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专著《诗意鲁王府》序言欣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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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王府诗集欣赏”序言二
也是王孙也布衣
朱 朋
“也是王孙也布衣,南山十亩豆苗肥。藿藜饭罢肩锄去,桑柘影斜牧犊归。”这是一首多么优美的田园诗,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印拂袖而去,从此隐居山林,但这首诗的作者却无法如此洒脱,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明代皇族。
《市隐堂诗草》刊于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作者朱颐媉,字江亭,号市隐居士,鲁藩皇室。史书上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我们仅从这部诗集上得知他大约生活在明朝中后期,嘉靖至崇祯年间。诗集中有“九十春光,回头处,多少繁华消歇”之句,可见那时江亭公已寿高九十余。这个年龄即使在当今也算是高寿了。他一生的丰富阅历凝结成这部五卷本诗集,为其名曰《市隐堂诗草》,既是以自号命名又是取大隐隐于市之意。
江亭公的诗,真实地展现了当时明朝社会的内外环境、市井生活和宗室子弟的生活现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堪称一部明代鲁藩的“诗史”。在他的诗句里,记录了很多史书中所未见的重大事件背后的故事,以及时下宗室文人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大处疏可走马,小处细致入微,读来时而悲壮雄浑,时而细腻婉约,甚是亲切。
“门外滣小池,周方数丈盈。引水东邻泉,借土西家坑。筑堤防潦患,三春功乃成。种荷思制衣,养鱼荐客觥”,诗人闲来无事时,也曾自己动手在家中修葺池塘,种荷养鱼,修这个小小的池塘,他用了三年才大功告成,但借此与友人赋诗作对,把酒言欢,更别有一番情趣。他为一棵老树赋诗一首:“吕公祠前有大椿,不知经历几朝人。玉蕊开花垂凤眼,苍皮积藓长龙鳞。翠幄亭亭似张盖,往来见者谁不爱。”这株椿树,如静卧之苍龙,亭亭似华盖,本普普通通,在诗人笔下居然变得那么超凡脱俗。他甚至对于气候的变化,也在诗集里有所表现:“壬寅之年事多谬,九月二十十月候”。翻阅资料查到,诗人笔下的壬寅年应是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老先生有一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文章,里面就提到过1602年是比较寒冷的年份,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竺可桢的研究成果是正确的。此外,还有“万历癸卯岁,积雨为灾殃。霪霖两月余,阴云翳阳光。”万历癸卯年,公元1603 年,阴雨连天达两月余,国家的史书上不见得记录此事,然而在此我们能够切身感受到长时间的阴雨天对百姓的生活造成怎样的痛苦,当时的兖州城内已是一片泽国,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诗人说:“富者乏厨灶,贫者绝薪粮。道路成江河,田亩变汪洋。南北皆如此,逃窜之何方”。这是那一年真实的明代兖州的景象,诗人无意中给我们留下了解开历史的密码。在诗集末卷,那些小词(诗余)写的同样精彩,“风细细,月娟娟,摇曳丝纶杨柳边。多少英雄空惹恨,一声长啸五湖烟”,遥想诗人江亭公当年,一人在河边静静地垂钓,思绪万千,从今看破,免去奔波,不羡名垂青史,只汀鸥沙鹭相伴,度春秋,多么的洒脱,令人向往。
作为宗室,诗人对于国家大事十分关心,虽已是远支皇亲,但仍不失匹夫之志,忧国忧民之心洋溢纸笺。明万历二十年发生了宁夏哱拜之乱,当年七月麻贵、李如松攻破宁夏,平息叛乱,诗人闻听宁夏大捷异常欣喜,挥笔写下《荡平宁夏志喜》:“天兵西下扫膻腥,一战捷闻奏帝廷。庐舍暂归胡部落,衣冠复睹汉仪刑。旗翻星斗掣飞电,阵卷风云烈迅霆。最是祖宗福庇远,庆藩千载荷英灵。”大有诗圣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诗书漫卷喜欲狂”的心境。再看,“宗风难着眼,国脉日衰微”,道出了他对国事艰难的忧心,想为国尽言献策,但是“我欲述贤王,近前虎豹嗔”,无奈奸臣当道,不能上达天听,深感力不从心。他对于后辈不再遵循太祖遗训也深感忧心,“祖训七誊垂万世,于今还有几章存”,也徒增无奈之感。
从现在人看来,身为皇朝宗室应该是优哉游哉、衣食无忧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还要从明朝封藩制度说起。
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封藩制度,颁布了大明家法《皇明祖训》,为子孙后代方方面面都做了考虑。亲王嫡长子继承亲王爵位,诸子封郡王。郡王的嫡长子继承郡王爵位,其他诸子授镇国将军,孙子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皆授奉国中尉。按照明太祖的制度设计,子孙后代中男丁最低也是个奉国中尉爵位,虽然不得与民争利从事四民之业、参与科举考试,但也算衣食无忧。除却以上待遇,宗室成员的起名请封、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一应事宜开销,朝廷也予以全包。后来甚至放松藩禁,建立宗学,宗室子弟经过考试也可以取得爵位。但到明朝中后期,随着皇室人口激增,朝廷已逐渐供养不起,诸如河南一地,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当地宗室禄米就需要一百九十二万石,于是开始进行改革,比如减少宗室禄米数额,允许部分宗室成员从事士农工商各业,但效果很不好,内忧外患且自顾不暇的朝廷开始经常性拖欠血缘较远的宗室成员禄米,以致很多宗室成员挣扎于贫困线、身着皇家楚楚衣冠却备尝饥肠辘辘之苦,有的直到年老也没得到赐名,甚至出现了诸如“年逾三十者不婚,暴露十年不葬”的事情。
身处明末,当时的诗人江亭公应已近乎普通百姓了。诗人的《山居述怀十八首》小引中写道:“时当三九,序属穷冬,寒云阴郁难收,微霰淅零不止,瓶储罄乏,冰霜冻合,烟楼禄俸愆期,雨露恩成画饼,一身衰老,百感交集,亲友音疏,儿孙另爨,此时情景,可与谁言?”此中虽有诗人夸张的成分,但也再现了当时宗室家庭的窘迫生活,当真“也是王孙也布衣”,这些王孙的日常生活和布衣已无二致。
“平明出门去,腰镰上城巅”,这不就是一平民百姓日出劳作的写照吗?“力倦且归来,行歌担负肩。问妻饭有无,读我箧中篇。”劳作一天,虽然有着生活的苟且,但他也没有放弃诗和远方,诗人对生活依然充满热爱。但现实是残酷的。“问妻饭有无,读我箧中篇”,家中无米,灶中无炊,只能以书充饥,终日劳作温饱尚不能保证,生活之艰难可窥一斑。“老妻呵手缝敝纩,稚子啼饥频我向。古来贤达多贫贱,何故戚戚向人叹”。生活艰难,物质匮乏,残酷的现实没有击垮江亭公,与其说是因为他贵为皇族,不如说是因为他身为宗室文人不屈的风骨,生活上虽然节衣缩食,但精神上很富足,有此足矣。
故而江亭公的这十八首诗均以“也是王孙也布衣”起,多多少少也道出了诗人对身份的无奈与自嘲。虽然是王孙,但也得藿藜饭罢肩锄去,虽然是布衣之身,但也是传家四世承诗礼;虽然是王孙,但懒步青云上帝畿。虽是布衣,也能醉卧垆头吟落辉。虽是王孙,也能乐道安贫志不违。虽是布衣,但是也能笑指西湖百鸟飞;虽是王孙,也得日出采薪去,踽踽杖藜归。这十八首诗的个中滋味,也许只有作者本人能够体会。他生活依然乐观豁达,虽无钟鸣鼎食,出入亦无宝马香车,但粗茶淡饭,安步当车,闲来与友人吟诗作对,把酒言欢,寄情与山水之间,不亦快哉!
读罢《市隐堂诗草》五卷诗词,读者会感觉:皇室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似乎还达不到我们今天中产阶级的水平,这与当下人们对于明代宗室的看法非常不同。人们印象中的王孙都是清宫戏里那些提笼架鸟、脑满肠肥、横行街市的形象,却不像诗人这般清苦。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明朝王孙的生活待遇和清朝是有着很大差距的。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明清两朝亲王宗室的待遇吧。
在明朝,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亲王岁给禄米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但是要知道,朝廷给皇室发放的俸禄粮食是只给凭证不给实物的,得由皇子们到户部去领,虽然朝廷规定“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但是当时七八石米才能换一两银子,弄得印在纸上的俸禄大打折扣。即使是亲王只发写在纸面上的粮食和宝钞数字,后来也感觉太高了,于是改了规定:“(洪武)二十八年诏以官吏军士俸给弥广,量减诸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乃更定亲王万石……未之藩,令暂给米岁三千石,遂为例。”也就是说,从洪武二十八年开始,亲王就只有印在纸上的一万石粮食了。一石粮食,在正常年景是换不了一两银子的,更何况那粮食只是印在纸上的,无异于画饼充饥。所以说,明朝皇族后来有饿死的、死后葬不起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朝付给宗室的是禄米,清朝付给宗室的是白银,仅此一点就是天壤之别。看清朝皇族亲王的待遇,据《清史稿》和《大清会典则例·卷五十一·户部·俸饷》记载:“亲王岁俸一万两,俸米五千石。世子岁俸六千两,俸米三千石。郡王岁俸五千两,俸米两千五百石。长子岁俸三千两,俸米一千五百石。贝勒岁俸两千五百两,俸米一千二百五十石。贝子岁俸一千三百两,俸米六百五十石。镇国公岁俸七百两,俸米三百五十石。辅国公岁俸五百两,俸米二百五十石。一等镇国将军岁俸四百一十两,俸米二百零五石。二等镇国将军岁俸三百八十五两,俸米一百九十二石五。三等镇国将军岁俸三百六十两,俸米一百八十石。一等辅国将军兼一云骑尉岁俸三百三十五两,俸米一百六十七石五。一等辅国将军岁俸三百一十两,俸米一百五十五石。二等辅国将军岁俸二百八十五两,俸米一百四十二石五。三等辅国将军岁俸二百六十两,俸米一百三十石。一等奉国将军岁俸二百一十两,俸米一百零五石。二等奉国将军岁俸一百八十五两,俸米九十二石五。三等奉国将军岁俸一百六十两,俸米八十石。奉恩将军兼一云骑尉岁俸一百三十五两,俸米六十七石五。奉恩将军岁俸一百一十两,俸米五十五两。”可见,清朝的亲王,如果不闹事,熬上几年立点小功劳,就能享受“食亲王双俸”的待遇,也就是每年至少有两万两银子收入。
这样一比较就能看出,明清两朝亲王待遇差距之大,亲王尚且如此,郡王、将军就更不用说了。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诗人所处的窘境了。
诗人江亭公生活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多灾多难,内外交困,诗集出版后的第二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清军大举犯境,兖州城被攻破,鲁藩宗室一千余人惨死于屠刀之下。那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命运如何?不忍细思,这部凝结他毕生心血的诗章,命运又会如何呢?
风云已去,时光过隙,庆幸如今的和平年代,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诗意鲁王府”编撰付梓即将告成,终使明代鲁藩文脉不绝,那些诗、那些历史在沉睡了三百余年后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让我们有幸神交古人,得以近距离接触那时的市井人生、人们的喜怒哀乐,这难道不是冥冥之中的必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