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窗理云鬓 对镜帖花黄

晋朝妇女穿红色广袖短襦,绿色长裙。(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晋代金质花钿(黄沐天设色)。

本文图片均选自《褒衣洒脱博带宽——六朝人的衣柜》

【读书者说】

春节娶媳妇过年,春节穿新衣戴新帽,欢欢喜喜过大年,这是几千年中国人的心之向往,更是一种根植于文化的传统礼俗。

一首《木兰辞》展示了古代女子浴血沙场的英姿,巾帼不让须眉。战争结束回归故里,代父从军的花木兰脱下战时袍,恢复女儿身,梳妆打扮,尽显小女子的姿态。“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木兰辞》中的“红妆”“额黄妆”,其实是在佛教艺术影响下诞生的一种古代妇女妆饰,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反映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人文风貌。笔者新著《褒衣洒脱博带宽——六朝人的衣柜》,就是一本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六朝春节婚俗的妆容与服饰时尚的解读。

一.婚嫁新娘用红妆

红妆即红粉妆,以胭脂、红粉涂抹脸部。红妆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得以发挥,颇为流行,这一时期的诗歌有红妆的反映。南朝齐谢朓《赠王主簿》云:“日落窗中坐,红妆好颜色”,女性着红妆也符合其性别身份,更能展现出女性的妖娆。

红妆是南北朝时期女子出阁成婚的常用妆容。对于红色的崇尚,由来已久,按照五行学说,朝代更替,也要正朔色。以木为德,其色崇青;以土为德,其色尚黄;以金为德,其色崇白;以火为德,其色尚红;以水为德,其色崇黑。红色在周代、汉代都受到推崇,周代官员喜欢穿着红玉一般色彩的细毛袍子;汉高祖刘邦号称赤帝子,汉代尚红。南北朝时期尚未形成明代以降的红色婚服制度,但是因为红色有红火的寓意,加上胭脂在此时已由北方传入中原,因此,红妆在女子中流行,婚礼中新娘妆容亦倾向于红妆。梁简文帝《美人晨妆》亦云:“娇羞不肯出,犹言妆未成。青黛随眉广,燕脂逐脸生。”施了胭脂红妆的女性更加妩媚动人。

除了红妆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妆饰还有酒晕妆、桃花妆、飞霞妆、晓霞妆、面靥妆、半面妆、斜红妆、啼妆、紫妆、点妆等多种,造型上颇为夸张。

二.女性扮美帖额黄

新娘是女人一生最美的时刻。爱美的女性,尤其是出阁的新娘,对于梳妆打扮那是刻意追求。南北朝时期的女子除了两颊的妆容,还有额头的妆饰。《木兰辞》中“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前者说发型,后者说额妆。

受佛教艺术影响,此时的女性流行在额头涂黄、贴黄,黏贴在额上的薄片又称花黄。梁代江洪《咏歌姬》云:“薄鬓约微黄,轻红澹铅脸。”梁代简文帝萧纲的后宫嫔妃盛行作额黄妆,简文帝每天所见,印象深刻,因此在他的诗歌中屡有反映,《美女篇》云:“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戏赠丽人》云:“同安鬟里拔,异作额间黄。”这些薄片除了染成金黄,也有染成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成为面饰的一种,因贴的部位不同,形状色泽不同,又称为花胜、罗胜、翠钿、金钿等名称。

对于“花黄”,有的观点倾向于就是额黄妆,有的则持否定的观点,认为贴花黄已脱离了额黄的范畴,更多地接近花钿的妆饰。前面已经说明额黄妆有两种,一是染色,二是贴黄,后者与花钿有近似,但是贴的是染黄的薄片,仍然属于额黄妆的范畴,至于花钿所贴饰品色彩较之花黄更丰富。花钿是古时妇女脸上的一种花饰,又称花子、花钿。有观点认为梅花妆即是花钿,不准确。我在拙著《褒衣洒脱博带宽——六朝人的衣柜》中有论述:寿阳公主的梅花妆确有与花钿相似之处,即在额上画出花瓣妆或用花瓣饰品贴在额上。但是花钿使用金属材质后,花钿分为两种:无脚花钿与有脚花钿。前者与梅花妆接近,以薄片饰品贴额上。后者则是花钿金属材质,连接上短柄,插到发髻上,成为发簪。

考古发现,两晋时期已经出现薄片饰品与连短柄的这两种花钿,江苏南京北郊、郭家山、幕府山、中华门外南山顶等多处晋墓出土了金质花钿实物,薄片花瓣形花钿与有短柄的鸡心形花钿都有。梁朝庾肩吾《冬晓诗》:“萦鬟起照镜,谁忍插花钿。”注意诗中说的是“插花钿”,而不是贴花钿,也不是“对镜贴花黄”的行为。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也有“反插金钿”之语。

三.高髻彰显个性

以东吴、东晋、南朝为朝代概念的六朝时期思想开放,个性彰显,给女性提供了追求美丽,展示美感,创造美事的空间。此时的妇女发式,呈现出多种多样,花样百出,争奇斗艳,各领风骚的状态。发式有反绾髻、百花髻、芙蓉归云髻、凌云髻、随云髻、盘恒髻等。缬子髻形制为编发为环,以色带束之。盘恒髻,形制为梳挽时将发掠至头顶,合为一束,盘旋成髻,远望如层层叠云。飞天髻形制为梳挽时将发掠至头顶,分成数股,每股弯成圆环,直耸于上。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中描绘了灵蛇髻。梳理时将发掠至头顶,编成一股、双股或多股,然后盘成各种环形。因为发式扭转自如,如同游蛇蜿蜒、灵动,故名。传说灵蛇髻为魏文帝皇后甄氏创制。《采兰杂志》记载:“甄后入既魏宫,宫廷有一绿蛇。……每日后梳妆,则盘结一髻于后前。后异之,因效而为髻,巧夺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号为灵蛇髻。宫人拟之,十不得其一二。”

自两晋以来,南方妇女的发式就渐趋高大,社会时尚,尤其是女性以高发髻为美。《晋书·五行志》记载:“太元中,公主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发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妇女头发梳理的发髻,仍然达不到社会时尚推崇的高耸发髻,女性就借助木笼,做成高大的假发髻。这种假发、假髻、借头相当于今天戏剧中的“假头套”,但是比假头套要高大。庾信《春赋》有云:“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高大的发髻在头顶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盘结,高耸,造型奇特,可以衬托出身材的修长,有强烈的视觉效果。

四.褒衣博带成时尚

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服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汉族服式,即承袭秦汉旧制;二是少数民族服饰,承袭北方习俗。

当时,衫是汉族男子的主要服饰。衫和袍在样式上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别:按照汉代的习俗,凡是称为袍的,袖口应收敛,且装有祛口;而衫却不需要祛口,袖口非常宽敞。由于衫基本不受约束,因此魏晋时期的服装日趋宽博,这也成了当时的风俗,并对南北朝服饰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王公贵族、文人雅士还是平民百姓,都以褒衣博带、宽衫大袖为尚。《洛阳迦蓝记》云:“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文人雅士最喜欢穿衫,宽大的衫子成为当时最具个性化的服饰,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就好穿宽大的衫子。竹林七贤基本上都做过官,但是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放弃官职,甘于做山野之人,抚琴长啸,寄情山林。他们穿的服饰不是官服,而是百姓的服饰,宽大的衫子,飘逸的风度,是他们蔑视权贵,鄙视世俗,纵情山水,精神奔放的最好写照。

从东晋一直到南朝各代,服装主要的发展方向是趋向宽松肥大。《晋书·五行志》云:“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其原因无外乎士大夫生活安逸,纵情放达,追求飘逸的感觉,“褒衣博带”正好体现出飘逸之感。直到梁代,士大夫还喜欢穿肥大的衣服,系着宽松的长带,头戴高帽,足蹬高齿木屐,仪态潇洒从容。

五.女性服饰上俭下丰

六朝时期的女性一般上身穿衫、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上俭下丰,裙子曳地,下摆宽松,以达到俊俏潇洒的美学效果。

贵族妇女的服装虽然还有长裙曳地、宽衣广袖,但是已经渐渐减少,代之以交领长裙或上衣下裙分装。裙外腰间加有带若干飘带的斜角形、三角形围腰。此时的襦衫以瘦小紧身为尚,衣袖宽窄不一。裙长盖于脚面。裙是以上俭下丰的斜片布料拼合而成,裙摆较为宽大。在江苏南京石子岗、幕府山等地出土的六朝侍女陶俑中,可以看到这种服饰的风格。

六朝时期的婚服体现“上俭下丰”即上窄下宽的风格,沈从文先生考证面料则选用白色薄质丝绸制作。注意,并不是后来的红色婚服。上衣以衫子为主,外罩短襦,下裳为裙。衫有单层与夹层之分,沈约《少年新婚中咏》诗云:“裙开见玉趾,衫薄映凝肤。”说的是单衫,轻薄透明,但是古代婚礼一般不在夏季,集中于冬季的春节等节庆日,新娘内穿薄衫外套短襦,披夹衫等。举办新婚仪式时,新娘要风度不要温度穿薄衫也是常事,今天的婚礼活动中,新娘穿婚纱楚楚“冻(动)”人也是一样。富裕人家,婚礼大厅里也会点上炉火,提高室温。

六朝人追求服饰之美,创造服饰辉煌,固然有彰显个性,陶醉美感的因素,也有“为悦己者容”的激情与豪迈。六朝男性率性而动,不拘礼节,六朝女性何尝不是敢作敢为敢爱的主?婚礼中的女性更是扮美妆靓,广袖舞翩翩,纤腰更娉婷,薄透时尚美,裙长身姿秀。

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中华服饰文化精神文明的内涵。精神活跃、思想解放、尊崇个性的六朝,“褒衣博带”风尚,“上俭下丰”风格,“傅粉施朱”妆容,“高耸如云”发式,无一不彰显六朝的社会风情,体现服饰文化格调。六朝之美,美在个性,美在衣尚,美在文化。

(作者:黄强,系服饰史学家、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客座教授)

《褒衣洒脱博带宽——六朝人的衣柜》 黄强 著 商务印书馆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