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兆宏：我的童年
我 的 童 年
段兆宏
我的老家在枣（阳）南山区吴店镇白水村，地处古刹白水寺分水南面。童年时，村叫大队，我们四队二十多户，一百来人，一般沾亲带故。我们姊妹五个，我是长子。解放后，父亲一直担任生产队会计，我家门前院子是生产队开会的地方，社员们常来我家对工分、对账。这样以来，与同龄伙伴相比，我知道生产队的事情就多一些。1977年，我十四岁从大队小学毕业。童年时值“文革”，或许是少不更事，或许是穷乡僻壤，或许是没有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或许是社员们思想朴实……我没有看到有些作家笔下的腥风血雨；对“一大二公”、移风易俗、斗私批修、斗地主、勤工俭学、学雷锋、农业学大寨等倒是印象深刻。当年的学校，缺少章法，教学无序，小学生参加了大量社会活动，承担了太多与年龄不相符的体力劳动和政治教育。文化知识学的少，读书前途渺茫，很多人认为读书无用，一些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很不在意。
一、上学 · 识字 · 写字
我们生产队年纪大的基本上没有上过学。在他们看来，读书就是识字，起码要会算账，不能当“睁眼瞎”。最高层次是高中毕业，上大学靠“推荐”，而且指标极少，一般老百姓是沾不上边的，也不敢往那儿想。农村人终身务农像是铁定的，与吃商品粮的铁定招工拿工资一样，真是泾渭分明。高中毕业后谋个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信贷会计、电影放映员等差事，是很多农家子女的理想。还有一些门路，可以逐步走出农村，如当兵转业、亦工亦农、民工建勤、粮食助征等，但这些门路都很窄，能挤进去靠的不是力气。
我家距大队小学三里多路，学校五个年级五个班五个老师，两个公办老师，校长也代课，老师伙房由老师轮着做饭。每个班二十人多人，全部走读。课程主要是语文和算术，课外作业很少，一二三年级还有课本，四年级就没有了，五年级学得还算扎实。大部分老师比较负责，想着法子教书，我们读书识字、遣词造句和加减乘除运算效果还不错。没有课本的时候，老师们就用往届同年级课本在黑板上板书，还要求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诗词，《毛泽东选集》中“老三篇”等篇章是我们语文课的重要内容。三年级以后，勤工俭学成为上学的一部分，师生开荒五十多亩种龙须草等经济作物，还要参加大队安排的义务劳动和群众大会。
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课本知识学的少，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就成了主要内容。强调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集体、爱劳动；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节约粮食、拾金不昧等。大家对住草屋、吃菜饭、打赤脚、穿补丁衣裳习以为常；对“三只手（小偷）”、“说白话（撒谎）”、懒汉却十分痛恶和鄙视；学雷锋，做好事，学英雄，见行动是广受推崇和褒奖的荣誉行为。那时的“三好”学生，主要是指思想品德好。
在家里，父母很重视我们读书写字，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我们背课文。父亲还把给贵阳的伯父和荆门的姐姐写信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家备有两块一米见方的木板，晚饭后，父亲往往忙公家的事，煤油灯下，妈妈做着针线活，我们姊妹几个在木板上写字。她认不得字，衡量标准是：字体方正，粗细均匀，上下对齐，左右一条线。如果她说不行，就得擦掉重写。那时候，我家的墙上、门上、柜上、地上到处都有小娃们写的字。我们姊妹几个虽说文化程度不一，可字写的都是比较工整的。
父亲上过两年私塾，算是生产队里的文化人。诸如写宣传标语，为公家写对联，为谷（麦）堆打灰印等，一直由他来办。我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就有意把这些事交给我了，他只是偶尔指导。我们生产队有仓库、牛屋十多个门，对联内容都是从农历本和毛主席诗词中摘抄的。有一年，社员们看到牛屋的对联后大笑起来，原来是我把有计划生育内容的对联贴在了牛屋门上。
所谓“打灰印”，就是在稻场晾晒的谷（麦）等，晚上收拢起来呈圆锥形，为防止偷盗，除安排两人值守外，还要用柴草灰在谷（麦）堆周边写字，第二天早晨再由写字人去查验，看是否动过。堆小的，我就写“抓革命，促生产”等字数较少的内容；堆大的，就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字与字之间的空隙要小。打倒“四人帮”后，上级要求广写标语，除墙上外，社员们在较陡的迎面山坡上铲除草皮，由我和几个小伙伴用石灰水写标语，字很大，一里外也能看清，几年后还有痕迹。
二、砍柴 · 卖柴 · 打猪草
我们生产队山场面积不小，但牛羊等牲畜多，做饭烤火等全靠柴禾。为公平起见，生产队将离住户较远的几座山划为禁伐禁牧区，入秋以后，按人均分给各户砍柴。平时砍柴在禁区以外，只限草柴和落叶，活树枝是不能动的。由于平时砍柴人多，加上牲畜啃食，砍柴也是很不容易的。
卖柴是当时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大人放工后往往上山砍柴；小娃们放学后、星期天、寒暑假也主要是砍柴。我的同龄伙伴个个都是砍柴能手。我个小，但早出晚归，中途少休息，选陡坡和深沟等牲畜去不了的地方，砍的柴往往是最多的，几个大柴垛不断长高，邻居们很眼气。那时，每斤柴禾一分多，隔几天，父母各挑一担柴晚饭后送到八里外邻村的窑上，半年结一次账。农闲时遇到热集，父母各挑一担柴到十里外的吴店街上，我随后，大约凌晨四五点赶到，他们回家做饭吃后上工。我负责卖柴，结账后，扛着两条扦担回大队上学。买我家的柴，好处是便宜，但不负责送，就地卸柴。有时，为了赶上学，尽量大声把价喊低些。那时条件虽差，可我家零花钱还是有的。
我十一岁那年，卖了第一次柴。那是一小挑精选的松果，三十六斤，得七角二分钱，准备到街东头新华书店买一本字帖。那天下着毛毛雨，在拥挤的人群中不小心将街边一老人瓜子摊碰着了，一些南瓜子掉在泥地上。老人家没有发脾气，叫我将瓜子一颗颗从泥巴中抠出来，放在秤盘里。他称后问我有多少钱，我说只有七角二分。他笑着说，够了。就这样，卖了一挑松果，换了一捧带泥巴的南瓜子！
我家每年养两头猪，一头完成国家统购任务，一头用来杀年猪。那时粮食紧张，潲水不多，也没有现在流行的猪饲料。主要办法就是把米糠、碎米、麸皮与蔬菜一起煮成糊状，每天一大锅。打猪草就成了我重要而又不能耽误的事。上学时带两样东西：书包和箩筐。放学后,绕到田间地头、水边渠埂、林下塝上，到处剜野菜、打猪草。只要是猪肯吃的，我都要。除非下大雪等恶劣天气，大部分时间一天两次，每次二十斤左右。回到家时，猪听到我的脚步声，知道野味口粮来了，翘首在猪栏边，发出欢快的嗷嗷声。
三、过年 · 走人家 · 吃肉
过年是农村最重要的节日。有肉吃，有新衣穿，还会随大人走几天亲戚，有平时难得的好吃的、好玩的。小时候盼过年，到了冬天就数天数。入秋以后，妈就会在煤油灯下为我们姊妹几个每人缝一套新外衣，做一双新布鞋，等到正月初一早晨才开始穿。那是一个很多东西都要凭票购买的年代，年货备的十分简单。父亲平时吃旱烟，过年买几盒纸烟，灌几斤散白酒待客。自豪的是，我家一般会杀年猪，猪肉可以做很多样菜。这些腊肉平时舍不得吃，用以待客和农忙食用，一直接上下一年杀年猪。除夕，妈照例会做全年最丰盛的晚餐。牛（耕田)肉、菠（同拨，吵嘴）菜是绝对不能上桌的。父母坐上席，我们随便坐。父亲放鞭后，关上门，说几句总结全年的话，对小娃们提点要求，就迎来了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无拘无束地抢着好吃的。
从初一开始走亲戚，父亲往往喊上我，带上一斤糖或一斤果子（糕点）放在亲戚家神柜上，说上几句祝福的话。到时，亲戚会说稀客；走时，亲戚会送很远，还反复说慢点走。送出去的糖果在亲戚间转来转去，往往又回到自己家里。大人喝酒只是象征性的，往往故意说喝醉了，生怕把主人家的酒喝没了；吃菜，坐上席的吃哪盘其他人就跟着吃那盘，不能只挑好吃的。
我们生产队人不多，民风朴实。哪家杀年猪，一般会喊周围邻居来喝“猪血汤”，大口吃肉，小杯喝酒，那一餐，仅猪肉就要用去十多斤，大家高兴，主人家更是有面子。遇到婚嫁等喜事，乡亲们都凑份子，图个喜庆热闹，更想吃好的。那时，一般送两元，近亲送五元或等值物品。坐席是男主人的事，一家只带一个小孩。记得邻居丁二吉结婚，小娃们都盼着随大人去，我问陈荣，她说，我妈说我不吃肉，让哥哥随爹去。
我家生活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得益于父母勤劳节俭。每隔个把月，妈就会杀一只鸡，早晨上工前，在灶里撒些细柴末，将鸡煨在锅里。其实，从那一刻起，我们姊妹几个就惦记着，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揭锅盖，吃哪块呢？鸡腿、鸡头、鸡翅是不能动的，那有数！只能各选一小块，硬是把骨头嚼了又嚼。每逢小娃过生日，妈就会在早晨煮几个鸡蛋，过生的两个，其他小娃各一个。
四、小个子 · 小喇叭 · 小戏台
我小时候一直不肯长，到小学毕业时，还是班里三个小矮个之一。父母没有多少文化，总希望我们姊妹几个多学点文化，特别重视对我们多方面能力的培养。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父母商量后让我到队长那里领个喇叭搞宣传，这喇叭开始是纸糊的，后来是白铁皮的。天亮后，上工前，对着住户集中的方向，念报纸、诵语录、播自己写的好人好事。我试了几次，竟受到社员们一致好评，就坚持下来了，有几个小伙伴后来也加入其中。虽说不上正规，却也搞得有声有色，浑身的成就感。
三年级春节前，大队组织革命文艺宣传队，我成为最矮最小的队员，主要节目是唱革命歌曲，演“样板戏”，还有相声快板三句半之类。春节期间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观众真还不少。第一年排练演出期间，我脚后跟冻烂化脓，奇痒难耐，疼痛难忍，几次想打退堂鼓。妈说：那可不行！会打乱整个安排的，忍着！坚持。我不敢犟嘴。没想到，一瘸一拐的舞台造型，迎来了更多的掌声。现在回想起来，那真称不上什么节目；可唤起了社员们的笑声，勉强也能算作节目吧。如果说现在我还能写点东西，有些文艺细胞的话，这启蒙老师的头等功，当然应该记在父母的头上。
小时候，老家的文化娱乐活动很贫乏。我小学毕业时，还未通电，用不成大喇叭，更没有电视。各家各户安了有线小广播，由县广播站早中晚定时转播，外面的世界，大部分是由这小小广播传来的。“革命现代京剧”广泛传播，一般老百姓也会哼几曲。《西游记》《三国演义》《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等片段，则是农闲时晚上由民间艺人拉大弦传唱的，现场里三层外三层，结束时，队长将从农户中筹集的几斤大米交给艺人。大人小娃盼望的是，每月一次在大队办公室前放电影，下午栽杆拉荧幕，就有很多人搬着凳子来抢位置，等到放映时，人太多，很多人只好站在荧幕背面看。放电影一般分两个部分，开始放《新闻简报》，主要是毛主席接见外国领导人，要么是《大寨红旗》或农作物种植管理幻灯片、科教片，对这些，小娃们兴趣不大。普遍期待的是“主片”，特别是战斗故事片，影片中的英雄形象和语言，往往被小娃们模仿很久，有些情节我至今记忆犹新，仿佛又看到了那部电影。
五、移风俗 · 忆苦饭 · 斗地主
那时候，强力推行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打倒“牛鬼蛇神”，“斗私批修”成为冠冕堂皇而又响亮的口号。群众广泛参与，舆论声势浩大，惟恐掉队落伍。家里香碗砸烂，幡条扯除，祭台捣毁。算命先生收手，巫婆不再占卜，婚丧嫁娶简办。白水寺遮天蔽日的树林，毁掉栽上了桔子树，寺门紧锁，和尚还俗种田，“三月三”庙会不再。人们衣着颜色单调，款式单一。男子穿戴时髦被看成“二流子”，女子穿戴花哨被嘲讽为“妖精”，梳妆打扮讲究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卖农副产品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们被牢牢地拴在集体土地上，“以粮为纲”，多种经营较少；劳作统一安排，自由时间很少。有几年，还要求过“革命化”春节，大年初三就下地劳动了。
“文革”初期，生产队按上级要求吃“忆苦思甜”饭，春上和秋下各举办一次。届时，生产队男女老少上百人自带碗筷，齐聚仓库门前。支起两口大锅，用碎米煮稀饭，快熟时，加几筲箕蔬菜，象征性地撒一些细糠和麸皮。队长首先讲吃“忆苦思甜”饭的意义和要求，接着两个年长的贫农代表讲解放前的苦和今天的甜，由泪流满面到喜笑颜开，在场人员表情随之转换。然后，这两个诉苦贫农给大家舀饭，不吃不行，多吃不限。我们小娃感到新鲜，照着大人的样子大口吃着，不会也不敢说什么怪话。
我们大队有五六户小地主，他们经过多次批斗，已经表现得服服贴贴、规规矩矩，平时低头走路、寡言少语。大队群众大会，有时会安排批斗地主的议程，地主们蜷缩在会场后面角落里，点到名字时，立马蹑手蹑脚小步跑到主席台侧边，弯腰俯首、垂手侍立。批斗次数多了，内容往往不再具体，只是让地主站在台边“亮相”，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也用以警示落后分子，让广大群众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二年级时，一地主儿子语文课本中毛主席肖像被画上了眼镜，班主任听说后感到事情非同小可，逐级上报，公社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立马派出了以武装部长为首的“专案组”进驻，经过两天缜密侦查，确认是同班一贫农同学恶作剧。对这个贫农学生进行了严肃训诫，交家长严加管教。
六、童趣 · 体会· 感悟
那时，农村生活极其艰难，广大社员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号召下，舍小家，为大家，不讲条件，不计代价，自带铺盖工具，生产队出粮食蔬菜，一切行动听指挥，参与了很多国家重点工程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据我所知，老家父老乡亲参加了焦枝铁路、丹江口水库等国家重点工程；县级层面的大岗坡提灌工程、“沙石黄”系列水利工程；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的众多水库、堰塘整修和土地平整工程。这些工程都是广大农民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用肩挑背扛的方式按期完成的，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父亲是生产队带班的，大部分工程建设项目他都参加过，每当讲起工程建设的感人故事时，老人家的眼里总是噙着泪水。
儿童的天性一旦落入广袤的山水大地，就会擦出别样的火花。我们队年龄相仿的伙伴有十几个，常结伴而行，东驰西撞，打闹嬉戏。踢毽子，滚铁环，捉迷藏，打陀螺，荡秋千，撵野兔，掏鸟蛋，逮鱼虾，摘野果……春夏秋冬，各臻其妙；高低冥迷，不知东西。时常玩得废寝忘食。别看蓬头垢面、挥汗如雨；其实趣味横生、其乐无穷。印象最深的是将游戏与生产生活相结合，家长高兴，我们也学到不少技能。做草鞋，编箩筐，打草栅，做木制红缨枪、手推车……尤其是学做饭。记得六七岁时，为了给父母一个惊喜，我偷偷垫着凳子在家里学做干饭，控出米汤后，用草柴一根一根地在锅底绕着燎，两个多钟头才做好。锅巴就有一寸多厚，金黄金黄的，脆香脆香的。妈妈高兴地抱起满面烟灰的我，含泪叹道：真是穷人的娃子早当家啊！
我父母勤劳节俭、会过日子、教子有方在队上是出了名的，尤其是父亲廉洁奉公、公道正派、热心为群众办事在老家一直传为佳话。在那个艰难的年代，父母以惊人的毅力和胆识，克服重重困难，把我们家庭生活调理得井井有条、有滋有味。真是涩中求顺、苦里寻乐。我们感到十分温暖。父母以身作则，循循善诱，给我们示范和灌输了很多待人处事的朴实道理，言辞并不华丽，哲理却很丰富，使我们终身受益。如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认真，说话要和气，待人要礼貌……“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莫和别人比过年，要与他人赛种田”，“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知义务，讲责任，懂感恩……
就基础文化知识学习而言，我小学确实欠账太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必要怨天尤人。即使在这种形势下，老师的教育指导，父母的言传身教，乡亲的关心帮助，使我受益良多。有很多方面的启蒙教育和示范引领使我终身受用：艰苦奋斗的作风，诚实待人的品格，吃苦耐劳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尊老爱幼的品德，乐观向上的情绪，扎实工作的态度……这些，始终激励和鞭策着我。我身上一直沾粘着童年的影子。
2021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