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的角度看北宋是如何走向灭亡的(四)

强者可以印刷货币掠夺弱者财富,这个逻辑却不可能反过来:货币争霸的基础是产业创新,强国根本不用理会弱国的货币,大不了不跟你做生意;弱者却必须购买强国商品——你自己造不出来。既然如此,弱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上根本就不好有发言权。

蜀地铁钱

北宋铁钱

北宋货币是中国古代货币的巅峰之作,钱文、制作工艺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北宋货币又极为特殊,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每一代鼎盛封建王朝都出现了统一的货币,可是,北宋王朝却从来就没统一货币。

北宋年间,全国货币分为典型的几个区域,开封府、两浙路、广南东西两路等经济富庶的地方用铜钱,成都府等地用铁钱,陕府西路则铜铁兼用,不但如此,最后还搞出来一个交子——即人类第一代纸币。

交子的起源在于蜀地,这个地方原来用铁钱。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蜀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正是因为蜀道之难才使其免遭战乱。五代十国一甲子乱世中,中原大族和大批百姓入蜀定居,天府蜀地得保独善其身,始终是一派承平气象。

十国之一的后蜀末代君主孟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诗词歌赋、文墨工笔,样样精通,喜欢打球(蹴鞠)、马术,还是对联的发明者。

对普通人来说,“才华横溢”绝对是溢美之词,但用在一个帝王身上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因为,所谓“才华横溢”可能是根本不知人间冷暖。他们的艺术才华只能把繁琐的世务变得更加迷离,比如,这位“才华横溢”的孟昶就任命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大臣:宰相欧阳炯擅长吹笛、知枢密使事(最高军事长官)王昭远擅长填词……

承平时节,这些人或许可以用来装点门面;多事之秋,这些人窃据朝堂是一定会捅娄子的!

后蜀广政十八年(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蜀地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结束了,当年,后周攻取了后蜀的秦、凤等州。面对强大的周世宗,孟昶上表请和,但是,最后的署名却是“大蜀皇帝”。

《宋史》这样告诉我们,孟昶这个自称皇帝的署名激怒了周世宗柴荣,他一怒之下没有给孟昶回信,于是孟昶非常害怕,开始在剑门、白帝积极屯兵备战。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不过,以蜀道作为防守屏障是有前提条件的——有钱。

防守方不能出蜀,必须把战场引到蜀道之上,剑门(四川剑阁县北)、白帝(重庆奉节县东)就是这样的地方。把军队、物资运到这些地方,跟进攻这些地方没什么区别,后蜀同样要翻越猿猴难攀的崇山峻岭——那得耗费多少资财!

你不是防守吗?只需做出猛虎在山之势就能把你拖到筋疲力尽,等把你耗费的差不多了,再慢慢收拾你!

周世宗好心计!从那个时候起,为了供养兵需,后蜀就已经开始铸行铁钱了。

周世宗虽然没有攻取蜀地,却为赵匡胤扫平后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德二年(964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兵攻取后蜀,整个战事只用了六十六天。然后,孟昶就被弄到汴梁成了秦国公,专心致志去写诗词了。这个时候,诗人皇帝才想到一个问题:以丰衣美食养兵三十年,为何无一人为我向东发一箭?

孟昶投降了,蜀地却重陷战争。

降宋之前,蜀地富庶程度直追江南,也正因为蜀地富庶,伐蜀主将王全斌才放纵部下抢夺财货。至于王全斌本人,除了经常随意克扣降兵降将的军饷,连后蜀士兵原有的随身财物也不放过,甚至数以万计的杀降。

王全斌的所作所为终于激起了众怒,乾德三年(965年)二月,原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率领数万后蜀降兵反叛,一度围攻成都。《宋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形:王全斌专杀降兵,擅自取走官库里的钱财,夺人妻女,搞得怨声载道,最终激起了兵变。

蜀人为这场叛乱付出了十余万条生命,叛乱也在宋人和蜀人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从此,蜀人不再信任宋朝官员、宋朝官员也一直把蜀人看为叛乱之源。

怎样才能让蜀人不继续造反呢?

让蜀人的钱花不出去,没钱就不造反了!

赵匡胤统一全国后,不惜耗费国库中的铜材收兑南唐等地原来的恶钱和铁钱,惟独在蜀地,大规模发行铁钱、极小规模发行铜钱,运铜钱入境者死罪。

蜀地谁在用铜钱?

大宋王朝派来的高级官员,除了这些人,所有铜材一律只能出、不能进。

谁在用铁钱?

除了这些高级官员以外的所有人都必须用铁钱。缴税则一律用锦帛、粮食、白银或者实物,衙门才不收铁钱!

宋军入蜀前,这里本来是铜、铁并行,由于货币私铸,铜钱、铁钱并无多大区别,铜、铁钱兑换比率约为4∶10。宋军入蜀后,没有官铸铜钱,官府又坚决禁止铜钱私铸和流入,铜钱数量急速下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铜铁比价飙升,二者实际兑换价格超过了1∶100(铁虽百无得一铜)。

以铜钱计价,铜钱在宋廷统治者手中,铁钱在蜀地原居民手中,蜀人名义财富立刻贬值百倍。不过,宋廷只获得了名义上的财富,只有限制铜钱流入才能维持现有的铜铁比价,一旦以铜钱购买当地物资,铜铁比价自然会随之下降。如此比价之下,宋廷根本拿不到真实的财富。

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在“烛影斧声”的传说中驾崩,新任皇帝赵光义又想到一个更好的法子。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提出,全国货币终究还是要统一的,比如益州的铁钱。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要先试点、后推开,不搞一刀切。以十年为限,逐年增加蜀地铜钱流通比例,蜀地每年10%货币改为发行铜钱,直至十年后完全取代当地铁钱。

听起来,这个政策还是蛮不错的,为货币统一指明了方向;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赵光义统一货币的惟一手段(请注意“惟一”二字)只是要求蜀地开始以铜钱缴纳税收,按铜钱投放量每年递增10%计算,每年税收中也要递增10%的铜钱。

蜀地税收确实每年递增了10%,至于投放10%的铜钱,根本就没那么回事,依旧是私运铜钱入境者死、蜀地铜钱一律出蜀,蜀人无法依靠正常途径获得铜钱。铜铁比价本就已经高达1∶100,现在每个人的赋税都要收10%的铜钱,还要年年递增。

黎庶只能以更贱的价格向朝廷出售自己的财富,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蜀地铜、铁比价居然达到了1∶400,蜀地财富遭到一次真正的空前大洗劫。在这盘赵光义精心布下的大棋中,蜀地百姓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给。

蜀地物价昂贵,人们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即使偷偷融化佛像、毁掉古铜器甚至去盗掘古墓,也只能交到40%—50%的税赋,很多人因此获刑入狱。

还用十年?

三年就把蜀地的财富抢差不多了。

宋真宗淳化四年(993年),青城县茶商王小波、李顺聚众百余人起事,义军横扫了整个川蜀,北宋王朝被迫放弃了这种“剃头式”的抢劫。

交子纸币初长成

英格兰银行是世界第一代金融帝国,在这座历时三百年的城堡式建筑中种植了一株桑树。因为,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原材料就取材于桑树(后改为楮树,所以交子后来也称“楮币”),这张交子就源自北宋蜀地。

首先要告诉大家,史籍中并未确切记载交子产生于何时,只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中提到过一句“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面对这句话,历代学者和货币收藏者对交子起源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最有想象力的说法。交子的创始人是王小波、李顺起义军。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是想把第一张纸币的荣誉归于农民起义军,实际上,如果交子真是王小波、李顺创立,那么交子就应该随着义军覆亡。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交子最盛行的时代恰恰是王小波、李顺覆亡之后。所以,不是这样的。

——流传最广泛的说法。铁钱实在是太沉了,给蜀人交易带来了很多不便,于是,人们集思广益发明了交子,即纸币。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乏加藤繁(日)、范文澜一类的大师级人物,这些人无一例外举出了一个例子——匹绢要两万铁钱,实在是太沉了。与铁钱相比,纸币轻便易于携带,在不允许铜钱流通的条件下以纸币取代铁钱,这种说法听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

东汉初年公孙述据蜀、三国蜀汉、五代孟蜀时期,蜀地都曾出现过铁钱,但是,都没有产生交子;仅就北宋而言,铁钱流通的地区也不止蜀地,河东、陕西及广南、江南和福建等地也是铜、铁兼用,这些地方都没有产生交子。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帝王先后在蜀地发行过四种铁钱,即平蜀钱、大铁钱、景德大铁钱、祥符大铁钱。其中,流通范围最广的是平蜀钱,每文仅重一钱,其余几种大铁钱虽然重约两钱,却是每枚当十枚乃至百枚平蜀钱使用。以祥符大铁钱与平蜀钱的兑换比例,按照“匹绢两万钱”的价值计算,仅重二十余斤。

一匹绢(加上包装)有多重并不太清楚,想来比二十斤少不了多少,铁钱计量重量在古代交易中并不是一个大数。所以,蜀地产生交子,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铁钱沉重。

那么,交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交子

凭着一些零星史料和我们对金融学的理解,现在可以为大家来还原这段历史。

“金银天生非货币,货币天生是金银”,不仅因为金、银、铜等贵金属易于分割,而且因为这些重金属生产起来确实非常费力,可以代表财富。纸币取代金属货币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所有人都信任发行纸币的人,相信他有能力兑付所有持币人的财富。

那么,什么人才有能力让所有人都信任他呢?

有钱人、特别有钱的人、特别有钱而又有信誉的人——只会练嘴皮子的封建官府是绝对没有这种信誉的。汉武大帝如此武功,推行皮币尚且无疾而终,何况“积弱积贫”的北宋。

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帝王不遗余力地削弱蜀地经济基础,但蜀地始终是北宋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所谓“扬一益二”。

更关键的是,这里最富裕的人不是官,而是民。

《宋会要》记载,整个中国历史上富裕的城市都是郡县所在地,即城市既为统治者的行政中心,也是非独立的经济中心。惟独北宋年间的蜀地,“州不如县、县不如镇”,最富有的地方都是各县自发形成的市镇——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成千上万艘船只航行在各条河流之上,桅杆连绵千里不绝(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

西方第一代货币也出现于封建城堡之外的市镇,随着封建城堡外交易逐步发展,各城镇开始自己铸造银条。后来,信誉卓著的商人凭借自己的存银开创了汇票,这些汇票逐步演变为银行券。

蜀地交子应该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

先说前半句“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

第一步,存单。最初的交子并非纸币,而是类似于唐朝邸店开出的一些存款凭证,存钱的邸店逐步发展为“交子铺户”,而且,存款者要给交子铺3%的手续费。交子面额完全按存款人存入的现款数目临时填写(书填贯,不限多少)。因为不能用做支付手段,这种初期的交子实际是存款凭据,与纸币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步,支付媒介。按照我们对现代银行业务的理解,对存单收取3%的提现手续费是一种又昂贵、又不靠谱的银行中间业务,应该属于被整顿之列。一取、一存就要花掉本金的6%,还不若直接把交子交给对方。拿到交子后,收款方可以直接以交子去交子铺兑现,这样就省下了3%的汇兑费用。于是,交子铺开出的交子在当地就成为了交易媒介(无远近行用),完成了交子从存单向纸币的关键演变。

第三步,货币创造。对一家现代银行来说,存款者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全部来提现,否则就是金融危机了。所以,银行只要留出维持日常营运的现金(学名“备付金”)就可以把其余的钱用来放贷款了;贷款者拿到现金,会将这些钱再存到银行,然后,银行再用这些钱放贷款;一来二去,本来一块钱的存款可能产生十块钱的现金,这就是所谓货币创造。

存款能自己再创造存款,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交子铺当然也会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一部分精明的交子经营者意识到,挪用别人的现钱放贷,放贷后还可以再增加存款,从而使自己手上的钱成级数增加;另一部分愚蠢者则用留存的现金买房子、买店铺、买宝物(收买畜积,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侵蚀存款者利益”。

从事农村金融的人一定知道,养殖、种植业每年都有一个用钱的高峰期,那就是每年收获的季节。养鱼户在出渔的时候要拼命向水塘撒饲料、养猪户要在出栏的时候拼命催肥、农产品收购者也要在这个时候集中资金组织收购。北宋时,蜀地以蚕桑、种植为主,在每年麦子将熟、新丝上市的时候(每岁丝茧米麦将熟),交子铺就在没有存款的情况下提前印行一批交子(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借助自身信誉创造货币用于放贷款,着实赚上一笔。

到了这个时候,交子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银行券,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最后,我们来解释《长编》中那句话的后半段“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首先跟大家交代一下,《续资治通鉴长编》虽然是一部私人编纂的史书,却带有鲜明的官方背景。作者李焘累任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等,其所谓“奸弊百出,狱讼滋多”是一句带有严重感情色彩的话,指代刚才提到侵蚀存款人利益的交子铺。

在某一个时点,交子铺印刷的交子面值确实已经大于铁钱准备,如果个把人煽风点火搞一下挤兑,交子必然不能全额兑付现金。

当时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坊间传闻交子铺用大家的钱买房子买地、增印很多交子用来收购新丝,结果,存款者集体冲向了交子铺,搞出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金融危机——一批交子铺因此倒闭,史称“争闹”。所谓“争闹”史籍仅是一带而过,想来规模不会很大。

在人类第一次金融危机中,纸币(交子)持有人损失了多少钱呢?答:20%—30%,一贯钱(一千钱)的交子最后只能拿到七八百钱。

先别急着痛斥北宋蜀地交子铺,当代经营最稳健的银行杠杆率比这也要高出不知多少倍。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银行界就叫苦连天。实际上,即使20%存款准备金、银行再留出5%的备付金、加上营运现金,银行备付金率也不会超过30%。也就是说,在存款准备金率最高的时代,如果所有人都拿着存单在同一个时点去银行提款,任何一家银行最多只能支付30%的存款。相比之下,交子铺能兑换70%—80%的存款,备付金率已经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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