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堂是曾国藩家族在白玉堂以外兴建的第一处宅院，也是当曾国藩征战在外时，他的夫人孩子居住了十余年的地方。今天，曾国藩的出生地白玉堂和“乡间侯府”富厚堂已是广为人知，相对而言，黄金堂却是鲜为人知。这里面会有怎样的故事，请让我们来探究一下。曾国藩自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十年七迁，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又兼署兵部右侍郎。伴随曾国藩官职升迁而来的是曾家财富地位的上涨，于是买田置业成为顺理成章之事。道光二十八年（1848）六月十二日，曾国潢信告长兄：“去冬买下腰里之田。”一年多后，中风瘫痪多年的祖父去世，已不用父子叔侄几人轮流照顾，加之兄弟几个成家立业，白玉堂也因房屋有限而愈发拥挤，曾国潢决定整修腰里庄屋。咸丰元年（1851）闰八月二十八日，曾国潢致信长兄：“弟已着人在下腰里整田，共作三十亩。而搬伙上去，要待十一月，一切皆要办一套，竟非易事。”十一月初九日，父亲曾麟书告知长子：“潢男今日新迁腰里新屋。”曾国潢迁居腰里新屋后，多次请父母同住。十二月初七日，他再告长兄：“母亲大人身体健康，近日即当来腰里一观。”同时将“通屋对联，另录呈阅”：
从以上门联可以推测，整修后的腰里新屋比白玉堂规模略小，约一正两横，外有槽门。作为湘乡境内新崛起的乡绅家庭，整饬一新的新居悬挂上这些对联，俨然一派耕读之家气象。从上述下腰里“黄金堂”之称谓，也可以推断此时曾麟书已为新旧两宅分别命名，祖宅名为“白玉堂”，新宅称为“黄金堂”。《乐府诗集·相逢行》有：“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用以形容富贵之家。其时曾国藩已贵为卿贰，父亲取“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之意而命名新旧两宅，确为名副其实。
乔迁新居一个月后的腊月十二日，曾氏“父亲母亲叔父”等家中长辈专程到腰里挂匾，国潢亦向长兄表态：“开一方之门面，和众随俗，从俭朴，端风化，数者不可阙一，弟亦略知之，兄不必挂念。”曾国藩在京城官运亨通，声誉渐隆，家中也是气象一新。咸丰二年（1852）二月十二日，曾国潢洋洋自得说：“现在白玉堂、黄金堂（即下腰里）两宅门面，均非寻常。”曾国潢特意注明黄金堂即下腰里，是因为平日家书中都是以“腰里新屋”称呼，需要向曾国藩说明清楚才能对上号。腰里是一处地名，位于双峰县荷叶镇良江村，与曾氏祖宅白玉堂相距约十里，需要翻越一座大山。曾家在此还买了一处庄屋，位于黄金堂的上方不远处，后命名为修善堂。为了有所区别，在家书中称“黄金堂”为下腰里，称“修善堂”为上腰里。
自道光十九年离开家乡，曾国藩已为京官十多年，游子在外，思亲日切，“或告假归省，或迎养堂上，二者必居其一，国藩之心乃可少安”。然父亲为儿子仕途计量，于咸丰二年（1852）二月二十三日写信劝止：
省亲之意，本属人子至性至情，但官秩是朝廷所颁，职分是己躬所尽，尔今所任礼部侍郎兼署刑部侍郎，礼部位清贵，刑部事繁重，君恩厚矣，惟日孜孜尽力供职以报塞于万一，即是尽孝之道，何必以予夫妇为念，而有归省之辞也。做官者不问官秩之加不加，只问职分之尽不尽，庶外可以对吾君，内可以对吾亲矣。
父亲的语重心长，让曾国藩只能接受。六月十二日，朝廷命曾国藩为江西主考，他当天即作《请假回籍片》，奏请公事毕后请假两月回籍省亲。未料就在这一天，母亲江太夫人在黄金堂去世，当日亥时入棺，十三日寅时大殓，“盖棺永别”。七月二十五日，已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的曾国藩闻讣立即回乡奔丧，他在与纪泽书中说：
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
八月二十三日，因太平军兵围长沙，辗转返乡的曾国藩“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天天念想着要再见一面的母亲从此天人永隔，这种痛苦可以感同身受。这是曾家迁居黄金堂后办的第一场丧事，由于省城危急，曾氏兄弟奉父命暂厝母柩于下腰里屋后山内，待寻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殡之事皆从俭约。五年后的咸丰七年（1857）二月初四日，父亲曾麟书也在黄金堂去世。是日，曾国藩自江西瑞州回至南昌会商军务。初九日，仍返瑞州。十一日，接父亲去世凶信，曾国藩悲痛欲绝，与六弟国华、九弟国荃从江西前线回家奔丧。闰五月初三日，葬父亲于二十四都周璧冲。这一年对于曾国藩一家而言，还有一件悲惨之事。曾纪泽原配夫人贺氏在黄金堂生产时，因难产去世，可以说是一尸两命。贺氏系云贵总督贺长龄（字耦耕）之女，可谓千金之躯，可怜不足二十岁的她新婚仅仅一年半，死后葬黄金堂对面曾家坳头庄屋后山。咸丰九年（1859）年底，曾国荃在家主持分家析产。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即在安徽宿松军中接到了分家单，是日日记载：
内有分家分关一纸稿。大分金、玉二号，系先考与叔父高轩所分。小分福、禄、寿、喜四号，系余与澄、沅、季洪兄弟四人所分，配合停匀，公私咸得欢心，沅弟之所经营也。
此次分家，祖宅白玉堂为叔父曾骥云与抚子国华（时已战殁）分得，曾国藩分得黄金堂，曾国潢搬去修善堂，曾国荃则搬去黄金堂对面曾家坳头庄屋，曾国葆住梓田岳父家。欧阳夫人也来信告知：“九叔归家，将家分开。妾仍住元〔原〕宅，作本宅田五十五亩。”自此，黄金堂正式成为曾国藩一家之产业。曾国藩率军出征，常年在外，除了为奔父丧回家一年零四个月，其余大多数时间都是欧阳夫人带儿女在家。自咸丰三年（1853）五月从京城归乡，至同治二年（1863）九月家眷到安庆督署与曾氏团聚，欧阳夫人都是居住在黄金堂，在乡下持家教子十余年。曾国藩戎马倥偬，公务繁忙，却在子女身上倾注了一位父亲的严厉与慈爱，纵然无法陪伴子女，但他用一封又一封的家书来指导他们的成长，约束他们的行为。他担心子侄在家过于安逸偷懒，写信要求他们由“新宅”（即黄金堂）至“老宅”（即白玉堂），必须走路而不可坐轿骑马，“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他还专门给年方九岁的纪鸿写了一封信，谆谆告诫幼子习劳习苦，千万不要沾染官宦气习，还明确提出：“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咸丰六年（1856），儿子曾纪泽正值新婚燕尔，曾国藩写信提醒：“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他还规定：“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欧阳夫人在乡也是严格遵守曾国藩的要求，节俭度日，手中经常无零钱可用，过得非常拮据。当时，曾国潢已搬至上腰里修善堂居住，由于办理乡团公事而客多，每餐需开饭数桌，花费极大，与黄金堂形成鲜明对比，以至乡人评论：“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咸丰九年（1859）九月十六日，纪泽在黄金堂再婚，续弦曾国藩好友刘蓉之女。曾国藩此时在湖北巴河营中，喜事由四弟国潢在家操办，新娶的儿媳妇很得自家夫人之欢心，他高兴之余仍然不忘告诫纪泽：“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分家后，黄金堂为曾国藩一家所居住。曾纪泽既已成家立室，便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了，曾国藩有意熏陶他当家做主的意识。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四日，曾国藩写信以星冈公治家之法教导纪泽：
澄叔已移寓新居，则黄金堂老宅，尔为一家之主矣。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
黄金堂复归庄屋
分家之前的黄金堂有曾国藩、曾国潢、曾国荃三家居住于此，但在这里发生的种种事情让曾家人觉得屋场不祥。除了曾纪泽原配夫人贺氏在黄金堂难产去世，贺氏母亲也病逝于此。曾国藩满女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还记述了咸丰七年的一件事：“忠襄夫人方有身，恶之，延巫师禳祓。时文正丁艰家居，心殊忧郁。偶昼寝，闻其扰，怒斥之。”有孕在身的曾国荃夫人邪气上身，请师公子驱鬼祛邪，扰了曾国藩的午睡，被素来不信僧巫的他骂了一通。或是出于怕黄金堂不吉的担心，兄弟五人分家之后，曾国荃一家即迁居黄金堂对面曾家坳头之庄屋，其后又着手谋划新建“大坪大屋”（即大夫第）。其实，曾国藩早就有将黄金堂改建为家庙的打算。咸丰八年（1858）四月十七日，居家守制的曾国藩致信国荃：“先考妣祠宇若不能另起，或另买二宅作住屋，即以腰里新屋为祠，亦无不可。”二十三日，他又与国荃商量说：“前书言先大夫竹亭公祠宇公费，不知弟意以为然否？如此举有成，则此后凡有书籍、法帖、钟鼎、彝器皆可存置祠中。”五月三十日，他再次致信：“三代祠堂，或分或合，或在新宅，或另立规模，统俟弟复，由吉归家料理。造祠之法，亦听弟与诸弟为之。”但曾国荃在新建大坪大夫第时，规划在新宅东侧“另起祠堂于雷家湾”。咸丰九年（1859）八月初十日，曾国荃告知已再度出山的长兄：“大坪大屋已开砌，规模与王腾宇无殊。祠堂尚未兴工，地基、向址、时日皆须再斟酌，惟木砖瓦则皆办有端倪耳。”这一年，在料理完为父母改葬、建祠堂等事后，曾国荃在家主持分家，黄金堂最终为曾国藩分得。同治二年（1863）八月十九日，欧阳夫人率子女赴安庆督署与曾国藩团聚，黄金堂则委托管家朱金权看护。但不幸的事情仍有发生，朱金权之孙在黄金堂屋前池塘中溺水身亡。同治三年（1864）九月初四日，曾国藩致信国潢：
朱金权之孙溺死，可悯之至。兹送去银三十两，以二十四两作本年之薪水，谢渠照料屋宇之资，以六两为其孙超度之费。黄金堂附近一带，近年溺人颇多，或当以俗见整治之。
黄金堂之种种不祥，让曾国藩也是心有忌讳，他所谓的“俗见”，估计也是请师公子驱邪避祸吧。故当曾国藩奉旨北上“剿捻”，欧阳夫人又得率子女返乡，但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住黄金堂。同治四年（1865）八月二十一日，曾国藩非常明确地告诉纪泽、纪鸿：“黄金堂之屋，尔母素不以为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自以另择一处为妥。”他还进一步提出：“富圫可移兑否？尔禀商两叔，必可设法办成。”曾国藩与九弟国荃“移兑”了富圫田庄，四弟国潢代其修建了“乡间侯府”富厚堂。黄金堂自此则废弃为庄屋，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也分给了当地百姓居住。今天的黄金堂，远远不如富厚堂、白玉堂闻名遐迩，游人如织，只有门前池塘依旧碧波荡漾，原有的房屋则早已拆掉，重建为一栋栋新楼，依稀可见当年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