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境角度分析诗的三种类型

主观抒情的诗，直抒胸臆的诗，应是更为本色的诗，相信先民初创的诗歌就是主观抒情的，直抒胸臆的。

今人推断为中国诗史上最早的一首诗歌，据说是禹的妻子涂山之女为等候南巡的丈夫早日归来所作的情歌“候人兮猗！(17)“这首歌就这么一句，译为现代汉语，大约就是“等候我的人啊！“很明显，这是直抒其情而完全不用意象的。

但古人恐怕早就意识到了，直抒胸臆的表达有时会有“言不尽意“的缺憾，并且早就找到了“立象尽意“这一有效的补救方式。

如果说相传为虞舜时代的《卿云歌》尚有后人伪托之嫌，《诗经》里的《鹤鸣》等意象诗的出现，却是确凿无疑的。

此后，中国的诗歌背离主观抒情本色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并渐渐走出了一条客观化即意象化、意境化的道路。其中有一部分诗歌在客观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甚至拒绝抒情写意。

但也有一部分诗歌恪守本色，坚持主观抒情，直抒胸臆，拒绝意象化。

于是，着眼于意境，诗可以分三类：

一是 主观抒情、直言其意的诗；

二是 以象寓意的诗，其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相互依存，可谓主客二元结构的诗；

三是 客观地咏物写景或叙事的诗，即无所寄托的纯粹的景物诗或叙事诗。

以象寓意的诗，是将抽象的情思具象化，也就是将在时间坐标上流动的情思加以空间化、立体化，使诗中有画，其诗随之就有了意境；坚持直抒胸臆的诗，有点缀性的意象存在，可造成浅淡的意境，全无意象，则全无意境；纯乎客观咏物。

承认诗的这三种类型存在，则不必认为意境是诗歌唯一的审美范畴，不必将意境之深浅或有无，作为衡量诗歌艺术品位的唯一标准，不至于认“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

诚如袁枚指出的：“严沧浪借禅喻诗，所谓“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有神韵可味，无迹象可寻“，此说甚是。

然不过诗中一格耳。阮亭奉为至论，冯钝吟笑为谬谈，皆非知诗者。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20)“王国维更明确指出：“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

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一不足以言文学。“这里，“意与境浑“、“以境胜“、“以意胜“正好就是上述着眼于意境区分的诗的三种类型。其中“以意胜“应是“意浓境淡“，“以境胜“应是“境显意隐“。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直抒胸臆，一腔怀才不遇的狂放忧愤之情的尽兴倾诉，满腹报国无门的牢骚不平之气的痛快宣泄，通篇只有黄河之水和镜中白发两个意象，加上陈王曹植当年纵酒使气的一处借景，难以展开诗境，这是一首以“以意胜“的典型之作。

与之异曲同工的是高适的《封丘作》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吏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一向胸有大志，自诩“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的诗人高适，年近五十才得中进士，做了封丘县尉这样一个七八品小吏，不堪忍受“拜迎长官“、“鞭挞黎庶“的勾当，刚刚上任，就想归隐。满腔痴情怨气一吐为快，无暇顾及意象及“生于象外“的意境的营造，应是其“多胸臆语，兼有气骨“的风格的代表作。

箫声咽，

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

年年柳色，

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

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

李白所作的这首《忆秦娥》，由一西京女子于清怨的箫声之中独倚秦楼，见月残柳老而伤春怀旧，进而放眼咸阳古道、汉家陵墓，感受萧瑟秋风、夕阳残照，生出繁华难驻、青春不再、盛极不免其衰的无尽悲慨，其意境恢弘而苍凉，历来为诗家所称道。此种作品，便是“意与境浑“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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