固然能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为还没有人吃过水果本身。”（4）这里，恩格斯坚持唯名论，反对唯实论的倾向是比较鲜明的。因此，自然辩证法不是任何一种自然哲学，而是对于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或批判和反思，是关于自然科学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这种自然辩证法不仅是方法论，而且是世界观。恩格斯说：“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不过它高超得多；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泛的世界观的萌芽。”（5）

这里，我们比较一下列宁物质定义与恩格斯物质定义。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在考察当时“物理学危机”和“物理学革命”的基础上，批判了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捍卫了唯物主义。列宁认为，“原子消失了”并不等于“物质消失了”。他给“物质”下了一个经典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6）所谓“客观实在”包括两个方面：“客观”性就其本体论而言，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实在”性就其认识论而言，物质为意识所反映。列宁“得出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一是物质的客观性（“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二是物质的实在性（“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三是认识的辩证性（“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7）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列宁物质定义与恩格斯物质定义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坚持现象一元论，都反对现象/本体二元论；不同点在于列宁物质定义侧重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恩格斯物质定义偏重于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只讲列宁物质定义，不讲恩格斯物质定义是片面的，没有全面反对形而上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首先把辩证法理解为客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辩证法，然后把它理解为主观（人类思维）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对于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其次，恩格斯研究了辩证法的总特征、三大规律、诸范畴，从而构造了辩证法的体系，并且确立了辩证法的核心。相关论述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辩证法的两个总特征，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的三个规律，还有诸范畴。在提到“辩证法的三个规律”时，恩格斯说：“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当做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这也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表现为构筑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中推导出来的。”（8）恩格斯“颠倒”黑格尔的意图不仅是以唯物主义来反对唯心主义，而且是将自然辩证法与自然哲学脱钩，并且奠基于自然科学之上。恩格斯在客观辩证法意义上提到两极化（两极性）、正和负、部分和整体、单一的和复合的、同一和差异、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作用、原因和结果等；在主观辩证法意义上提到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知性和理性、抽象的和具体的、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假说、无限和有限等。这些大多被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所采用。恩格斯提到辩证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9）这就明确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与黑格尔、马克思一致。最后，在恩格斯的辩证法中，实践观仍然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基础部分。恩格斯指出：“人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类活动中，寓于实践中，寓于劳动中”。（10）这就是说，恩格斯虽然承认自在自然先于人化自然，但却以人化自然亦即人的活动、实践、劳动为人的思维的基础，以及诸如世界物质统一性、因果性、必然性证明的基础。

这里，我们比较一下列宁辩证法与恩格斯辩证法。在《哲学笔记》一书中，列宁提出了“辩证法的16个要素”以及“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观点。列宁辩证法的16个要素进一步将辩证法体系化，但是列宁将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规定为对立统一。列宁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11）列宁在客观辩证法（本体论）和主观辩证法（认识论）两个方面都强调对立统一，体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时代特征，但也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否定辩证法亦即批判辩证法朝着矛盾辩证法亦即敌我辩证法转向。最后，我们需要注意列宁这一句话：“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12）这一句话说明列宁不仅在认识论上，而且在本体论上承认实践的基础地位和作用，这也与恩格斯相一致。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不是按照恩格斯的教导以否定之否定为核心，而是遵照列宁的指示以对立统一为核心，有失偏颇；只在认识论上讲实践观，不在本体论上讲实践观，不仅没有贯彻马克思思想，同样没有贯彻恩格斯、列宁思想。

我们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可以发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恩格斯认为，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后，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就已消亡，哲学变成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亦即概括和总结或批判和反思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研究人类思维及其规律；另一方面，恩格斯又划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认为客观辩证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人类思维的辩证法，虽然主观辩证法以实践为基础，但却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这样，只有主观辩证法在人类实践领域之内，而客观辩证法则在人类实践领域之外，然而通过人类实践，可以转向经验领域，并不是一个纯粹先验的和超验的领域。因此，这不构成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分歧，也不构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个悖论。总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一，在与形而上学相对应的辩证法意义上，始终反对形而上学；第二，在与形而上学相对应的实践哲学意义上，同样反对形而上学，但是始终坚守本体论承诺。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诸多哲学思潮、流派都经历了一个始而拒斥、超越形而上学，终而恢复、重建形而上学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率先扬弃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不可磨灭。在这一问题上，制造恩格斯、列宁与马克思的“对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是无谓的，这种观点夸大了他们各自的思想特征，忽略了他们在同一思想传承中的前后延续关系。

二

二

科学一体化——从科学史看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反复提出“回到希腊哲学”，强调希腊哲学的总体优越性，以与形而上学的细节优越性相比。（1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研究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形成史和发展史。他认为，自然科学起先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由于分门别类的研究需要，就形成了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后来，自然科学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14）由于打破门类界限的研究需要，又形成了联系的、发展的辩证思维方式。正是在这样一种对于理论自然科学历史认识的基础上，恩格斯创立了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15）

恩格斯创立自然辩证法的另一意图是实现科学的一体化。“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的结果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16）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不同之处在于，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的物的自发运动过程，而人类社会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自觉活动过程。因此，人类社会是自然历史过程和人的自觉活动过程的统一，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不仅在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用社会意识说明社会存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用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而且在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只见人类社会现象，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见人类社会本质：透过主观的、偶然的现象，发现客观的、必然的本质及其规律，譬如探讨支配着人们动机的社会物质动因等等。

无论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还是唯物辩证法，都是认为物质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首先存在着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意识而存在，不以人和人类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然后，这种客观必然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反映在人类思维中。科学的任务是透过现象把握本质，透过偶然把握必然、规律。符合这种规律的正确的和全面的认识就是真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有些学者认为，上述马克思主义对于科学的理解主要是恩格斯提出的，而不是马克思提出的；这种观点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学（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典范）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现代自然科学（以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典范）为基础的。问题的关键是：对于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规定是对于规律的自在的理解。这是近代科学理解范式，即把规律理解为动力学规律（力的相互作用规律）——拉普拉斯规律，而非现代科学理解范式，即把规律理解为统计学规律（概率分布规律）；因此，对于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规定往往走向形而上学（机械）决定论，只有承认主观性和偶然性对于规律的影响，才是辩证决定论；因此，不仅人类思维的规律，人类社会的规律，甚至自然界的规律，不是自在的，而是自为的。对世界的观测，对世界的描述，不仅依赖于世界本身，而且依赖于参考系——观测系和描述系。这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基础；实践是“对象性”的、“现实性”的、“感性”的人的活动，是现存世界的“否定性”的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劳动和交往是一个“对象化”的历史过程，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整个对象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这样，整个自然科学不过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于自然规律的揭示而已。自然辩证法不过是在实践基础上通过概括和总结或批判和反思自然科学对于最一般和最普遍的自然规律的揭示而已。因此我们不应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区别夸大为“对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我们的整个的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都只是适用于地球的。”“对我们来说，除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不可能有别的，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是只适用于地球的并且因而只是相对的就损失了什么。”（17）这个“以地球为中心”、“适用于地球”的科学正是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类为中心，仅仅适用于人化世界的科学。当然，自然辩证法虽然确认了自然规律的相对性和历史性，仍然蕴含了自然规律的绝对性和永恒性。

无论从自然科学史来看自然辩证法，还是从自然辩证法去看自然科学史，关键的问题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自从自然科学取代自然哲学以来，人类对自然的研究由哲学的态度进而转变为科学的态度。哲学的态度是理性的态度，以直观为基础，以猜测为形式；科学的态度不仅是理性的，而且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形式。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在《科学史》一书中曾探讨过“科学”的词源和定义：他从拉丁语词Scientia（Scire）、英语词science和德语词Wissenschaft来探讨“科学”的语源和语义。作为“学或知”（“学问或知识”），科学不仅是指“自然科学”，而且“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历史，语言学及哲学）”。“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18）按照这一说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哲学也是科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特别强调“理论思维”，他认为辩证法就是“理论思维”。（19）恩格斯所创立的自然辩证法作为科学，不属于经验科学，而属于理论科学。因此，自然辩证法不像自然哲学一样直接研究自然本身，而是通过对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对自然科学的批判和反思，间接研究自然本身；不是关于自然的宇宙论或本体论研究，而是关于科学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研究。也可以说，自然辩证法是从自然哲学到科学哲学的过渡。

科学哲学也有双重维度：一是“科学的哲学”，二是“哲学的科学”。“科学的哲学”以哲学为中心，去看待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用哲学的方式来研究和处理科学问题，在这里，哲学是方法、手段或视角，科学则是对象、内容和目的；“哲学的科学”以科学为中心，去看待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和处理哲学问题，在这里，科学成了方法、手段或视角，哲学则成了对象、内容和目的。自然辩证法是“科学的哲学”，而不是“哲学的科学”；是哲学的科学化，而不是科学的哲学化。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试图通过两个方面实现科学一体化：一方面，恩格斯将客观规律确定为科学研究对象，认为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历史规律是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两种规律归根结底是相同的，既都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绝对永恒性，也都具有主观性、偶然性、相对性和历史性，无非所具有的程度不同而已。这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的一体化是一致的。（20）另一方面，恩格斯又将社会实践确定为科学研究基础，并且将哲学定义为思维规律研究，“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21）“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2）这就在扬弃形而上学前提下，将哲学转换为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辩证法。总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一，在研究对象（客观规律）上实现了科学一体化；第二，在研究基础（社会实践）上实现了科学一体化，同时将哲学转换为思维科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推动的思维科学转向如同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现代哲学语言学转向一样，意味深长，影响深远。自然辩证法之所以研究自然科学思维规律，是因为自然科学已经成为成熟科学，而自然辩证法也通过这一研究，为历史科学、思维科学提供了思维借鉴。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是一个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出现了科学理论一体化趋势和科学建制一体化趋势，前者表现为众多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的出现，后者表现为科学研究的国家化和国际化。恩格斯率先提出自然辩证法这一大科学观，就是因应科学一体化的大方向和大趋势，在科学史上的贡献不可磨灭。

三

三

本体论承诺和历史主义划界标准——从科学哲学看自然辩证法

除了哲学史和科学史的视角之外，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来看自然辩证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科学哲学的纲领是：捍卫科学，反对形而上学。这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确立科学对形而上学的态度，二是确立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现有科学哲学包括三种形态：一是逻辑经验主义，二是批判理性主义，三是历史主义。

在科学对形而上学的态度问题上，首先，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反对形而上学。卡尔纳普认为，形而上学没有认识性的意义，只有表达性的意义。其次，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进行折中和调和，认为形而上学虽非科学，却有意义。最后，奎因提出逻辑实用主义的本体论原则以及历史主义的整体论原则。奎因反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提出本体论的承诺，主张在逻辑实用主义意义上恢复、重建形而上学。

关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残余的形而上学问题，我主张参照类似逻辑实用主义本体论承诺方式予以解决。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就是一个本体论承诺。在概括、总结、批判和反思当时自然科学实证材料的基础上，恩格斯揭示了自然界的唯物的、辩证的性质，描绘了自然界的图景，提出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23）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只是部分证明，并非完全证明。哲学和自然科学正在证明（哲学证明应该依赖于自然科学证明）。只要自然科学在每一领域内证明世界统一于物质，没有任何反例证明世界统一于客观精神或主观意识，世界统一于物质在总体上也就是一个可靠的假定。这里也同奎因一样，搁置“本体论的事实”，给出“本体论的许诺”。这意谓着哲学并不企图绕开自然科学描绘世界（宇宙）图景，或者思想有别于现象世界的本体世界，从而回归传统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本体论。

在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问题上，首先，逻辑经验主义以经验和逻辑为出发点，把科学理论同经验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科学合理性的统一标准，即用可证实性意义来分析科学理论，以归纳逻辑来表征科学理论，并以此两个特征作为科学和非科学、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并把这种标准永恒化、绝对化和普适化，认为这个标准是普适的，它不会受到科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影响。其次，波普尔批评逻辑经验主义不能保证经验检验一定能够筛选出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它经常可能把声称得到经验证实的伪科学容纳进来，反而把那些被可证实性标准所排斥，但却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科学的前科学、潜科学排斥出去。因此波普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标准非但未能解决划界问题，而且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波普尔认为，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即经验的科学理论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也就是说，一个经验的科学理论系统必须能够经受在否定意义上的经验检验。批判理性主义的演绎逻辑和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型代替实证主义的以归纳逻辑为主导的注重逻辑结构的静态分析，这在科学划界上是一个进步。但是，波普尔强调存在一个以经验检验为原则的证伪理论的标准，并且认为是普适的，在这一点上，同逻辑经验主义殊途同归。最后，历史主义反对存在一个不变的普遍有效的绝对化的划界标准。他们认为，对一个科学理论的评价或科学理论的划界，不能只根据理论本身的结构、内容及有关的经验证据，而应该考虑科学发展本身的历史事实，应该与科学历史的走向相符合、一致或接近。比较而言，逻辑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标准最难满足，批判理性主义的可证伪性标准较易满足。但是，上述两种划界标准过分严格。按照这些标准，许多理论系统都将被划分到形而上学中去。例如，波普尔曾评价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认为只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满足可证伪性标准，属于科学，而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则不满足可证伪性标准，属于非科学、伪科学。（24）按照这样一种说法，至今只有若干自然科学理论系统可以称为科学，而绝大部分社会人文科学、思维科学理论系统的科学性恐怕都值得怀疑。这就表明，仅仅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标准或批判理性主义的可证伪性标准进行科学划界是不行的，必须考虑历史主义划界标准。但是，仅仅考虑历史主义划界标准同样不行，它会走向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从而在根本上取消科学划界标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主张确立一种以历史主义为主导，兼容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综合的科学划界标准，换句话说，一种可证实的、可证伪的、历史主义的综合的科学划界标准。这里包括两种具体情况：第一，对于任一理论系统，如果满足可证实性标准或可证伪性标准，可以在严格意义上称为科学。但是，如果在同一领域内出现两个以上理论系统相互竞争，那么就要应用历史主义标准。所谓历史主义标准是指，当且仅当新理论系统不仅能解释旧理论系统所能解释的事实，而且能解释旧理论系统所不能解释的事实，则这一新理论系统是进步的，否则是退步的。第二，对于任一理论系统，如果不满足可证实性标准或可证伪性标准，可以在严格意义上称为非科学。但是，如果在同一领域内没有任何一个理论系统满足这样一种标准，那么也要应用历史主义标准。所谓历史主义标准是指，当且仅当新理论系统在接近可证实性或者可证伪性意义上不减少旧理论系统的存量，并且增加旧理论系统的存量，则这一新理论系统是进步的，否则是退步的。对于进步的理论系统，无论在严格意义上是否科学，均应保留和发扬；而对于退步的理论系统，也无论在严格意义上是否科学，均应克服和抛弃。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思维科学理论系统，鉴于各个领域性质以及发展程度有别，就应采用不同尺度予以衡量。自然科学较易在理想条件下进行科学实验（包括实验室实物实验、思想实验、计算机虚拟实验三种基本形态），而社会人文科学、心理科学则很难在理想条件下进行科学实验，因此科学检验应当包括在现实条件下所进行的社会人文实践检验、心理实验检验，关键在于把它们规范化和标准化。此外，至于数学、逻辑科学这样一些纯粹形式科学是作为工具应用的，因此科学检验不是就其本身而言，而是就其所应用的其它科学而言。这样，无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还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都是满足这一科学划界标准的。

总之，无论从哲学史视角，还是从科学史视角，或者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相比较，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都领先于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和近代科学转向现代科学的历史潮流。尤其终结形而上学和一体化科学观念，其思维的超前毋庸置疑。当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还停留在手稿形态。某些思想还停留在新旧杂陈、彼此相悖之中。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清理，努力推进。尤其哲学转向思维科学是一个值得更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思维科学中，形式逻辑已经发展成为数理逻辑，辩证逻辑如何朝着类似方向发展，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6期）

注释

（1）参见[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299~30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400页。

（3）同上书，第939~940页。

（4）同上书，第940页。

（5）同上书，第513页。

（6）《列宁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89页。

（7）同上书，第7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901~90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519页。

（10）同上书，第921~922、922~923页。

（11）《列宁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411~412、412、556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41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876~877页。

（14）参见同上书，第395~400、848~856、894~89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251~25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386~387、397页。

（16）同上书，第97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934、935页。

（18）[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册，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第9页。

（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890页。

（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0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40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26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419页。

（24）参见[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48~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