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精神永存——深切怀念李毓昌先生 | 熊卫民访谈
2019年5月31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前计划处负责人、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物理教研室主任李毓昌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0岁。李先生出身书香世家，但因家道中落，早年只是初中文化，可他却主要靠自学考上大学；大学没念完他就参加革命，进而被派到中学去当政治教员，但自学完大学物理，主动要求教高中物理和数学，居然令教过的几届学生中出了五六位院士；他还挤时间做科学研究，居然因数学能力突出而得到钱伟长副所长的青睐，得以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来，他受命从事行政工作。在任力学所计划处负责人、国家科委力学组秘书年间，他按规则公平办事，为力学所、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尤其值得敬佩的是，他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哪怕多次遭到打击，仍勇于坚持真理。
2015年5月，在阅读了熊卫民的访谈提纲、经过仔细准备之后，李毓昌先生分两次花了共五小时深入、细致地介绍他的个人生平、他所了解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早年的人和事。关于力学所的部已于2016年在《史林》刊出，而关于他的生平的部分长期以来并未公诸于众。《返朴》今获熊卫民教授授权刊发这部分内容，以纪念这位令人钦佩的传奇人物。
撰文 | 熊卫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李毓昌先生是一位智力高超、品德高尚、十分努力，也因此让人器重、钦佩、愿意帮助的人。
他于1929年2月生于江西一个书香世家，抗战时因家道中落、交不起学费，不得不于小学毕业后进免学费的乡村师范就读。1945年下半年，实际只有初中学历的他，通过自学，考上了当时江西唯一的大学——中正大学——的农学院。鉴于他更喜欢学物理，而学校不允许转系，次年他又考了一次，得以如愿进入物理系。1948年10月，他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中共地下党。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南昌后，尚未大学毕业的他被党组织派到新成立的南昌第一联合中学做团总支书记。
在做政治工作的同时，他还挤时间通过自学修完了大学所缺的课程，并主动提出要在学校教数学、物理等业务课。他还坚持阅读《物理学报》，并努力做学术研究。1954年，他的论文被《物理学报》采纳，并因此而得到审稿人钱伟长先生的赏识。他不时写信向钱先生请教学术问题。1956年4月，钱先生把他调到了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使他成为了该所第23位员工。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能靠自学考上大学，然后又靠以文会友得以提拔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这在他家乡被传为佳话。
1979年1月，他改到成立还不到一年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被任命为物理教研室的主任兼总支书记。随后十年，他在这个岗位上认认真真教学、兢兢业业服务。物理教研室成了研究生院出成果最多的单位，而他本人也被评为研究生院的名师。
离休之后，李毓昌先生经常参加李佩、郑哲敏先生组织的学术活动，在会上贡献自己的真知灼见。他关于钱伟长、李佩的回忆文章，尤其是关于钱学森的访谈，披露很多重要的历史真相，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图1 李毓昌教授（2015年5月19日，熊卫民摄）
受访人：李毓昌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时间：2015年5月19日
地点：北京中关村李先生家
家 世
李毓昌先生（以下简称“李”）：我读了你的访谈提纲，那就一个一个来回答你的问题吧。首先，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于1929年2月生于江西南昌。我家可以说是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清朝的举人，家里很有钱，听说他去北京考进士时是携家带口，也就是说连夫人、儿女都一起带到北京。他考了一次没考上，第二次就没机会了，因为科举被废掉了。后来他到四川的盐务部门工作。
我祖父念书时已经是民国了。他是学法律的，可是很早就去世了——大概还不到三十岁。所以，连我父亲都记不起他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他大概是个新派人物。抗日战争时，我们搬到老家去，我看见我们家的楼上有风琴和皮球。听说我祖父办了一所学校，里面开设有音乐课、体育课，而且还招女生。他应当是很新派的人，只可惜死得太早。
我父亲在中央大学教育系念过书。他是个非常任性的人，考入中央大学（当时是全国最好的高校之一）后，眼界大开，对很多东西，譬如哲学、经济等都有兴趣，老跑到外系去听课，结果本系的课没好好上，缺考太多，被学校勒令退学了。
入学南昌乡村师范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那就没有毕业，没能拿到学位？
李：是的。我父亲结婚比较早。等到我小学毕业时，我已经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再加上我祖母，总共是七口之家，负担挺重。我父亲大学没毕业，也就找不到收入较高的好工作，只好靠变卖祖先留下的田产来维持家庭的开销。等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家的祖产已经卖光，我们家的生活于是变得非常困苦，以至我小学毕业之后考上了中学，却拿不出钱来交伙食费。我有个姑父在江西省南昌乡村师范（以下简称“南师”）当校长。当时的师范生不要学费，国家还供给伙食，所以我就进了乡村师范。
这个学校分做两部分，一部分是普通师范，另一部分是简师。简师收小学毕业生，其目标很明确，就是培养初小教师——只能教到小学四年级，高年级不能教。我进的是简师。其学制为四年，数理化的程度相当于初中，而且我们是不学外语的——就一年级学了一学期的外文，目的是认识ABCD，以利于以后学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
我在小学时一直学得比较好，所以进南师后应付功课没什么问题。年轻人的精力很旺盛，在一些同学的影响下，我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读了很多鲁迅、茅盾、老舍等人的作品后，思想当然也就变得比较激进，比较早熟。
熊：您进简师是哪一年？
李：1941年。刚进简师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我们学校一批同学被国民党抓走。南师有些高年级同学思想比较左倾，成立了读书会，学习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理论。在简师学习期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变得对英文很感兴趣，就自学了一些英文，后来能勉勉强强读一些简单的英文作品，比如说什么富兰克林自传之类，这对我后来很有帮助。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就在那一年，我从南师的简师部毕业。
就读中正大学
熊：您是在南昌上学吗？
李：不。南昌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改到江西南部的遂川县上学，校园就在井冈山的底下。毕业时我才16岁，没人请我去当老师。我在南师时数学很好，有位数学老师很喜欢我，就对我说：我看你找不到工作，还不如去试着考考大学。他还分析道，你英文不错（他曾借过一些英文书给我看）。理、化你有初中的基础，到时候就去瞎蒙吧。数学嘛，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几何，高中的几何和初中的几何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在难易程度上有所不同；另一部分是代数，排列、组合、概率论等是必考的；第三部分是解高级方程，也即三次方程、四次方程。我可抽出半个月时间来教你。我估计你有可能考上。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教了我半个多月，然后我就去考试，果然给考取了。
熊：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
李：他姓陈，叫陈仲华，是你们湖南人，邵阳的。
熊：那他是您的伯乐啦？
李：对。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时我们江西省只有一所大学——中正大学，我就考到了那里。因为数理基础太差，我没敢考理工，进的是农学院。但我内心还是更喜欢数理，所以在农学院念书时，有点不大安心，想转专业，可是农学院的老师、系主任、院长都表示不许转系。念到一年级下学期时，我决心再考一次，就自学高中的理、化还有解析几何、三角等，又考了一次，这次报的就是物理系。我又考上了，后来就进了物理系。
熊：还是在中正大学？
李：对。我于1946年下半年考入中正大学物理系，此时学校已经搬回南昌来了。在物理系念一年级时，我还挺用功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基础不行。大概1947年时，有个叫“海燕读书会”的学生团体来找我，我就参加了这个社团。1946年以来，国共对立变得非常明显，内战有非打不可的架势。学校里面，好像左、右两派的学生也很对立，而学校里的读书会都是左派学生组织的。我在读书会里读了毛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然后，我把大约60%的精力用到了参加学生运动上。当时学生运动很多，1946年底发生了沈崇事件，1947年上半年又发生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1948年又有浙江大学的于子三事件，几乎就没有断过。由于我把主要精力投到了参加学生运动上，我的功课也就没好好学。1948年暑假，国民党对中正大学的进步学生大开杀戒，一口气开除了一百多人。我不是参加过海燕读书会嘛，海燕读书会的主要成员几乎都被开除掉了！我在学生运动中不算太抛头露面的，很侥幸的留了下来。后来，我们海燕读书会的人，几乎全都参加了地下党。
在此我附带说一下江西地下党的情况。听说抗日战争时，廖承志在江西有一次大的失误。他重用了一个人，可这个人实际是个叛徒——他曾被国民党逮捕，然后就叛变了。廖承志不知道，觉得交给此人的任务（譬如去弄点枪或钱来）都完成的很好（他实际是跑到国民党那边去要枪要钱，并且很快得到了），就特别重用他，屡次提拔，最后此人到了江西地下党几乎最核心的部分，然后告密，使得江西地下党大约90%的力量都被国民党抓走。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江西在地下党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熊：这人叫什么名字？
李：他姓冯，名字我现在不记得了。他后来在国民党那边当官，做过江西省一个专区的专员，相当于地委书记。因为他的叛变，1945年、1946年的时候，江西省几乎没有本地的地下党，那里的地下党多是从外省过来的，有上海的，有广东省的，有湖南的——我有同学属于湖南地下党系统，他们大概是湖南西部靠近江西省的地下党发展的。我参加的地下党是从福建来的。当时有闽浙赣边区，我参加的地下党属于闽浙赣边区党委南昌市城工部系统。
熊：您是哪一年加入地下党的？
李：1948年底加入，但正式批准得稍晚。为什么呢？我一加入共产党，就被派去执行任务——护送一位同志去萍乡——回来后再补办手续，折腾了好几个月。在我的印象中，正式批准我加入好像已经到了1949年2月份，而我大概是1948年10月份参加的工作。
熊：那时是单线联系吗？
李：单线联系。一个姓黄的人联系我，后来我发展了几个党员，都是由我单线联系他们。再后来，南昌解放，我们很快就到南昌军管会文教部工作，负责接管南昌的学校。大概一个月后，江西省委组织部把我们集中起来进行整党学习。1949年8月的一天，江西省委书记突然来我们这里。于是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根据中央调查的结果，福建省委城工部严重不纯，渗入了敌人的间谍。中央决定，解散城工部底下的所有组织。党员当中，除个别久经考验的外，其他人的党籍都不承认，然后对每个人的党籍问题实行单独审查。1956年，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中央组织部认定：所谓福建城工部严重不纯应予解散的决定是错误的。所有受到该案牵连的同志都先后恢复了自己的党籍。
在地下党员中，我的经历算是比较简单的。你想想，进大学以前，我就是在师范念书，也没参加什么反动党团组织。所以，后来对我的处理是让我入团，而且我没有所谓预备期，一开始就是正式团员。大概到1949年10月份，整党工作就结束了，我被分配到青年团江西省委去工作。
在南昌联一中工作
熊：1948年10月，您参加地下党后还有没有继续上学？
李：还继续上学，直到1949年5月南昌解放。我只念到大学三年级。到共青团省委后，团省委书记杨泽江（他后来当了河北省委书记）经常和我聊天。有一天，他对我说：江西省属于新解放的地区，急需建团，特别是在学校里面。从你以前的谈话可以看出，你的家庭非常困难。我想派你去南昌第一联合中学建团，因为据我所知，那里下个月会改成薪金制（当时对大部分干部都实行供给制，发衣服、口粮等，零用钱很少），你去那里可减轻你家庭的负担。然后，我就到南昌联一中去了。它由从前的南昌省立一中、省立二中、省立女中三个学校合并而成，是当时江西最好的中学。它的规模也大，我去的时候有三千多学生，三百多教职员工。学校配备的干部层次也高，拿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来说，他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但也确实是个大学生——以前在北师大学英文的，对教育有一套想法。他很重视学校里面的建团工作。1950年5月，学校开始成立团组织。尽管团组织的委员中有党员，他不叫这个党员当书记，而让我这个团员当书记。他说，那位从解放区来的人事干部是个初中生，怎么能够领导青年团呢。所以，我成了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并一直干到1953年。
青年团的工作任务不重，还可在学校兼课。我最初兼教政治，后来我跟校长等人讲，我不能搞一辈子青年团的工作，我原来是学物理的，我得捡起自己的专业。我念大学时学校实行学分制，我还差两门功课没有修完，即原子物理和无线电实验。在征得领导同意后，我一面工作，一面修完了这两门功课。1953年正式毕业。在中学，除了教政治外，我又教了一年的高中代数。再后来，我用较多的时间来教物理。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物理教得很糟糕。我就自己总结。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没教学经验，另外一个是我没有把物理学好。中正大学物理系主任和我父亲是同学，既是中央大学的同学，又是中学同学。他在光学工厂工作过很长时间，对光学非常熟。关于物理的教学，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特别重视联系实际，所以挑选课本时，他挑的都是些联系实际的。这类课本的缺点是，系统性、理论性不强，记得我们当年学过的电学、热力学教材都有这个毛病。我就找了一本系统性、理论性都很强的教材——美国人佩吉阿旦斯写的《电学原理》来读。结果却发现，从第一页开始我就看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我数学不行。我于是决定系统地补习一下大学的功课。我就找了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的一套课本，重新学了高等数学等课程。然后我的物理也提高得比较快。随即，我的物理课变得很受学生的欢迎。
与钱伟长先生的学术交往
李：年轻人总有些上进心，为进一步提升自己，在教中学之余，我开始关注当前中国物理界在研究些什么问题，就把《物理学报》找来读。结果发现，几乎每一期《物理学报》上都有钱伟长先生及其团队的研究工作。最初我读不懂，后来我自学了提莫辛克（S. Timoshenko，一个俄罗斯人后来到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教书）的《弹性理论》，渐渐对钱先生等人的工作也就了解了。我自己也琢磨。
钱先生有时会在论文的结尾部分写下面还有哪些问题尚待解决，其中一个是复连通问题。什么叫做复连通问题呢？比如说分析一个中间打了孔的柱体的应力分布。这在数学上有什么困难呢？因为解微分方程是要考虑边界条件的，原来是一个边界，现在变成两个边界了，所以其难度大了很多。后来我就写了两篇东西，一篇是关于具微孔柱体扭转的，另一篇是关于有孔平板受拉伸时的应力分布的。其中关于扭转问题已有些实验数据，而我从理论上算出的结果和实验数据非常接近。大约是1954年初，我把这两篇文章投给了《物理学报》。到了1954年12月份左右，我收到《物理学报》给我的回信，说我关于扭转的稿件通过了审查，刊物同意发表我这篇文章。我非常高兴。在回信中，《物理学报》的编辑还说，你的稿件是钱伟长先生审查的，他对稿件还提了一些修改建议。我根据钱先生的建议修改了文章，并在文章中对他表示了感谢。1955年9月，《物理学报》刊出了我的第一篇论文[1]。我在自学中还碰见一些问题，就直接给钱伟长先生写信，向他请教。他给我回信，除解答我的问题外，还建议我读哪些书，在哪些书的什么章节对某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等等。我就这样跟钱伟长先生建立了一些联系。
调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李：由于学校看我过去一直是比较进步的，就于1951年批准了我入党。然后，就不断有风声说，组织上要把我提拔成校长。我听后非常害怕，因为第一我不愿意做行政工作，第二这跟我本人的志愿也是大相径庭的。后来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事，我跟一个人吵架，上级就派一个人来调解，那人对我说：你呀，应该宽宏大量一点，好像组织马上就要任命你当南昌第一中学的校长了。本来我就想调动工作，但我以前想的是等我多写出一些东西，有了积累之后再申请调动，听到他的这句话，我赶紧写信，生怕被任命之后就脱不了身了。给谁写信呢？刚解放的时候人民来信、来访制度还是很管用的，我就写了封信给《人民日报》。我那时候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就说自己学有专长，曾在学报上发表文章，想调到北大去，因为当时只有北大有数学力学系。《人民日报》把我的这封信转给了国务院人事局。人事局的人见我在信中提到钱伟长先生曾审查我的稿件，就把我的信转给钱伟长先生，来核实相关情况。钱伟长先生看了后，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同时批了意见说，科学院马上要成立力学研究所了，我建议把这个人调到科学院来。1956年3月底，南昌一中校方正式通知我说，现在北京要调你过去，你交代一下工作吧。大概4月初，我就到了北京。当时我还不知道调到什么单位。到国务院人事局去报到时，人事局的人说，我们把你分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去了。到科学院报到时，我才知道自己被分到力学所。当时力学所在化学所的五楼办公。我到那里时，全所还只有23个人，我的工作证是023号，从钱学森到我，总共只有23个人。
熊：哦，您属力学所的元老啊！
李：当时郑哲敏先生也已经过来了。
熊：那时候写信还挺管用的。我想起了许良英先生调动工作的事。他原来在杭州工作，大概不太顺心，就写信到北京，要求调动工作。不知是直接写给中宣部科学处，还是写给别的机构，然后由该机构转给科学处，反正科学处收到了他的信，然后又把信转给了科学院，再后来科学院就把他调过来主管《科学通报》。
李：是的，当时写信还是很管用的。我刚到力学所时，朱兆祥已经来了，他是浙江大学的地下党，和许良英先生是一个支部的。他在力学所管事，就和我谈话，让我到新成立的流体组工作。我就这样到力学所上班了。
熊：那个时候您知不知道是钱伟长先生建议调您过来的？
李：这是我到力学所以后才知道的。钱伟长先生不是在清华大学嘛，我还专门到清华去看过他。
熊：您其实主要是自学成才的？
李：我可能主要是自学。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应该这么说。
熊：钱伟长先生曾经指导过您——告诉你读什么书之类？
李：以后再谈钱伟长先生、钱学森先生还有郭永怀先生。钱伟长先生有一点好，他对青年人是很关心、很爱护的。
成为业务管理干部
熊：好。刚才谈到您到力学所来工作了。
李：到流体组之后，刚开始的那一年我没有好好工作。什么原因呢？我在感情生活上受了一些挫折，情绪受到较大影响。到1957年的时候，又发生了“反右”运动，我又没能好好工作。然后就下放劳动。到1958年上半年，经过政治审查，力学所选拔我去苏联留学，可在检查身体时却发现我肺部有阴影，有轻度的肺结核，身体不合格，这就被打了下来。此前我不是在河北农村劳动锻炼嘛，我就收拾收拾行李准备重新回石家庄那边去劳动。结果人事部门找我谈话说：你不必回去了，现在正是“大跃进”的时候，需要人，你就留在所里面吧。我就留在了所里。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什么事情呢？朱兆祥先生离开了力学所。“反右”时，朱兆祥比较同情钱伟长，在钱伟长受批判的时候曾经去看望和安慰过他，这个事情被揭发出来了，虽然没把他定为右派分子，但也把他的党籍给取消了。1958年年中，开始筹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他就离开力学所到科大去了。那么，力学所业务管理这一摊就没人了。在研究人员中，如果说还有些行政管理经验，同时入党又比较早的，那就是我了。所以当时力学所的党委书记杨刚毅就和钱学森所长合计，要调我去管业务。当时我心里特别不愿意。钱学森先生做我的工作，找我谈过好多次。他大意是说，现在的科学工作与18、19世纪的不同，已远不是一支笔、一张纸就能解决的，需要组织很多单位协调公关，同时实验手段也非常复杂，所以管理工作对于科学研究的成败关系非常重大，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比较熟悉业务的人才能做好。我推辞不掉，只好承担了管理工作。
熊：您接替了朱兆祥先生。
李：当时力学所有一个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学术秘书是郭永怀先生，副学术秘书有两个，一个是林鸿荪，还有一个是朱兆祥。我的工作明显是顶替朱兆祥，可朱先生的资格比我老得多，他1939年入党，中间脱离过党，后来又重新入党，行政级别也高，所以我虽然实际接替了他的工作，但我没有他的名分。他是副学术秘书，好像所里始终没有任命我做这个职务，当然对此我也不怎么计较。在力学所的编制表上，我是业务处的负责人。
熊：也没有任命您为处长？
李：直到一九六四年初才任命我做副处长。刚开始管理工作时我不安心，但禁不住时间磨，同时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党员，不能够太强调个人的兴趣，所以慢慢工作也就比较投入了。
熊：我要插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反右”之后你们到河北去劳动锻炼，此事从何时开始？
李：1957年底。是全科学院性质的。
熊：要劳动多长时间呢？
李：没有说时间。我们那一批下放的，大概劳动了一年才回来，可是我去四五个月就回来了。
熊：因为留苏的事而回来？
李：对。
熊：发现您肺部有阴影后，有没有对您施以治疗？
李：没怎么治疗。我的肺部并没有不舒服感。
熊：然后您就到科研计划处工作了？
李：到业务处工作。当时就叫业务处，叫计划处是后来的事。1959年庐山会议后，我受到批判，因为我对“大跃进”的缺点看得比较多，经常要发点牢骚。1958年底力学所来了一个叫做黎映霖的党委书记，他是一个极左的人，原来就对我看不惯。
熊：他是党委书记还是副书记？
李：党委书记。
熊：那么杨刚毅做什么去了？
李：杨刚毅中间一度离开了力学所。庐山会议后，黎映霖把我批判了一番，宣称我不适宜在业务处工作，因为业务处接触到很多国家机密。可郭永怀先生和钱学森先生对我还有点保护的意思，他们建议把原来的业务处一分为二，一边叫做业务处，另一边叫学术办公室，学术办公室就管理“三学”——学科规范、学费和学报——后来我就成了学术办公室的负责人。但实际上我还参加很多业务处的工作。
熊：是不是当时就力学所有学术办公室这个机构，别的研究所没有？
李：别的所没有。是钱学森先生和郭永怀先生建议的，他们让我管这个机构，因为他们也不好跟党委唱反调。但实际上，我还是参加了很多业务处的工作。说句老实话，业务处剩下的那些人都不太懂业务，他们写的东西在钱先生和郭先生那儿老通不过，比如说所里有一些重大科研项目要向院里打报告，他们写的报告老过不了关。钱先生、郭先生还是经常找我去，有时候干脆直接指示我做一些事。到了1962年、1963年的时候，杨刚毅回来，又让我回到业务处。1964年，杨刚毅正式任命我做业务处的副处长。
被发配回农村
熊：业务处没有处长，您以副处长的身份主持工作？
李：对。这个任命还弄得有些人很不平。他们说，科学院的处级干部通常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李毓昌的资历也太浅了吧！1964年时好像有这种说法。我在这个岗位一直干到1967年，然后就被揪出来了——说我写反动标语，批评领袖。然后，我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批斗了很久。
后来，本来已经落实政策了，又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偶尔从《参考消息》上读到，美国将发射飞船，把人送到月球上去。我对宇航一直感兴趣。而我家刚好有一个短波收音机。以前它被力学所的人抄家抄走了，落实政策后又发还给我。我就想在收音机中听听“美国之音”怎么报道这个事。当时我就在研究所内住，结果被人家发现并向上举报，然后就批我“死不悔改”。原来都已经跟我落实政策、补发工资了，结果这下问题更严重了，再后来就把我弄回江西去了。
附带说一下，科学院于1964年底给中央打报告说要发射人造卫星，后来科学院就成立了一个小组来规划此事。这个小组的工作地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地球物理所，由赵九章先生做负责人，然后电子所、自动化所、力学所，还有地球物理所这四个研究所各派了两个代表去参加早期的规划工作。力学所派的是我和林鸿荪，所以我对宇航方面的事情一直比较关心。
熊：发配您去农村是什么时候的事？
李：1970年。当时力学所实行军管，参加军管的是空军的部队，我觉得他们执行政策还比较稳妥，最后就说我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补发给我三千多块钱，打发我回农村。我在江西农村一直待到1977年，然后到北京来落实政策。当时力学所的党委书记叫做杜若，听说她是博古的夫人，文化程度还高，参加革命以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但是她可能被政治运动吓破了胆，一碰见我的问题就想：哎呀，牵扯到领袖！这个人怎么能落实政策呢？一直到“四人帮”倒了台她都是这种态度。见力学所态度这么顽固，我就准备回去。结果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对我很同情，就通过我的亲戚告诉我：国家的局势将有大的变化，如果你在北京有地方住，你就别回江西去了，还是在这儿等等吧。我就住在一个亲戚家里等。果然没过多久，邓小平就复出了，然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已恢复了我的党籍，当时曾有通知让我到力学所来参加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物理教研室
熊：于若木怎么会知道您的情况呢？
李：她是科学院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而且是负责我这个专案的。她同情我，但当时也不便越过力学所的党委。杜若坚决不让我回力学所，顶得非常厉害。其实我也并不是说非回力学所不可。我那时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觉得教书不错，后来就提出想到学校去工作。刚好科学院成立研究生院，我就申请去那里。说老实话，我当时是有顾虑的，因为我做了那么久的行政工作，业务丢得差不多了。我觉得，让我到大学去教一门理论力学之类课程还可以，让我给研究生上课，那会是非常困难的。后来我到了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又让我当物理教研室的主任。我担心自己若不同意，研究生院就不收我，后来就勉强答应了。
我1979年1月去上班，1989年离休，在研究生院工作了整整十年。而这十年，可以说是我这一辈子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为什么呢？职称什么的不和教书挂钩，和科研成果挂钩，所以我周围的人都不愿意教书。而作为教研室主任，我不能不讲课——你叫别人去讲课，自己不带头怎么行？可是，给研究生讲课，说实在话，我是现贩现卖。还有，在物理教研室，我既是主任，又是总支书记，整个教研室的人，吃喝拉撒睡都弄到我手上，要管的事特别杂。
熊：教研室当时有多少人呢？
李：最后大概有40多个人吧。我感到比较安慰的是，在我当教研室主任期间，物理教研室一直是研究生院成果出得最多的单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几乎占了研究生院的半壁江山，与其他六、七个教研室加起来相当。物理教研室里有些人的研究水平相当高，当然，这和我没关系了。
熊：你平时上课比较多？
李：我经常有课，讲过量子力学、高等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我觉得我的高等量子力学讲得很糟糕，因为我是一边学一边教。我过去的经历就简单地讲到这里吧。
参考文献
[1] 李毓昌. 具微孔柱体扭转问题的一个近似解[J]. 物理学报, 1955(5):37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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