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篆书，宜从秦篆入手
近年全国几大展览中屡风篆书作品获奖，打破行草书一统格局现象，此为可喜之一面。但细究其中大部分作品，无论获奖者或入选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缺陷。对此，我曾就商于几位评审委员，或以时风浮躁而致，或以为文字功底不够……我基本同意这些意见，但认为根本问题乃在对秦篆认识不够，研究不够，用功不够。
我早年师从方介堪先生学书。方老首先告诫我要打好篆书功底，尤其是秦篆功底。倏忽三十余载，至今记忆犹新。
明丰坊《书诀》云：“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伯喈以下皆然。米元章称谢安《中郎帖》、颜鲁公《争坐位》书有篆籀气象，乃其证也”。话中用一“必”字，可见其语气之肯定。其谓“篆籀”可致“结构淳古，使转劲逸”，实是立大家之前提。据我理解，此“结构淳古”有两层意思：一指结体之淳古，二指审美感受之淳古，亦即通常所说格调古雅之意。我屡强调书法创作中重要之处无过古雅二字。
康南海著《广艺舟双楫》，虽惊世骇俗论“新理异态”，而心底仍认为“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古雅虽非宋之后所有书家所必求，然在文人书风中始终占明显地位。古雅作为书法格调，首在“古质”，然后才称得上是“雅致”。此是否完全切合孔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命意，尚难确说。然历代书法家无一不重“古质”。孙过庭感慨“古质而今妍”乃“今不逮古”之主要原因所在。我对当前篆书创作的认识大体如此。康氏“书法限至六朝”固为偏激之见，然“法古为贵”的为不刊之论，宜深长思之。
目前所见秦篆以李斯《泰山刻石》、《峄山碑》为主，即我所指之秦篆，《秦诏版》及《会稽刻石》仅可为辅。蔡邕《小篆赞》云：“龟文针列，栉比龙鳞”，“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蕴”，“若绝若连，似水露缘丝，凝垂下端”。“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近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挥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曲，离娄不能睹其隙间。般、捶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翰。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先。”可谓推崇备至。
唐代张怀瓘亦以李斯小篆为登峰造极之作：“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并谓“斯虽草创，遂造其极矣。……”然自唐以降，一种普遍的现象让人迷惑不解，即口头称李斯小篆为书家宗法，“学艺之范先”，在实践中却很少做到。元代大家赵孟頫、吾丘衍等已有见于此，惟惜未能倾注更多精力以结出彪炳后世之篆书杰作。但仅此一点，已足见赵松雪之不俗矣。唐代之能出现篆书创作高峰，实在有李阳冰、徐铉等大家深悟李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绝。秦望诸山及皇帝古玺，犹夫千钧强弩，万古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遗宝。”（李嗣真《书后品》）
对于创作实践，秦篆有两大好处：一可得其古气未离之神采；二可锻炼把握线条之能力。
关于“古气未离”，前文已论及书法中“古质”之重要性，此下再补充一点有关秦篆“古气未离”之具体原因。众所周知，秦篆乃嬴政统一中国后由丞相李斯损益大篆之法而创造之书体。当时目的，纯粹以实用为主，兼辅美观。但由大篆而小篆，渊源有自，决非妄为，读《石鼓文》与《秦山刻石》犹能体察两者千丝万缕关系。秦之后，小篆因“简直”而为汉隶，汉隶之古质当数《石门颂》、《西狭颂》、《礼器碑》等。
倘若能精通秦篆，其学书之功必事半功倍。包世臣认书体承传，谓“大篆多取象形，体势错综；小篆就大篆减为整齐，隶就小篆减为平直”。“减为整齐”与“减为平直”既包含有意识确立审美规范意图，为创法之动机。今日我们从事于书法实践，必须掌握古人创法之动机，为已所用。四体中行草于表达情感有一定优势，但究其渊源仍可从秦篆中找到，唐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苦笋帖》等即为例证。至于楷书用笔从篆书而出，事例更多，不胜枚举，若颜鲁公者，实可为之典型。
篆书用笔，历代各有阐述。归纳之，“心圆管直，万毫齐力”为其最紧要处。今人难于习秦篆，是心态问题还是所用之笔已绝异于前人？管见以为此皆不是主要原因。一代英主李世民在《笔法诀》中就心态问题有精彩论述：“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我自学书之初即有意识地不间断地临习秦篆，于上述体验尤深，此亦是沙孟海、王遽常、方介堪诸老一辈书家反复训导苦心之所在。
“篆尚婉而通”（孙过庭语）乃众所周知，关键在如何认识“婉”与“通”，“使转劲逸”乃“婉”之前提，而“通”则必须做到气不梗塞。两者齐备方称得已臻高境界。时人谈论使转，又常有方圆之称谓，以为方圆兼备方为丰富多彩，但方与圆孰为根本却很少谈及。“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然而方圆、曲直不可显露，直须涵泳一出于自然。”（宋姜夔《读书谱》）相信习秦篆久之，必能理会此意。
“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浊；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者体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同上），七个“不欲”原意虽不限于篆书而言，依我看亦以用于秦篆最为适宜。
篆书创作自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吴昌硕后少有大家，皆因后人没有回头去认真钻研秦篆。邓、吴、赵等虽好，然其面目强烈，易使学者囿之而不能摆脱。前日偶读窦氏《述书赋并注》，于其盛赞“斯之法也，驰妙思而变古，立后学之宗祖。”深有同感，遂不嫌辞费，试论秦篆于书法之重要意义如上，幸有道之士有以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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