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我们是可在苏青身上,试出五十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张爱玲却是触也触不到的。”

寻找苏青

文/王安忆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金性尧老先生的《忆苏青》。文中有一节,是写五十年代,金性尧老与苏青所见最后一面,“她穿着一套女式的人民装”。这套服装确是出人意外,总觉着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因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苏青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即便是在文学里,她被我们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

一些生活的细节,再进一步抑或还有些环境的气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从公寓阳台上望出去的街景,闹哄哄,且又有几分寂寞的;还有女人间的私房话,又交心,又隔肚皮。这些都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张爱玲却是远着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个。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着距离,将自己藏得很严。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这一系列人物的声音。

只有一次,是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不慎漏出了一点端倪。是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冷战时期,有一晚,在浅水湾饭店,隔着房间打电话,范柳原忽念起了诗经上的一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总觉得,读诗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情故事,说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这只是个说法,其实,是在那“死生契阔”中。那个时代的上海,确有着“死生契阔”的某种特征: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未来更如梦。但这是旁观者所看见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剑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的声音听到头来,便会落空,她满足不了我们的上海心。

因此,张爱玲是须掩起来看的,这还好一些,不至坠入虚无,那些前台的景致写的毕竟是“上海”两个字。苏青却跃然在眼前。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好像看得见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看见她活跃的身彰,她给我们一个麻利的印象,舌头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说敢做又敢当。我们读她的文章,就好比在听她发言,几乎是可以同她对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定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

我们是可在苏青身上,试出五十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张爱玲却是触也触不到的。

可是,我们毕竟只能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故纸堆也积成了山。许多事无从想象。即便从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她的上海话是带口音的,有些乡土气息。那样的上海话讲述的故事听都听得懂,想却要想走样的。

所以,当知道苏青在我们身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惊得很,总觉得她应当离我们远一些。张爱玲不是远去了,她避开了穿人民装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旧人,虽生犹死。苏青为什么不走?由着时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线,隔离着我们的视线。

苏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侍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当然,不是钻木取火的那类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进步以后的,科学之外,再加点人性的好日子。

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口,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这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霉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苏青就是和你讨论这个的。

这种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为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

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这样的生计没什么诗意,没什么可歌泣的,要去描写它,也写不成大篇章,只能在报纸副刊的头尾占一小块,连那文字也是用的边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未节。

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这颗心是很经得住沉浮,很应付得来世事。其实,再想一想,这城市第一批穿女式人民装的妇女,都是从旗袍装的历史走过来,苏青是她们中间的一个。不能接受的原因只在于,苏青留给我们文字,使她幡然眼前,而其余的人,都悄然淹于历史的背后。所以我们就把苏青的形象规定了,是旧时的装束。再说,她又没有给我们新的文字,好让我们去揣度新的形象。

说起来也是,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就有了传奇的色彩,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用,还须格外地将这日用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

别的地方的历史都是循序渐进的,上海城市的历史却好像三级跳那么过来的,所以必须牢牢地抓住做人的最实处,才不至恍惚若梦。要说苏青聪敏胜人一筹的,就在这地方,她脑子清楚,不做梦。苏青的文章里,那些识破骗局的人生道理,总是叫人叹服。尤其是关于男人女人的,真是撕破了温柔的面纱,一步步进逼,叫人无从辩解。

苏青不免得罪了两下里,男人和女人都要把她当敌人,但毕竟太过激烈,也流露出些言不由衷的意思。好像故意要把温情藏起来,好使自己不软弱。并且,一点松懈不得,稍不留意就会被打了伏击。这就是独立女性的处境,以攻为守的姿态。内心里其实还是希望有男人保护的。她与张爱玲对谈时,不是提出过标准丈夫的五条要则吗?尤其是第五条,「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是希望丈夫如兄长的。只是知道现实不可能,也知道即便可能却是要付代价的,便采取放弃。

她既不要了,就有了权力批评。她比那些编织美梦迷惑自己的人要硬朗、尖锐,却也少一些诗意。她是看得穿的,张爱玲也看得穿,张爱玲看穿了的底下是「死生契阔」,茫然之中却冉冉而起一些诗意,是人的无措无奈因而便无可无为的悲和喜,是低伏了人仰视天地的伟岸而起的悲和喜,是有些悲极而喜的意思。苏青的看穿却有些看回来的意思。晓得做人是没意思的,就挑那些有意思的去做,晓得人是有限的,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周转,晓得左右他人没有可能,就左右自己吧!

都是认清现实,也都是妥协,张爱玲是绝望的,苏青却不肯,不肯也不是强命的不肯,而是直面的,在没意义中找意义。但她不像冰心,在人世间能找到许多爱的。她的处境比冰心严酷得多。倒不是说处境不好,而是上海这地方做人的欲望都是裸露的,早已揭去情感的遮掩,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爱」也不是没有,而是显得不实惠。所以,苏青是不能靠「爱」来安慰,而是需要更实在的东西。

因此,她也是不会如丁玲那样,跑到延安找希望。连延安的希望于她都是渺茫的,她就是实到这样的地步,只承认她生活的局部给予她的感受,稍远一些,不是伸手可及的,便不被纳入她的现实。像她这样一个很少浪漫气的人会做作家,也只有在上海,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庞大的市民读者成全了她。

说苏青目光短浅不错,她到底还是诚恳的,忠实于一个井底之蛙的见识。那些锋芒只能气人,还伤不到人。她对人世谈不上有什么大仇大恩,大悲大喜。只不过是一些负气和兴致,这特别适合用于上海这个地方,用来对付眼前的人和事,最有效果,它占不了多少精神空间,是日常起居的形态。也别小看了它,它不过是从小处着眼,却是能做出大事业的。

上海这地方的高楼和马路,哪一桩是精神变物质地变出来的?全是一砖一石垒起来的。你一进这城市,就好像入了轨,想升,升不上天,想沉,也沉不到底,你只能随着它运行。理想和沉沦都是谈不上的。有这两样的早晚都要走,张爱玲走了,萧红也走了。

萧红的悲和喜都显得太重了,在这里有些用不上,那是用于呼兰河的大园圃的。男性还好些,可到民族危机、政治风云中去开辟精神的天地,建设起他们的大恨和大爱。又是在那样的年头,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女性却是生活在世道的芯子里,凭的是感性的触角。说是自私也可以,总之是重视个人的经验超过理性的思索。上海这地方又是特别能提供私人经验的,不是人生要义的性质,是一些是非短长,决不是浪漫的萧红所要的,却是正中苏青的胃口。

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人们只看见上海女市民的摩登,因这摩登是欧美风的,尤以巴黎为推崇,于是便以为上海女市民高贵优雅,却不知道她们的泼辣。张爱玲的小说里写了这泼辣,可小说是小说,总是隔一层。要看苏青的文章,这泼辣才是可信的。那能言善辩,是能占男人上风的。什么样的事她不懂?能瞒过她的眼睛?

她厉害、刻薄,却也不讨人厌,这便是骨子里的世故了,是明事理的表现,也是经事多的表现。面上放开着手脚,无所不往的样子,心里却计算着分寸,小不忍却不乱大谋。是悉心做人的意思,晓得这世界表面上没规矩,暗底下却是有着钢筋铁骨的大原则,让你几分是客气,得陇望蜀却不可。所以她不是革命者,没有颠覆的野心,是以生计为重的,是识相和知趣,上海女市民个个都懂的。在她们的泼辣里藏着的是乖。这乖不是靠识书断字受教育,是靠女性的本能,还有聪敏和小心。

假如能够听见苏青说话,便会在上海的摩登里,发现有宁波味,这是上海摩登的底色。于是,那摩登就不由自主地带了几分乡下人的执拗,甚至褊狭。这摩登看久了,能看出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你看那些旧照片上,南京路上如林的招牌店号,密密匝匝,你争我抢的样子,天空都挤窄了。底下的人群也是一窝蜂地上,橱窗里有什么,身上就有什么。都说上海热闹,这热闹也叫起哄,众人柴火焰高的。看那霓虹灯的颜色,其实是一股子乡气。没有些耿劲,是挤不进摩登的行列。

看野史里面说,当年的江青午夜从片厂一出来,遇到劫路的,抢她的钱袋,她死拽住不放,让打得鼻青脸肿,硬是没让得手。女朋友说,何必呢,她回答道,上海这地方,没有钱一步也不行。我说的就是这股子劲。

当然,苏青是要从容些的,因为她比较伶俐。光靠她留下的文字,很难为她画个像,但大约她是那种「鉴貌辨色」的人,挺有人缘的,连孤僻的张爱玲,都与她做朋友。在上海,没有朋友也是一步不行的,苏青的任性是表面,属于资力部分的,心里却很机敏,准备着应变。

想当年,她是何其活跃的一个,这活跃里使着心力,好在她精力旺盛,这也是乡下人的脾气,不偷懒,不娇惯。上海,可不是大小姐的世界,它讲的也是男女平等,是对女性收回权力,也收回责任,不是像延安那样,对女性讲照顾。

苏青的小说《蛾》,是有些「莎菲女士」的意思,虽是浅显简单,热烈和勇敢却相似的。后来,丁玲去了延安。丁玲是要比苏青「乌托邦」的,她把个性的要求放大和升华了,苏青却不,她反是要把个性的要求现实化。她过后再没写过这样的「五四」式激情的小说。《结婚十年》几乎是记实性的小说,一点没有夸张的,如实记叙。

理想和牺牲都是言过其实,虚张声势,其实又何必呢?飞蛾扑火是太艺术化了,而苏青即使在文章里,也不讲艺术的。这是她好的一面,就是真实。苏青写文章,凭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见解。她的见解不是有个性,而是有脾气。这脾气很爽快,不扭捏,不呷咳,还能自嘲,单刀直入的,很有风格。

而像个性,却不是讲风格的,而是讲立场,这个,苏青没有。《蛾》里面的那一点,大约也是从俗了。不过,她的文字工夫还是好的,最大的优点是明白,描人画物,生动活泼,说起理来也逻辑清楚,推理直接,带着些诡辩,你很难辩过她,每一次笔战,都以她的一篇最后收尾。这是有些宁波风的,俗话不是说「宁与苏州人吵架,不和宁波人说话」?上海这地方,要的就是凶,是随大流里凶过一点头,就是超凡出众。

要找苏青,其实不难找,那马路上走着的一群一伙的女子,都是苏青,苏青不过是比她们凶一点的。当然,苏青还会写文章。

悬铃木的叶子换了多少代了,叶子下的苏青也是换了装的。这城市能撑持到现在,那灯说亮就亮,人是漫漫的一街,都是靠苏青的精神挺过来的。这马路上赶超先进的摩登,十年走完百年的路,也是靠苏青那心劲挺过来的。再要看那报端报尾的文章,苏青和她的论敌又回来了,不过是零碎了一些,散了的神来不及聚起似的。找一个苏青,来的却是一大批,偃旗息鼓数十载,此时又凶起来了。

都在说上海的繁华旧梦,梦里的人知道是谁吗,说是苏青你们又不信,她是太不够佳人倩影了。要说上海旧梦的芯子是实实的一团,也怕你们不信。事情一要成梦,不由就变得轻盈起来,苏青却没有回味的余地。宁可是张爱玲,也不能是苏青。因为张爱玲虚无,而苏青则实实在在。

想明白了,才觉得苏青是可以穿那女式人民装的,金性尧老先生不是说「当时倾国倾城的妇女都是清一色的,要知道在五十年代这便是风靡一时的女式『时装』了」?苏青为什么不穿?这就是苏青利落的地方。要是换了张爱玲,麻烦就大了。

其实,旗袍装和人民装究竟有什么区别?底下里,芯子里的还不是一样的衣食饱暖。雪里蘸还是切细的,梗归梗,叶归叶;小火炖着米粥,炼丹似的从朝到夕,米粒儿形散神不散;新下来的春笋是用油酱盐炯的,下饭甚是可口。这平常心虽是没有哲学作背景的,却是靠生活经验打底,也算得上是千锤百炼。

张爱玲也是能领略生活细节的,可那是当作救命稻草的,好把她从虚空中领出来,留住。苏青却没有那么巨大的虚空感,至多是失望罢了,她的失望都是有具体的人和事,有咎可查,不像张爱玲茫茫然一片,无处抓挠的。苏青便可将这些生活细节作舟筏,载她渡过苦海,在这城市最暗淡的时日里,那紧掩着的三层阁楼窗户里,还飘出一丝小壶咖啡的香气,就是苏青的那舟筏。

这城市的心气高,就高在这里,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抓得住的决不放过,有一点是一点。说是挣扎也可以,却不是抵死的,是量力而行。当然,也有亢进和颓唐的,但我讲的是中流砥柱。那最大群最大伙的,却都是务实不务虚,苏青是其中的一个,算得上精英的。

在那个飘摇的孤岛上海,她只有将人生看作一件实事,是必要的任务,既然不可逃避,就要负起责来。还有以后的许多飘摇不定,都是凭这个过来的。不谈对上帝负责,也不谈对民众负责,只说对自己,倒是更为切实可行。在这个城市里做市民,是要有些烈士的心劲,不是说胸襟远大,而是说决心坚定,否则就顶不住变故的考验。

苏青是坚持到底了。作为一个作家,她是从文坛上退场,默默无闻,连个谢幕仪式都没有。可作为一名市民,她却不失其职,没有中途退却。她的被埋没,其实也在意料之中,时代演变,旧的下场,新的上场。传奇的上海,又将这替换上演得更为剧烈,当年的声色,有多少偃旗息鼓,烟消云灭。一个苏青,又有什么?她不早就说过,在人家的时代里,只能是寄人篱下?

我想,苏青即便是穿人民装,那人民装也是剪裁可体,并且熨烫平整,底下是好料子的西裤。等那毛料裤磨损得厉害了,苏青便也上了年纪,到底好将就些。

不是大彻大悟,而是没办法。没办法就没办法,牢骚是要发几句的,苦经也须叹叹,然而,仅此而已。

文章来源:《上海文学》199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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