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庆大会 | 陈平原:专业精神与人间情怀

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庆祝大会致辞

十年前,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系庆大会,我作为中文系主任汇报工作,战战兢兢,完成若干规定动作,说了些冠冕堂皇、积极上进的好话。今天不一样,有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可以单刀直入,谈些自己想说、该说且能说的话。因为,业绩有系主任总结,祝贺的话交给外校嘉宾,深情怀旧属于老系友,表决心则后浪义不容辞。本系教师代表的位置有点尴尬,既不能倚老卖老,也轮不到你挥手指方向。想来想去,决定略为荡开去,谈谈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在当下过于浮躁的学术氛围中,如何走出一条北大人应该走的独特道路。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界的任务是借助学术规范的提倡,逐渐树立专业精神;那么今天风气变化,认真教书,严谨治学,不断推出新著,促成所在院系在学术评估时取得好成绩,已经成为常态,没什么好吹嘘的。作为一名北大教师,我们似乎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除了学术上的贡献,还得有忧生忧世的人间情怀。兼做好教师、好学者与好公民,如此“三好”,方才对得起谢冕老师多年前所说的“这真是一块圣地”(《永远的校园》,《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既然是教师,不管你是不是“领军人物”,若学业不够精湛,或教书丢三落四,而又喜欢挥舞理想主义大旗,那是很讨人嫌的。守住底线,完成本职工作,在教书育人与著书立说之外,再来谈人间关怀。我曾依自己的趣味,改一付老对联:“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删去了“不”和“只”二字,一下子天地宽广,血脉贯通。作为职业读书人,靠闭目塞听来保持心境平和,那不叫真本事。我知道,好多北大老前辈之所以一路走来步步莲花,恰好是因为他们没有关紧门窗,而是兼听“风声雨声”与“读书声”。在我看来,某些专业,比如人文学,人间的篱笆不宜扎得太紧,参照“窗外事”,方能真正读懂、读通、读透“圣贤书”。

之所以说这些,基于我对北大传统的理解,也基于我对当下中国人文学越来越技术化的担忧。做学问必须掌握一定的“技术”,且技术越精越好,这毫无疑问。我只是担心,一旦忘记了渡河的目标,只是把玩精美的舟楫,那可就因小失大了。多年前,我撰写《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有情怀,有心境。

十年前系庆致辞,我谈及:“经常有人对北大中文系的教师及学生说三道四,这很正常,因为‘驳杂’是我们的特色。只要把握好大方向,扶持那些值得且急需支持的学科、课题及学者,尽可能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不争一时之短长,不求步调一致,让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样,才能出‘有学问的思想’以及‘有思想的学问’,且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北大中文系的传统,不能丢。” (《百年阳光,百年风雨》,2010年11月3日《中华读书报》)

十年后的今天,北大中文系推出“中文学人系列专访”——“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我的那一篇题为《中文系的影响及气度》,其中谈及“每个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都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建设的力量”,而北大中文系对公众影响力之大,是别的院系所难以企及的。“很大程度,这是一种溢出的效应,也就是超越专业限制的影响力。有的院系很厉害,可他们的影响力局限在本专业之内。中文系你仔细看,它的老师及学生,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的发言姿态,以及他们影响社会的能量,是超越原先的专业设计的。”也正因为如此,谈北大中文系的业绩,不能只看学科排名(虽然我们排名第一),甚至也不局限于教育史或学术史,适当的时候,还得将目光延伸到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过去这样,希望以后也能如此,因为,在我看来,如此明显的“溢出效应”,才是我们真正的“传家宝”。

马上就要开展第五轮学科评估了,北大中文系依旧从容应对,没有召开临战动员大会,也未见鸡飞狗跳,老师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考虑能不能填进表格,只遵从自己的学术良知,如此“风物长宜放眼量”,“出水才看两腿泥”,实属难得。这就是110年老系的底气,你不服还真不行。说这些,更多的是为我那些年轻的同事鼓气、点赞。因为他们的压力比我们这辈人大得多。这个时候,必须有年长的老师站出来大声说:以求真务实为目标,兼及书斋与窗外,不随风俯仰,不拔苗助长,不计较一时之得失与显晦,北大中文系的路子是对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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