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焚烧的庭院，不见光明之火。——李勇，《郊区的文学》展览文字如果世界是肉身，那么身体和世界的界限在何处呢？——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也许郊区并不存在。我们通常所谈论的郊区，不过是附属于中心城区的一个环状辖域。它似乎不得不活跃在城市发展的外围，边界浮动，差序漂移，仿若游牧。毗邻性是它的成因，过渡性是它的常态，混杂性是它的语言。它昼夜不停地测算着与中心城区的裙带关系，趋近着转型也即抹除自身的城市化时刻，窃窃私语着诸多语法闯入的崎岖病句……这几乎不再可能是一个地理空间，而更像一个不规则的没影带：由绘制城市这幅绘画所需的诸多透视的没影点形成的集置区。在李勇的个展《郊区的文学》中，郊区的经验被设定开始于一个艺术家所称“历史机遇”中现实主义艺术的装置：凉亭。展厅入口处的凉亭，显然是经过反复考虑后的放置。据李勇介绍，这件作品的原型是重庆黄桷坪社区居民集体搭建的休息亭：在复杂的山势地形和有限的空间环境里，某种临时的拼贴、搭建与构造，适配成一个不规则的公共装置。瓷砖好像是别处弃用的，被收拾过来凑在一起，然而并不能铺满，几处地面裸露着，并且有野生的蕨类植物从地下冒出来，一簇簇的，仿佛是凉亭的自然的一部分。'这个休息亭是社区居民集体创作的公共空间，除了生活职能的信息交流更多是身体记忆的建筑。适配的构造和审美有一种新文化的气息，历史机遇就是现实主义艺术。'
我们甚至不能轻易说这是被创造的作品，或者说被设计的建筑物，因为那个创造和设计的作者不曾获得显明的主动性，其表达是被动的，其内容是拼凑的。似乎是某种身体的适配欲望让这一装置成形，即便如此，如此欲望仍然是被限制的，或者说被支配的。限制的势力不仅来自所在的社区、所处的地势、所用的材料，而且来自诸多不可见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甚至不曾为当前的集置状态有备而来。整个适配的过程，与其说是身体的欲望在有限性中适配出某种形式，不如说是身体的欲望像骰子一样被抛掷出适配的机遇。输赢仍然是未知的，但活的肉身终于有了选择押大还是押小的机会。正是基于一种“被动的限制”（引自艺术家余果）情状下的欲望适配，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勇在《郊区的文学》展览中有意让身体的表征缺席了，或者说主动地让身体进入“被动的限制”状态中，继而将瓷砖、木板、 水泥以及蕨类植物等，转换成身体的具身化质料，经由这些质料适配而出的形式，重新塑造了活的肉身，哪怕是一具弱势的肉身。理解弱势的肉身，或者说理解身体缺席之后的具身化，将有助于重新理解郊区这一没影地带，同时也将帮助我们再次认识何为郊区的文学。来自重庆第二棉纺织厂（“重棉二厂”）退休老人的一床棉被，将弱势的肉身进一步地展示了出来。
'对棉被上几何抽象图案的反复叠加和拼接占据了一个患癌婆婆以后主要的日常生活。不是挚爱也不是信仰，它只是对病痛折磨的一种抵抗和遗忘。只有在这个创造行为中她才想起一个曾经年轻的女工对未来美好期望的灵魂。'
这床棉被上的图案由旧布料缝制而成，出自一位身患癌症的婆婆之手，是艺术家在照顾生病的母亲时在医院认识的。布料原有的花纹让被面显得复杂绚丽，可是仔细辨认，却能发现所有图案都来自几种固定样式的拼贴、叠加与重复。一针一线之际，旧布料、癌症的苦痛、日复一日的治疗与过活，以及曾经作为一个纺织女工的记忆，都被缝制到了几乎已失去图案线索的被面中。艺术家在贴于展厅地面的纸条上写道：“只有在这个创造行为中她才想起一个曾经年轻的女工对未来美好期望的灵魂。”然而这是怎样的一个创造行为呢？类似的追问，还有在“凉亭”这一装置中出现的词语——历史机遇，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历史机遇呢？是否存在一种创造行为，它几乎什么也不创造。它可能只是跟随，跟随时间，跟随生活。它可能只是简单的劳作，打发时间，重复生活经验的上手状态。它可能只是适配，适配生存境遇中“被动的限制”。它也可能只是欲望，在癌症中欲望，当然也在记忆中欲望。是否存在一种历史机遇，它甚至从未被书写，而只是痕迹。不知名的、不具名的、或许终将被匿名化的痕迹。又或者只是对事物纹理的日常照料，只是发出活着的响动。被拼接的瓷砖，被涂抹的水泥，被重新起用的旧布料，被缝制的花样图案，还有被治疗和被等待中的病症与身体。'模仿的静物摄影是由老花瓶摆拍下家庭生活的幸福感，铝塑板的色彩还没装饰着生活，所有都还只是生活没开始的建材和准备，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的皮肤。生活在开始或者结束中，唯有跟身体相关的当时和此刻才是唯一被铭刻书写的时间。'
在所谓“创造行为”和“历史机遇”的没影带，由材料、痕迹、图案、色彩所适配的那具弱势的肉身，于被限制的情境中，无以给出同时又持续地给出那可感与可见的具身化现实。这也正是艺术家在《郊区的文学》中试图展示的那种工作：塑造弱势肉身状态下的“创造行为”与“历史机遇”。然而区别于雕塑和书写，艺术家既没有纠缠于各种材料的塑形化，也没有流连于身体记忆的文学化，而是专注于身体、材料与事件的可感性，将弱势的肉身呈现为一个纯粹的厚度。这一肉身很难被还原为艺术家的身体，或者社区居民的身体、癌症的身体以及纺织女工的身体，也难以被指认为具体的某一种材料、某一段记忆或某一个事件。简单而言，这一肉身不预制任何现成的物化及其形式，在可感的纯粹厚度之外，它从不事先塑造。它几乎什么也不创造，但从来不是创造的对立面；它甚至从未被历史书写，但也绝不是历史与书写的双重反对者。这一肉身在被限制的和被塑造的之间，是那发出限制的和给出塑造的相互侵越的动态制图，它跟随、记录、承受、适应，同时也进行着测量，并即时尝试着适配自己的欲望。
'微风之南，郁热是落日的余温，南方有嘉木，甘蔗里有情歌，等待歌唱吧。'
《郊区的文学》中，弱势的肉身来自诸多现成事物：凉亭的瓷砖，蕨类植物，一床棉被，一张纺织女工的旧照片，被文字镂空的钢板，或闲置或构形的木板，家中装饰的花瓶，等等。艺术家没有提供一份清单，更没有明确提示这些事物的来源，这些事物的出现在《郊区的文学》中接近于哲学家曾经论述过的“自为的可感”。质料的可感性，为我们提示了艺术展示的情境，比如家中装饰的花瓶对家庭生活的提示，被文字镂空的钢板对郊区生活的提示，甘蔗对南方的提示，棉被对日常生活的提示，凉亭对社区的提示，起伏的绿色木板对地形的提示等。种种提示，种种情境，种种装置。如前所说，在李勇这里，装置的意味更多地是在配置的适应中所展露的弱势创造行为以及潜在历史机遇，或许如此行为以及如此机遇，只能是临时的、过渡的、混杂的，人可能是匿名化的，身体也可能是缺席的，但肉身的风景不会消失，因为那一具弱势的肉身终将在没有人作证的见证之地出没。
'花瓶插满鲜花，桌上摆满水果，让青春闪光。'
“撒马尔罕的蓝”这一部分，对于可见的想象而言，或许有点突兀，却也是整个展览中极具张力的所在。一方面，它非常内敛地与展览的其他内容（比如甘蔗林和未能抵达的南方、镂空钢板和郊区的路上、棉被和癌症婆婆的日常等）产生了一种无声响动（这一响动在弱势肉身的情境里不曾发出任何声音，而只是一种声音的可感性）的牵连；另一方面，“撒马尔罕的蓝”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想要重构之前所有的适配情境，虽然这一重构的激情终于还是悬置了：一种想象的考掘与建造的尝试，让一座城市变得可见的同时也可能抹除那一弱势的肉身。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得不说，恰恰是“撒马尔罕的蓝”挽留了撒马尔罕。'人是风景的历史，人也是风景的建筑物。人创造了历史就成了风景。'
从记忆中郊区的路上，到微风吹拂的未曾抵达的南方，再到撒马尔罕，李勇为《郊区的文学》绘制了三重地理空间，然而不管是哪一重空间，身体都不曾离场。就像艺术家自己在展览的一段文字中强调的，“生活在开始或者结束中，唯有跟身体相关的当时和此刻才是唯一被铭刻书写的时间”。“跟身体相关”，在艺术家这里，或许指的是一种经验的相关、记忆的相关、现实生活的相关、欲望的相关、想象的相关等，除此之外，有必要补充的是，这也跟材料的可感性有关、跟基于可感性的身体之间以及身体与社会之间的交织相关，还跟可感的纯粹厚度有关。'他们一起出城，一起云游。在广场和集市的花园，等到了东方的种子。被焚烧的庭院，不见光明之火。长袍的皇帝一言不发，撒马尔罕的蓝，映射在锤碟金杯的口沿。'
纯粹的厚度，如被镂空的钢板的厚度，如棉被的厚度，亦如凉亭水泥基座的厚度。这一厚度无以测量，不曾等值于展示着的事物，却又与所有事物的可感性及其自在自为的质料-形式紧密勾连。通过纯粹的厚度，我们或可试着重新打量郊区这一特殊区域：一个基于毗邻性被设定的区域，如何重新布置自己的势力范围？我们讨论的是身体所在的郊区现实，还是郊区所塑造的身体现实？身体与郊区各自的边界又在哪里？当有人把某个生活地带认作郊区的时候，那个被指认的事物与关系究竟是什么呢？难道郊区只是一个城市规划版图上的变动标记？难道是一架有着环状带胃的消化机器？随时蚕食中心与边缘的轮齿，排出秩序归并后的残渣硬物，这架机器似乎注定消化不良。要么是一台深谙投资学的计算机？镇日操弄着空间生产的呼吸机，在价值的病床上抢救哮喘患者，哪怕氧气满是腥味。也可能是一个黑匣子般的“中文房间”，大量输入外来者和新居民的窃窃私语，翻译并输出为一种官方的或时尚的流行话语，然后不再需要在意是否有人真的在说这门语言。如果我们不能从郊区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中，哪怕丝毫地感受到并认领那具脆弱的肉身，那么郊区要么从未存在过，要么就已经无所不在。我们或许正置身于郊区的归零辖域之中。
'公共的铁马围栏和私人居室的水泥围栏在香蕉弥散的香甜时间中慢慢消散和拉近着它空间的边界和隔离。只有气味作为一种在地的时间留存。'
从弱势的肉身出发，郊区的文学，也是卡夫卡所说的那种弱势的文学（minor literature，或译：少数的文学、小民族的文学、小型的文学）。它完全满足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论述的，弱势文学的三个特点，即：语言脱离领土，个人跟政治挂钩以及表述行为的群体性配置。虽然今日的情境和卡夫卡谈论的已有所不同，但至少身体的欲望仍然活跃，某种势力也从未消歇。弱势的肉身正是郊区被动脱离规划领土之时的群体性配置的事件，只是对于艺术家而言，这一系列举动，被转换成了新的任务：让身体在被限制的情境中重新被塑造，让身体在缺席的展示中成为质料的分延。这一肉身，就像艺术家在展览现场所使用的光亮：被水泥和铁网遮挡的光亮，穿过镂空钢板上字体缝隙的光亮，如风一般拨动窗帘的光亮……和这些光亮一样，也许弱势的肉身不免耗散，但它将持续地分叉、延展、交织、穿透并幸存，它自在自为的可感着，仿若一个乌托邦化的连通地带。出生于重庆秀山，四川美院毕业目前工作居住于重庆。个人创作更多是基于个体经验与历史现场以及集体记忆做为世界遭遇的当前存在，通过装置、绘画、现场文本等不同媒介的综合表达，构成一个由感觉结构构成的视觉叙事，留出一个可感的停顿空间，以提示一种情感记忆和肉身遭遇在现时资本景观下的脆弱历史感。主要个展：“在到达之前停下来”成都麓山美术馆，2018；“像一个波浪打碎在岩石上” ，重庆器空间，2017；“短篇小说”，上海元画廊，2015；“缓释：意义的空地，重庆器空间，2013；“允诺作为想象之物”，北京禾木空间，2012；“话语志”，重庆岭空间，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