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 | 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
谭其骧先生诞辰110周年
2021年是谭其骧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本刊前身《历史地理》创办40周年。谭其骧先生不仅是本刊创始人之一，还长期出任主编，倾心办刊。为缅怀谭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及其对本刊的开创之功，表达对先生的崇高敬意，弘扬先生树立的严谨扎实的学风，本刊公众号自3月3日起推出谭先生在《历史地理》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以兹纪念。《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文系先生在本刊上发表的第四篇学术文章。
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
谭其骧
（原载于《历史地理》第四辑，第1-27页）
河北平原的几条主要河流，或从西北而东南，或从西而东，或从西南而东北，都流向今天津市，在市区内汇合成一条大河东流人海，这是海河水系的基本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清代学者认为《禹贡》篇里的河水（黄河）就是流经天津海河入海的，在入海之前，先已会合了河北平原的降（漳）、恒（滱）、卫（滹沱）诸大水，所以在《禹贡》时代，海河水系已基本形成，不过那时的海河只是黄河水系下游的一部分，尚未独立。到王莽时黄河离开河北平原改道从山东入海，海河水系随即成为一个独立的水系。现代的地理学者认为海河水系的形成决定于天津的成陆年代，天津未成陆时，河北平原诸大水应各自在天津市附近当时的渤海湾西岸入海，天津一经成陆，这几条大水也就在那时在天津合流而形成海河。
实际这两种看法都是错的。正确考释《禹贡》，就可以知道其时的黄河虽然流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但并不流经今天津市区，所以就谈不上河北平原诸水在天津会合形成海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西汉时代和见于《说文》、《水经》等书的东汉中叶以前的河北平原水系，也还是分流入海的，未曾汇合成为一河。海河水系的形成是在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公元三世纪初。天津的成陆最近已由考古资料证明，最晚不迟于战国。可见天津成陆在前，海河形成远在其后，两事相距至少有四五百年。水系形成以后它所包括的范围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动。近代海河水系西南包括清水、小丹河，东北包括潮白河在内，这种情况大致南北朝后期或隋代即已出现。人工的疏凿对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一、
《禹贡》河水和《汉志》河水下游不经天津海河
清初考据学大师胡渭在其所著《禹贡锥指》一书中，花了很大力气考证“禹河”（即《禹贡》中的河水故道），自谓“导河一章，余博考精思，久乃得之”。他对自河北平原中部至渤海湾西岸一段禹河故道所作出的结论是：汉代的漳水下游就是禹河故道，具体路线，“以今舆地言之”是“自巨鹿又北历南宫”等十五州县，“至天津镇注于渤海”。又说：漳水自成平（故治今交河县东）以下至入海一段，“在西汉时犹为大河”。胡渭所谓汉代的漳水，实指《水经注》中的漳水；天津镇即雍正以后的天津府城，今天津市旧城区。可见胡渭认为《禹贡》时代和西汉时代海河即已存在，是当时的黄河下游的一部分。
《禹贡锥指》刊行于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自此以后，乾隆年间官修的《大清一统志》，和有清一代乃至近代学者论述历代黄河变迁的著作，差不多全都沿用了胡渭这种说法，几几乎已视为定论。可是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经不起认真考核的，我们只要仔细研读一下《汉书·地理志》、《水经》和《水经注》，就可以知道《禹贡》时代的黄河应在今青县以东、黄骅以北、静海县东南、天津市南的北大港一带入海，西汉时代的黄河应在今黄骅县境入海，都不经过天津的海河，都在海河以南即已注入渤海。
在《禹贡锥指》以前，明季陈祖绶在其《皇明职方地图》的《河岳图》中，已把“古徒骇河”画作自天津入海。徒骇河即禹河下游分为九河后的最北一支，亦即河水干流。可见把禹河理解为从天津海河入海，这种说法并非创自胡渭。然清代以至近代学者之所以采用此说，实由于信从《锥指》的考证，因为《锥指》是过去二百几十年来一部声望极高，被大多数学者推崇为考证精详的权威性著作。所以我们今天要破除这一错误的说法，必须从驳倒《锥指》的论点入手。
《禹贡》《汉志》时代河北平原水道图
《禹贡》导河末二句是“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这是说黄河下游岔分为九派，在入海之前都受到海水的顶托。《尔雅》释水列举“九河”之名，以徒骇居首。《汉书·沟洫志》载成帝时许商言：“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锥指》卷三根据许商的话，推定徒骇河是九河中最北一派，亦即“禹河”的干流，这是可信的。又说许商上言三河，下言三县，则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也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在渤海郡成平县下有云： “虖池河，民曰徒骇河”[1]，更可见徒骇之名，至西汉时犹在成平县民间沿用。《锥指》卷十三中之下说：“《水经》所叙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也是基本正确的[2]。问题是，《水经》漳水亦即禹河的河口段在哪里，在何处入海？胡渭认为《水经》漳水“径成平县南，又东北径章武县西，又东北径平舒南，东入海”这一段，以今舆地言之，是历“交河、青县、静海、大城、宝坻，至天津镇注于渤海，即古徒骇河之故道也”（卷十三中之下）。这是不对的。
《水经》“平舒”是东平舒的省文。汉东平舒故城《清一统志》采用《寰宇记》的说法，认为即今大城县治；《锥指》作“在今大城县县界”。按，《寰宇记》之说不大确切。《水经·浊漳水注》引应劭曰：“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故县也”。东汉参户亭即西汉参户县治，故城即今青县西南三十里木门镇（《清一统志》）。汉里一里约为今里十分之七，则东平舒故城应在今青县东北约五六里处。不论是今大城县治或大城县界或青县东北，总之，东平舒故城应远在今天津市区西南百里以上。漳水既然是流经东平舒南东入海的，那末入海处便只能在东平舒故城东，或东偏北一带，断不可能在经过东乎舒县南后，又东北流百数十里经过天津市区才东流入海。东平舒县北，两汉有文安县，县境也在天津西南。漳水若流经天津入海，为什么《水经》和《注》都不说在流过东平舒县南之后，又东北流经文安县东？
西汉成平县境的虖池河，是禹河干流徒骇河的一段，《汉志》虖池河“东至参户入虖池别”[3]，虖池别河“东至平舒入海”[4]。所以西汉参户以下的虖池别河，也就是禹河故道《水经》漳水的河口段，也是在东平舒县境入海的。
大致写作于西汉初年的《山海经·海内东经》篇末所载二十六水，虖沱水作“东注渤海，入越章武北”。《汉志》参户以下的虖池别河，在这里被目为虖沱河，其入海处则说成在章武北。汉章武县，据《元和志》即唐沧州北一百里鲁城县治。据《清一统志》引《旧志》，在州东北八十里。按，唐宋沧州故城在今沧州市东南四十里，明初徙今市（《清一统志》沧州故城条）。汉章武故城在唐宋州北一百里，明清州东北八十里，应在今黄骅县西北隅，值青县之东，于汉为东平舒县之东偏南。故“入越章武北”，与《汉志》虖池别河《水经》漳水的过东平舒县南东入海正相符合。
今天津市区位于汉文安县的东偏北，泉州县的东南。如上所考，禹河河口段是《海内东经》的虖沱河，《汉志》的虖池别河，《水经》的漳水河口段，这三种记载都只说在章武北或东平舒东入海，都没有说在文安东北或泉州东南入海，所以禹河不会由今天津海河入海，应在今青县之东，黄骅之北，静海东南，天津市南境的北大港一带入海。
胡渭之所以以禹河为由天津海河入海，这是由于他先定西汉大河由此入海，又以为自汉成平县以下，禹河即西汉大河之故。殊不知《禹贡》河与《汉志》河的海口并不在一处，不特禹河不由天津海河入海，西汉河河口段也与今海河无涉。
胡渭不是不知道《汉志》明说河水“至章武入海”，也不是不知道章武故城距今天津市甚远[5]，徒以近世有从沧州北流之卫河（南运河）至天津汇合大清河、北运河由海河入海，又见自章武故城以北，海河以南，卫河以东，汉世别无他县治所厕于其间，遂臆断今天津市区为汉章武县地，《汉志》“至章武入海”即指由天津海河入海。胡氏此说之不通是很明显的：
（一）西汉渔阳郡泉州县故城在今武清县旧治东南四十里[6]，天津旧城区西北去泉州故城不过六十余里，而南距章武故城约有一百二三十里之遥，按常理天津在汉代自应属泉州不属章武。
（二）《汉志》既有虖池别河东至东平舒入海，又有泒河“东至文安入海”[7]。东平舒文安二县都在今天津西南，假使今天津在汉代是章武县的辖境，那末这二县怎么可能有濒海之地为虖池别河泒河入海所由？
（三）除虖池别河、泒河二水外，《汉志》又载有治水“东至泉州入海”，沽水“东南至泉州入海”[8]。假如大河北至今天津东入海，那末此四水就都该入河，不可能入海。四水既皆入海，足见汉大河不可能经由天津海河入海。
《锥指》专考大河故道，没有遍考汉代渤海湾西岸其他诸水，所以不容易发现他这种禹河西汉河都自今天津入海之说是说不通的。其后道光末陈澧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光绪末杨守敬作《前汉地理志图》，都是将《汉志》所载水道全部画在图上的，那就似乎可以发现、纠正《锥指》的错误了。无如陈杨二氏皆见不及此，仍然采用《锥指》的说法，而对《汉志》关于虖池别、泒、沽、治四水的记载，则不惜肆意予以曲解。陈澧将虖池别河和“从河”（陈氏解作虖池河的别派）都画成自河西绝河而过东入海，又于海河之北画上两条治沽二水的尾闾与海河并行入海。杨守敬则强释《汉志》虖池别、泒、治、沽四水“入海”都是由河入海，干脆把渤海湾西岸诸水画得和近代海河水系基本一样，河水是今之卫河、海河，虖池别等四水都在天津或天津西南注入河水。按照陈氏的画法，四水都入海是符合于《汉志》了，无奈虖池别河、“从河”怎么可能绝河而东流入海？难道说是架了渡槽？有这样宏伟的工程的话，为何不见于记载？且章武怎么可能北越东平舒、文安二县辖境而有今天津市区之地？东平舒、文安二县又怎么可能东越章武县境而有濒海之地？陈氏大概也想到了这一矛盾，因而他索性在图说中把天津县注释为汉章武县，在图上把章武二字注于天津之侧。但章武故城在今沧州东北八十里，在汉文安、东平舒的东南，文献记载是明确而相互符合的，怎么可以任意把它搬到沧州之北二百二三十里，东平舒文安二汉县的东北去呢？按照杨氏的画法，那末四水入海之地岂不应该和河水一样都在章武吗？何以《汉志》要把它们分别系于东平舒、文安和泉州？可见陈杨二氏既然采用了胡渭的汉大河由天津海河入海这种错误说法，那就无法把渤海湾西岸诸水画得符合于《汉志》的记载。
再者，《汉书·沟洫志》载许商言：“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徒骇于汉为成平的虖池河和参户以下至东平舒入海的虖池别河。单凭许商这两句话，即可知汉大河决不可能逾成平、参户、东平舒（今交河东北、青县西南、东北）一线而北至今天津入海。想不到胡渭陈澧杨守敬这三位著名学者，竟然都没有注意及此。
可能有人要为杨守敬辩护：《汉志》代郡灵丘县下载，“滱河东至文安入大河”；滱河上游即今唐河，其下游应在泒河之北，滱河既然是入大河的，那末在滱南的泒河、虖池别河当然也不可能独流入海，解释成由河入海应该是正确的。又，滱河既在文安县境泒河之北“入大河”，河滱合流处应距今天津旧城区已不远，那末把此下的河水解释成流经今天津会合治、沽二水后东流由今海河入海，也可以说基本上是合乎情理的。这种想法也许正是当年杨守敬在《前汉地理志图》中那样画法的根据。因为看到了《汉志》滱河这一条，就把《汉志》中其他许多不符合这样画法的记载全都视若无睹了。
实际《汉志》说滱河入大河显然是错的。在滱北的治、沽二水入海，在淀南的泒、虖池别也入海，夹在中间的滱河怎么可能入河？杨守敬情愿相信滱河入大河一条记载，而不相信治、沽等四水都作入海的记载，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和胡渭、陈澧一样，昧于历史时期的水系是在变化的，硬要以古水道比附今水道，先定下一个禹河、西汉河北流入海是循今卫河、海河入海的基调，对所有不符合于这一基调的记载，就只能或者予以曲解，或者置之不理了。
说到这里，可能又会有人要为《汉志》辩护：《山海经·北山经》也说“高是之山，滱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说文解字》也说“滱水起北地灵丘，东入河”，在《汉志》前的《山经》和在《汉志》后的《说文》都说滱水入河，岂不正可以证明《汉志》滱河入大河之说是正确的？
殊不知《山经》时代河水经河北平原中部北流至今蠡县东，循《汉志》涿郡、勃海郡境内之滱河东流入海，其时滱水约当在今蠡县东南入河，所以《山经》说滱水“东流注于河”是不错的，但入河处不在汉文安县境。《汉志》河水下游业已离开《山经》河水故道，不经河北平原中部而自豫东北经鲁西南、冀东南入海，故《山经》中的滱水入河以下的河水，在《汉志》时代即为滱河所经行，在此时记述滱河的归宿，自应作东至文安入海，不应仍作入河了。许慎不查一查当代的情况而直钞旧文献作入河，已属失误；而班固则杂采诸记，糅合成志，既根据当代的情况指出滱河下游“东至文安”，却又采用了前一时期的旧文献仍作入河，那就更荒谬得可笑了。我们岂能因为《汉志》、《山经》、《说文》作入河相同，便不加分析，轻易肯定《汉志》这条记载，不惜无视或曲解与此不符的其他记载？
怎么会知道《汉志》涿郡、勃海郡境内的滱河，就是《山经》时代的河水下游呢？这是先从《汉志》的记载中得到启发，然后用《山经》的记载予以证实的。
《汉志》泜水“东至堂阳入黄河”[9]，斯洨水“东至鄡入河”，博水“东至高阳入河”，卢水“亦至高阳入河”，涞水“东南至容城入河”，桃水“东至安次入河”。[10]按，《汉志》河水自今鲁西北流经冀东南入海，堂阳、鄡、高阳、容城、安次这些县都在河北平原的中部[11]，都不是河水所经过的地方；用《汉志》所载河北诸水相互证验，则泜水和斯洨水实当入
，博、卢、涞、桃四水实当入滱。古人以“河”为大河的专称，何以班固会对这六条水所注入的
滱二水不称
滱而称河，这是很值得研索的问题。
按，《说文》水部也说涞水“东入河”，《汉志》信都国下博县注引应劭曰亦作博水“入河”，由此可见，《汉志》把这几条水记作入河，不会是班固偶然搞错或笔误，更不会是后世传抄传刻之误，而是和许慎、应劭一样，同出于某种古文献。这六条记载中所谓“河”，指的确是大河，不是象清代几位学者那样认为指漳河、虖沱河、或河水所汇注的淀泊[12]。这六条应该和滱河条下作入河一样，不是笔误，也不是无根之谈，班固所犯的错误乃是盲目地袭用旧文，没有能够按西汉后期的实际情况予以订正。《史记》八书中无地理篇，班固能在《汉书》中开创一篇《地理志》，纂录了多种资料，使这些珍贵资料得以流传于后世，厥功甚伟。但他不是一位地理学者，他也许根本发现不了他所纂录的资料是有矛盾的，也许发现了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即符合或不符合于西汉后期情况），作出判断，予以统一。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汉志》里才会存在着一些使后人迷惑不解的记载。
然则《汉志》所录泜水等六水入河的记载，应该写作于什么时代？
《汉志》堂阳以下的
水，即信都县北的“故章河”，即漳水故道。胡渭论证这段漳水故道就是《禹贡》时代的河水经流，这是正确的。所以《汉志》泜水、斯洨水作“入河”，符合于《禹贡》时代的情况。惟禹河自汉信都以下即东北流循汉之虖池河、虖池别河入海，并不经过汉之高阳、容城、安次等县，可见《汉志》博、卢、涞、桃四水所入的“河”，不是《禹贡》时代的河。遍稽古籍，发现《山海经·北山经》滱水“东流注于河”，此下又有
、般、燕、历虢、伦、绳六水都是“东流注于河”，才悟到《山经》时代的河水，应不同于《禹贡》河水，禹河自汉信都以下东北流，《山经》河则自信都之北北流，自汉陆成县今蠡县以下，走的就是《汉志》中的滱河下游，北流经汉高阳县西，折而东流经容城等县南，又东入海，所以在《山经》中才会有六条水都在滱水之北东流入河。而《汉志》中的博、卢、涞、桃四水，验以地望，正当在高阳、容城、安次等县境内入滱，可见《汉志》此四水和博、涞之间的濡、徐、易等水，大致应相当于《山经》中的
、般等六水，四水所入的“河”，应即《山经》时代的河水。由此可见，《汉志》泜水等六水作入河确有来历，但其所本并非西汉后期的记载，而是相当于《山经》时代的古老记载。
总上所考，则西汉大河不由今天津海河入海应可成为定论。但单凭《汉志》河水“至章武入海”这句话，难以确定入海处在地图上的位置。所幸《志》末据成帝时刘向所言赵地“域分”，提到了章武是渤海郡“河以北”诸县之一，因而属赵分。由此可见，西汉河水的河口段在章武县南。章武故城在今黄骅县西北隅已见上文，则西汉河应在今黄骅县境入海。
《禹贡》河和《汉志》河都不经过今天津市区，倒是上面提到的《山经》时代河水，其下游即《汉志》“至文安入大河”的滱河，亦即《水经》“东过泉州县南，东入于海”的易水[13]，文安东北泉州东南距今天津不远，其入海处很有可能在今天津市区或近郊，但绝无迹象已有市区以东的海河。且《山经》中并无从河水东南岸注入河水的水，见于《北次二经》的湖灌水，应即《汉志》《说文》中的沽水，其时亦与《汉志》《说文》时代同，入海而不入河，当然谈不上其时业已形成海河水系。
二、
海河水系形成于东汉末建安年间
成书于东汉中叶公元二世纪初的《说文解字》，所载河北诸水的归宿，基本上和《汉书·地理志》相同；泒水、沽水、㶟水皆作入海，㶟水即《汉志》的治水，滱水亦误作入河。
《水经》一书中，各篇所反映的情况有先有后，大不相同。圣水下游即《汉志》桃水，《汉志》作“东至安次入河”，而此作“东过安次县南，东入于海”，似应采自早于《汉志》的记录，其时安次县南的滱（易）、泒等水下游还是一片汪洋，被目为海。易水、巨马河两篇应为比《汉志》晚一些的记录。易水下游即《汉志》滱河下游，巨马河的下游亦即易水下游，《汉志》滱河“东至文安”，而《经》作易水“东过泉州县南，东入于海”，巨马河“东过东平舒县北，东入于海”；泉州在文安东北，东平舒在文安东南，反映了此时易水亦即巨马河的河口段比《汉志》时代的滱河有所伸展。《浊漳水篇》中见“乐成陵县”，郦《注》说本乐成县，陵字乃桓帝所加，则此篇应写作于桓帝即位之年（146年）以后。其叙浊漳水下游作“东北过成平县南，又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东入海”，与《汉志》虖池别河的经流相同，水名已变[14]，其入海处则仍在东平舒县东，与《汉志》时代同。以上这几篇反映直到东汉桓帝时代，河北平原自西南向东北流的漳水和自西向东流的易水（下游合巨马河后一称巨马河），都还是独流入海的，还没有汇合为一，海河水系尚未形成。
但是，反映在淇水、沽河两篇中的情况，却与漳、易等篇迥然不同。
《淇水篇》载淇水“东北过广宗县为清河”，而清河下游在过浮阳县西之后[15]，又东北过濊邑、乡邑、穷河邑、漂榆邑才入于海。濊邑即章武故城，见《水经·浊漳水注》。乡邑、穷河邑虽无可确指，大致应在今静海县境和天津市西郊一带。漂榆邑更在下游，杨守敬《水经注图》置于天津以东，大致正确[16]。《沽河篇》载“又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东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可见在这两篇里，自西南向东北流的清河，已与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沽河在泉州县境内汇合，东流入海，汇合处正应在今天津，汇合后的“泒河尾”正应相当于今之海河，海河水系此时已形成。
A-B 清河第一期
A-C 清河第二期
A-D 清河第三期，称清河水
E-F 清河第四期，AD间仍为清河水
G-F 清河第五期，GA间为白沟
H-I 清河第六期，H-清渊为白沟，清渊-海口为清河
H-G 204年所开白沟
J-K 206年所开平虏渠
M-N 213年所开利漕渠
O-P 226-232年间所开白马渠
Q-R 238年所开滹沱新河
怎么会出现这种新情况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需要从清河的变化说起。清河的逐步伸展，是海河水系形成的关键。
从最早的清河起到见于《水经》记载的清河，其起迄和经流都经过多次变迁。尽管文献记载疏略，但大致情况犹可考见，约可分为六期：
《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径遮害亭南，……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禹贡锥指》虽然把禹河的尾闾部分搞错了，惟其考定禹河应自汉黎阳今浚县西南汉遮害亭东的宿胥口，别《汉志》河水而北流，行《水经·淇水注》的宿胥故渎、白沟，至汉内黄县东北洹口以下，行《汉志》所载邺东“故大河”，下接《水经》漳水东北流，则是正确的。又，见于《北山经》的河水，自汉信都县以下虽与禹河不同，自信都以上，依方位、地势推断，应与禹河相同，也是走的自宿胥口北流合漳这条道。
最早的清河，应出现于河水在宿胥口改道东流，走《汉志》大河的时候。河既东去，相当于《水经注》中自黎阳以上的白沟和宿胥故渎这一段《禹贡》《山经》河故渎，因地势高昂，应即断流。惟自黎阳以北的汉内黄县（故治今县西）境起，故道为出于黎阳诸山的泉流所汇注，仍循《水经》白沟《汉志》邺东“故大河”北流会合漳水。因此道本为河所经行，而向之浊流，至是变清，始被称为清河。此时清河首尾大约不超过三百里，源流不长，所受支流仅为今汤阴、安阳境内几条小水，流量亦不丰，故不见于记载。这是清河的第一期。
《战国策·齐策》一苏秦说齐王曰：齐“西有清河”；《赵策》二苏秦说赵王曰：赵“东有清河”；《史记·张仪列传》说齐湣王曰：秦攻齐，“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赵策》二张仪说赵王曰：今秦“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这是清河见于记载之始，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此时清河当已不走邺东“故大河”，东移于漳水大河之间，经流绵远倍于第一期，成为介于齐赵二国之间的巨川。但其始末经流，和《水经》中的清河尚有所不同。上游仍起于内黄同第一期。东北至内黄北受洹水，此下行《汉志》洹水北至汉清渊县（故治今临清西南）西北汇而为清渊，此段同《水经》。自清渊以下，《水经》清河过广宗县（故治今县东南）东、东武城县（故治今武城县西北）西东北去，在西汉清河郡治清阳县（故治今清河县东）之西北。按：水北为阳，则《水经》此段清河，当非清河旧道；战国时此段清河应自清渊折而东行经汉清阳县南，东流偏北略循《水经·河水注》中的屯氏别河故渎入大河。这是清河的第二期。
第二期清河大致持续到汉武帝中叶不变。元光三年（前132年）河水先后在顿丘（故治今清丰西南）和濮阳（故治今县南）瓠子两处决徙[17]，决处都在大河东南岸，可能还不致于对清河发生影响。可是到了武帝后期，元封二年（前109年）塞瓠子后，“河复北决于馆陶（故治即今县），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到了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河决清河灵（故治今高唐西南）鸣犊口，而屯氏河绝”[18]。不久屯氏河复通，故《汉志》魏郡馆陶下仍有“河水别出为屯氏河”；清河郡灵县下仍有“河水别出为鸣犊河，东北至蓨（故治今景县南）入屯氏河”。又，清河郡信成下有“张甲河首受屯氏别河，东北至蓨入漳水”；据《水经·河水注》，则屯氏别河出自馆陶之东屯氏河。自元封以后七八十年间，馆陶以下的清河，屡次为这些决河所截断分割，故道遂不复可问，因而在《汉书·地理志》里，清河郡境内也就只见这些决河，不见有清河了。其自内黄县北洹口以下至信成一段，则被视为洹水的下游[19]。自战国至西汉前期长达千数百里的清河，至是只剩下洹口以南百余里一小段仍称清河。《志》于魏郡内黄下云：“清河水出南”，这是因为此时清河首尾都在内黄县境内，故但著其出于县南，不用再提到它至某县入某水了。这是清河的第三期。
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自濮阳西北之长寿津决而东去[20]，由今山东入海。从此馆陶、灵县既不再为大河所经行，屯氏、鸣犊二河及由屯氏河派出的屯氏别河、张甲河等，自当同归堙塞。但清渊是内黄的清河水和洹水所汇注，不能无所归，乃溢出东北流绝张甲河故渎，过广宗县东、东武城县西、广川县东，过蓨县南行屯氏故渎，又东北过东光县西，行大河故渎过南皮县西至北皮亭东会合漳水，这就是《水经》中清渊县东北的白沟和广宗东北至南皮北的清河。其时上游仍当仍西汉后期之旧称内黄以南为清河水，称清渊以南为洹水。自清渊以下，虽然不是战国至西汉前期的清河旧迹，因为它出自清渊，经行清河郡境，所以仍被称为清河[21]。清河从此又成为河北平原一条源远流长的大川，这是清河的第四期。
《续汉书·郡国志》以永和五年（140）版籍为据，仍同《汉志》仅在魏郡内黄县下系以“清河水出”四字，不及上承黎阳的白沟，此时应尚无白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204），“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运”，不称遏淇水入清河水而作入白沟，知此前已有白沟。是则白沟应形成于永和之后，建安之前。据《淇水注》，淇水径黎阳西南合宿胥故渎，又东北流谓之白沟，东北径黎阳西山即同山、白祀、枉人等山之东，下入内黄。宿胥口北黎阳西山东麓，原是《禹贡》《山经》时河水的故道，当时人何以不把这条水看作清河的上游，而别称为白沟呢？这是由于：一、大河故道堙灭已久，不复为当时人记忆所及。二、这条水本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开凿成的。
黎阳西山东麓地势高昂少水源，因而自河徙宿胥口东去后六七百年来，这里从没有出现过川渎，只能在黎阳以北存在着清河水。所以这条永和后出现的白沟，其水源必别有所资。这在《淇水注》里可以看得出来。
《注》云：淇水“又东出山分为二水，水会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沟，左为菀水，右则淇水”。淇水自元甫城东南流径朝歌县（故治今淇县东北）境，在建安九年以前，又东南流至黎阳西南遮害亭西十八里淇水口入河。至建安九年曹操于水口筑枋堰，才遏水东入白沟。菀水上承淇水于元甫城西北，自石堰东注菀城西南；又东南分一水西注淇水为天井沟；分二水东注台阴野：一注白祀山西麓白祀陂，一注同山西麓同山陂；又东南由菀口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渎，又东北流谓之白沟。由此可见，开凿白沟的工程是相当巧妙的：人们在淇水出山处建立了一个石堰，只让一部分水仍由淇水南流入河，分一部分东径菀城西南，东南流径淇水河谷和台阴野之间的高地，然后由菀口以建瓴之势注入经过疏浚的古大河故道即白沟。简单说，就是白沟的河道利用了《禹贡》《山经》时代的大河故道，而其水源则是由分淇为菀而来。郦《注》原文似说成立堰的目的即在遏淇、菀二水以沃白沟，不确；实则在立此淇水出山处石堰之初，枋堰未立，淇水犹南流入河，立堰的作用只是在遏部分淇水入菀水以沃白沟。要到建安九年曹操筑枋堰，淇水才也被遏东流入白沟（下详）。
根据桓帝以后写成的《水经·浊漳水》篇，自“北过堂阳县西”至“东北至昌亭与滹沱河合”，即《汉志》“故章河”，“又东至乐成陵县北别出”以下[22]，即《汉志》虖池别河，“又东北过成平县南合清河[23]，又东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东入海”。则其时清河北止于成平之东。《淇水注》“清河又东北径南皮县故城西，又北径北皮城东，左会滹沱别河故渎，谓之合口，城谓之合城也。《地理风俗记》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即是城矣”。《淇水注》中的滹沱别河故渎，实即《浊漳水经》中乐成陵县以下的漳水；北皮城东的合口，即《浊漳水经》中漳水自西南来经成平县南，又东北合清河之处。
合口以下，在《浊漳水经》里是漳水的下游，“又东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东入海”；但在《淇水经》里则不提合漳水，而说在“东北过南皮县西”之后，“又东北过浮阳县西，又东北过濊邑北（西），又东北过乡邑南（东）[24]，又东北过穷河邑南，又东北过漂榆邑入于海。”这是《浊漳水经》写成以后的新发展。其中合口以北，浮阳县和濊邑以西一段，应即《浊漳水经》中“东北过章武县西”这一段漳水；水道是原有的，只是名称的改变。“又东北过乡邑”一段，则为建安以后新出现的水道（详下文）。
如上所考，清河在永和以后建安以前五六十年间，上游出现了起于黎阳西南以菀水为源的白沟，下游仍在南皮县北五十里北皮城东注入漳水，这是清河的第五期。
清河的第六期开始于建安年间，由于在曹操主持下改造了白沟和开凿了平虏渠而形成。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204）正月，“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建安十一年，将北征三郡乌丸，“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这是见于《三国志》关于这两项工程的记载。
建安以前，白沟仅以菀水为源，菀水只分得淇水的一部分，已见上文。又据《菀水注》，菀水在未入白沟以前，已灌溉了两侧天井沟、台阴野的田地七十余顷。故注入白沟的流量，可以想见相当微弱，不足以资粮运。曹操为通粮运，就得改造原来的白沟。“遏淇水入白沟”，说得清楚一点就是以前只是分淇由菀入白沟，现在则遏淇水干流入白沟，使白沟的流量增加到足够通漕运。陈寿的记载是正确的，但毕竟太简单，看不出此役有哪些具体措施。郦道元在《淇水注》里提供了一些有关资料，由此可以看出，曹操主要是通过如下两项措施达到目的的。一是于淇水口北“下大枋木以成堰”[25]，遏淇水不使东南流循旧道入河，开渠导淇水东北注入白沟[26]。这就不仅增加了白沟的流量，也使白沟的河身从菀口上伸二三十里到达枋堰的东侧。二二是在菀口稍下游白沟右合古大河故道“宿胥故渎”处立一石堰，使淇菀合流后的白沟水不至于南出宿胥故渎由宿胥口入河，“遏水令更东北注”，保证白沟通航无阻。曹操此役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此白沟及其下游清河便成为河北平原的主要水运通道，并在运道的起点即枋堰的东侧，兴起了一个在两晋南北朝时颇为著名的城镇，名为枋头。
《魏志·武帝纪》只提到开凿了一条自滹沱入泒水的平虏渠，没有提到这条渠的具体位置。《后汉书·光武纪》更始二年光武自饶阳南至呼沱河，李贤注：“呼沱河旧在饶阳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饶河故渎决令北注新沟水，所以今在饶阳县北”。《通典·州郡典》深州饶阳下注同。《方舆纪要》晋州饶阳滹沱河条下引《通典》此条后，又引宋白曰：“决处即平虏渠也。”又在饶河条下云：“本滹沱之支流，昔时引而北注，合乎易水，魏武开平虏渠，饶河为滹沱所夺。”自《纪要》后，一些清代著名学者的著作如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杨守敬《三国疆域图》、《水经濡水注疏》，都采用了这种说法。但此说实在是说不通的。
《水经注》原有滹沱河篇、泒水篇，惜今本已佚[27]，故平虏渠不见《水经》及郦《注》记载。可是今本《水经注》虽不见平虏渠，却载有平虏城。《浊漳水注》引应劭曰：“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故县也，世谓之平虏城。”按《魏志·武帝纪》，曹操在建安十一年既凿了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泉州渠见于《水经淇水注》和《鲍丘水注》，起自泉州县境内清河北合滹沱河的下游，北径泉州县东，又北径雍奴县（故治今武清旧城东）东入鲍丘水[28]。既然泉州渠是因为起自泉州县得名的，则：平虏渠亦应起自平虏城附近或平虏城因在平虏渠首附近而得名。平虏城即西汉参户县治、东汉参户亭，今青县西南木门店，正是两汉滹沱河经流之地，那末，南起参户亭侧的滹沱河，北至文安县东注入泒水的平虏渠，应该可以断定，就是《水经·淇水篇》中自濊邑西“又东北过乡邑南（东）”一段清河。滹沱与漳水本汇合于参户亭侧近[29]，所以平虏渠一经凿通，清河水便得经由北皮亭至参户亭间的一段漳水，注入平虏渠，北会泒水。到了写作《淇水》篇时，竟把北皮亭、参户亭间的漳水和参户泒水间的平虏渠，都看成是清河的一部分了。
这一推断是完全符合于当时的地理形势的。反之，若从李贤、杜佑、宋白、顾祖禹之说，则在情理上无法说得通。
白沟下接清河这条水道，在建安以前本已成为河北平原自西南通向东北最近捷的运道。清河已北合滹沱于今青县。曹操为了要用兵对付以辽西乌丸为首的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乌丸而开凿平虏渠，这条渠当然应该从今青县的滹沱河北指今静海的泒水。其时泒水下游当已北合沽河于今天津，所以开平虏渠后接着又开泉州渠，使运道又北抵今宝坻县东的鲍丘水[30]。又有《三国志》缺载而见于《水经·濡水注》“与泃口俱导”的新河，自今宝坻县境鲍丘水东出，经右北平郡南境（今丰润、唐山一带），至辽西郡的海阳县东南（约在今滦县、乐亭之间）东会濡水（今滦河），直抵用兵乌丸的前线。总之，由于用兵的对象在东北三郡，粮秣军需自中原运来，当时所凿的运河当然只能是由原来的水运极东北处继续指向北或东，那就决定了平虏渠非在今青县、静海间不可。若说平虏渠开在饶阳县境内，自县南的滹沱河凿向县北的泒水，那末运道就得从今沧县（北皮亭故址在县西）、青县一带的清河溯漳水或滹沱而上，西退约三百里，才折向东北，又四五百里才抵达今静海县的泒水。曹操不是呆子，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蠢事来？
决饶阳县南的滹沱河使它北入县北的泒水，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与曹操凿平虏渠不相涉。《元和郡县志》深州饶阳县下有云：“州理城，晋鲁口城也。公孙泉（渊）叛，司马宣王征之，凿滹沱入派（泒）水以运粮，因筑此城。盖滹沱有鲁沱之名，因号鲁口。”同样记载又见于《太平寰宇记》深州饶阳县下。按，司马懿征公孙渊，事在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其时河北水运形势，已不同于三十二年前开凿平虏渠时。曹操在凿平虏渠之后七年（213），又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漕，取名利漕渠；引漳处在斥章县（治今曲周县东南）南，注白沟处在馆陶（今治）县西南；见《魏志·武帝纪》及《水经淇水注、浊漳水注》。又十余年，约在魏明帝太和年间[31]，白马王彪又凿渠上承滹沱河于饶阳县（治今县东北）西南，东流经县南，至下博县（治今深县东南）界入漳水，史称白马渠，“渠”一作河，一作沟，见《水经浊漳水注》及《寰宇记》饶阳县下引《水经·滹沱河注》、李公绪《赵记》下博县下引隋《图经》。有了利漕渠，则漕运从白沟上游来，可经由此渠折入漳水，或溯流西入邺都，或顺流而下指向东北。有了白马渠在饶阳西南沟通滹沱与漳水，这就为废弃滹沱河旧经饶阳南会漳一段，使改道经饶阳北入泒准备了条件。所以到景初二年司马懿在饶阳凿滹沱入泒水时，这一工程的意义已不仅是利用滹沱泒水运粮而已，实际是在清河运道之西，另辟一条纵贯冀中平原的南北运道。这条运道取道漳水自西南而东北，到下博折而西北，由白马渠至饶阳西南，折而东北经由滹沱新河经县北入泒水，循泒水东北直达今天津。
明乎此理，当然就可以确信《元和志》、《寰宇记》的记载是可靠的。李贤、杜佑、宋白等昧于汉魏之际河北水运形势的发展过程，又由于鲁口之鲁与平虏之虏同音[32]，鲁口滹沱新道也和平虏渠一样，是沟通滹沱与泒水的，遂误以司马懿的鲁口滹沱决河当曹操的平虏渠。清代学者顾祖禹、杨守敬辈大概是因为《后汉书·李贤注》和《通典》在《元和志》《寰宇记》之前，曹操开平虏渠见于《三国志》，而司马懿决鲁口不见于正史，竟以李贤、杜佑、宋白之说为是，而以李吉甫、乐史的记载为非，这是颠倒了是非。
可能有人要提出疑问：既然曹操所凿平虏渠就是《水经》中流经今青县、静海二县的一段清河，那末《水经·淇水篇》为什么《经》《注》都不提到此事？这是可以理解的。
《水经》文字极简略，对人工开凿的水道概不予以说明。如渠水即《竹书纪年》中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的“大沟”，亦即《史记·河渠书》中“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的鸿沟，《纪年》《史记》都说系引河而成，至《水经》时犹以“渠”：为名，顾名思义，可知出于人力开凿，但《渠水篇》并无一语道及。《淇水篇》对清河的上游也只说“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不提曹操始遏淇入白沟。所以对清河的下游不提有一段是曹操所开平虏渠，也就毫不可怪。清河东北流至泉州县境与沽河会合才东入于海，这对清河而言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关节，但《淇水篇》叙清河经流，最后只说过漂榆邑入于海，竟不及此事，此事只见于《沽河篇》。即此更可见《淇水篇》叙清河下游疏略之甚。
至于郦道元的《注》，有些地方很详，有些地方很略，全得看他搜集到多少前人记载。《淇水注》在《经》文“东北过濊邑”以下注得很简略，可见道元所得见的资料很少。由于这些资料没有提到清河下游与曹操的关系，道元自然也就不会提到。其实当地和附近的人民，至少一直到曹操凿渠后五百年，郦氏注《水经》后二百年的八世纪初叶唐神龙年间，还并没有忘记这件事，所以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姜师度在附近傍海凿渠，被认为是“约魏武旧渠”，仍以平虏为号[33]。
以上阐明了公元三世纪初，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操经略河北，南遏淇水入白沟而白沟自菀口上伸至枋头，北凿平虏渠而清河下游自滹沱河下展至泒水。此前泒水已东展至泉州县东南今天津市区与沽水合流，清既入泒，清泒合口以下亦号清河，所以《水经淇水篇》作清河“东北过漂榆邑入于海”，《沽河篇》作沽河“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东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34]。从此清河进入了它的第六期。
清河进入第六期之时，也就是海河水系开始形成之时。此前北来的沽河已与西来的泒水会合，而㶟水即《汉志》治水已在雍奴县境入沽，泒水已在中游汇合了易、滱等水，至是清河又汇合了漳水、滹沱河南来与泒、沽会合[35]；沽泒清三河汇合了河北平原上大部分水道，包括近代所谓海河水系北运（沽）、永定（㶟）、大青（泒）、子牙（滹沱）、南运（清）五大河，毕会于泉州县东南即今天津市区，然后东流入海，海河水系宣告形成。时间是东汉建安十一年即公元206年。
三、
海河水系形成以后的发展过程
海河水系初形成时，它的范围西南止于淇水，淇水以西今卫河上游即当时的清水不包括在内。《水经·淇水篇》以淇水为白沟和清河的水源；另有《清水篇》“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东北过获嘉县北，又东过汲县北，又东入于河”，正符合于这个时期的情况。而郦道元在《清水注》里认为曹操开白沟时清水即被遏会淇入白沟，这是错误的。
郦在《经》文“又东入于河”下作《注》云：
谓之清口，即淇河口也，盖互受其名耳。《地理志》曰：“清河水出内黄县南”。无清水可来，所有者，唯钟是水耳。盖河徙南注，清水渎移，汇流径绝，余目尚存。故东川有清河之称，相嗣不断。曹公开白沟，遏水北注，方复故渎矣。
这段郦《注》需作一番解释。这里包括了郦道元四点看法：1、《经》文“又东入于河”，应作又东合淇入河解，故入河处清口就是淇口。2、《汉书·地理志》说清河水出内黄县南，但内黄县找不到什么清水，《汉志》所谓“清河水”，水源只能来自这条清水。3、清水既然在黎阳西南合淇入河，怎么又会出现在黎阳以北的内黄境内呢？这是由于古大河本自宿胥口北流，清水自汲县东流注入大河，此下大河即兼有清河之称。河徙宿胥后，清水在会淇后即折南注入大河，不再东注大河故道。可是尽管汇入大河故道的流路断绝了，清河的名目尚残存在内黄以下，相嗣不断。4、曹操开白沟，复遏清水北注白沟，才以白沟、清河的名目，恢复了河徙宿胥以前的大河故道。
郦道元这种看法，为郦后历代许多著名学者如胡三省、顾祖禹、胡渭、赵一清、王先谦、杨守敬、熊会贞等所沿袭，寖寖乎几已成为定论。但实际上这四点没有一点不错。推郦氏之所以致误，端在于他未能推究古今之变，昧然将北魏当代的清、淇二水和清淇与白沟的关系，傅会为汉魏旧迹之故。这和上文所讲的到胡渭杨守敬等硬把《水经·淇水注》中的清河由今天津海河入海，解释为《禹贡》河水、《汉志》河水的故道的情况是相同的。郦氏一错，后人因郦说较详而古记较略，遇郦说与古记有出入处，总认为详者应较略者为确，便率尔信从，不容易发现它的错误了。下面请阐述一下何以知道上引《清水注》中的四点看法都是错的。
（一）《汉志》河内郡共，“北山，淇水所出，东至黎阳入河”。《志》不载清水。《后汉书·袁绍传》：初平二年（191），冀州牧韩馥将以州让绍，馥从事赵浮、程涣自孟津率兵驰还，请以拒绍。《注》引《英雄记》曰：“绍在朝歌清水口，浮等从后来，船数百艘，众万余人，整兵骇鼓，过绍营，绍甚恶之。”又，《三国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记此事亦作浮等“自孟津驰东下，时绍尚在朝歌清水口”。据此则清水口在朝歌县境。淇水在黎阳入河而清水在朝歌入河，可见汉魏之际，清水本独流入河，未尝东合淇水，清口与淇口不能混为一谈。《水经·淇水篇》作于曹操遏淇水入白沟之后，故作“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而不及在黎阳入河。《清水篇》之所以在“东过汲县北”下径作“又东入于河”，而不及至朝歌入河，这只是《经》文的省略，不能作别的解释。“入于河”三字已说明了当汉魏之际撰写《水经·清水篇》时，清水还是独流入河的，不能强解为会淇入河，更不能强解为清口即淇口。
《英雄记》出于建安中王粲之手。《九州春秋》西晋初年司马彪所撰。二书的写作时间上距初平二年前者不过二三十年，后者不过七八十年。二书都说是时袁绍屯兵朝歌清水口，赵浮等自孟津引舟师东下，整兵夜过绍营。这两条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那就说明了清水口在朝歌县境，也说明了清水确是入河的。所以赵浮等取道大河顺流而下的舟师，才会经过屯驻在清水口的袁绍的兵营。《通鉴》初平二年秋载此事文字几与《九州春秋》全同，独在“朝歌清水”下删去“口”宇，不知司马光或刘攽用意何在？很可能是受了郦道元《清水注》《淇水口》的影响，因为在郦氏笔下，清口即淇口，在黎阳而不在朝歌。《通鉴》作者为郦氏所惑，又不便改朝歌为黎阳，便只得删去“口”字。这个字其实是不应该删的。若袁绍营不在清水口而在不濒河的清水两岸某处，赵浮等舟师顺河而下就不可能过袁绍营，袁绍也用不着“恶之”了。胡三省在“朝歌清水”下注云：“据《水经》，清水出河内修武县，径获嘉汲县而入于河，不至朝歌；惟淇水则经朝歌耳。盖俗亦呼淇水为清水。据《九州春秋》，绍时在朝歌清水口，……清水口即淇口，南岸即延津。”胡氏因清水《经》《注》不及朝歌，便认为清水不至朝歌，这是很不应该的误解。《水经》对一水所经流的郡县，往往多所省略。如《淇水篇》在出隆虑县西后即接叙“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中间脱载经朝歌黎阳二县。《浊漳水篇》在邺县以上即脱载襄垣、林虑、涉三县。这种例子多得举不胜举，怎么能因《清水篇》不及朝歌，便断谓清水不至朝歌？至于郦《注》虽然比《经》文详细得多，却也并不见得每一个县都提到，没有脱漏。即如清水，郦认为清口即淇口，则清水过汲县后自应东过朝歌至黎阳合淇入河，可是在《清水注》里既没有提到朝歌，也没有提到黎阳。可见清水《经》《注》不及朝歌，都不足为清水不至朝歌之证。胡氏是看到了《九州春秋》里明写着“朝歌清水口”的，竟因为《水经·清水篇》不及朝歌，便不肯相信《九州春秋》，偏要去信从郦氏清口即淇口之说，甚至进一步说成“盖俗亦呼淇水为清水”，可谓荒谬之至。这果然要怪胡氏自己不能辨别是非，但主要还是应由首创清口即淇口说的郦氏负责。
《九州春秋》载韩馥从事赵浮等自孟津引兵东下时，袁绍尚“在朝歌清水口”。《英雄记》所载同，惟无“尚”字。据《三国志·魏志·袁绍传》，则袁绍自“董卓西入关”后即“还军延津”，下文即接叙袁绍胁诱韩馥让冀州，赵浮等请馥以兵拒绍。可见《魏志》所谓延津，指的就是《英雄记》《九州春秋》的朝歌清水口。《通鉴》上文先从《魏志》已作“会董卓入关，绍还军延津”，下文又从《英雄记》《九州春秋》作“时绍在朝歌清水”，所以胡三省注要在“清水口即淇口”下加一句“南岸即延津”。按，《左传》隐元年“至于廪延”，杜注：“陈留酸枣北有延津”。胡氏盖因酸枣县（故治今延津县西南）在汉唐大河南岸，所以认为清水口的南岸才是延津。其实清水口明明在北岸，而史称绍军延津，可见延津一称，系兼指南北岸而言，并非专指南岸。又按，《水经河水注》：“河水自酸枣县西，又东北，通谓之延津”，“又东径燕县故城北，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又东淇水入焉”。清水在延津入河而淇水在延津下游棘津之东入河，这又是清水口与淇水口是二而非一的一个明证。
（二）《汉志》魏郡“内黄，清河水出南”。《续汉志》魏郡“内黄，清河水出”。“出南”是说水出县之南境，“出”是说水出县境。这两条记载说明了西汉和东汉永和以前，清河水源就在内黄本县境内；既与内黄西南朝歌、黎阳境内的淇水不相涉，当然与淇水以西修武、获嘉、汲县、朝歌境内的清水更不相涉。要到永和以后若干年，内黄以南的黎阳境内开凿了以菀水为源的白沟，白沟的下游依地望推断，应即注入清河水，这是清河水水源向上伸展超越内黄县界之始。至曹操遏淇入白，清河水才以全淇为源。在白沟通运后不久，人们也就把已成为白沟下游的清河水，视为白沟的一部分；所以在《水经·淇水篇》里，就说成是淇水“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不再提到什么清河水了。三百年后的郦道元，不知道魏晋以后内黄境内的白沟原本是两汉的清河水，这倒并不可怪。可怪的是，天下水道以“清”为名者何可胜计，各自名“清”可耳，郦氏为什么硬要把淇水以西的清水断为淇水以东的内黄清河水的来源？何况两《汉志》内黄之水明明叫清河水，不叫清水？郦氏经常引用《汉志》，何以竟不懂《汉志》体例？《汉志》凡水之源流相当长远者，必著其出某县某处，至某县入某水；只有很少数源流甚短不出县境的水，《志》文才只作“在某县”，不著其出入[36]。内黄清河水若果如郦说上承《水经》清水，那末《汉志》就得在修武县下写上“清水出北山，东至内黄为清河水”才符合体例。一条经历五六县首尾达数百里的水道，不可能只在内黄县下提一下“清河水出南”。
（三）郦道元认为在河水自宿胥口北流时代，在宿胥口稍北处接纳了清水的汇注，此下即有清河之称，这又是一种极不可通的说法。河水自积石入塞，经流数千里人海，接纳了许多支流，其中有些支流远比清水要大得多，为什么从没有听说接纳了汾水、渭水以下有汾河、渭河之称，接纳了雒水、沁水以下有雒河、沁河之称，独于接纳清水后会有清河之称？两条或两条以上水道在合流后因互受而通称，这在古代确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上文提到的清河与泒河、沽河会合后既称清河，又称沽河，又称泒河尾即其例。但必须是差相匹敌或相差不太多的两条或几条水，才有这种可能。清水即使果然在宿胥口稍北入河，河与清大小相去悬如，也谈不上互受通称。更何况互受通称是说两水会合后或称甲，或称乙，也从没有合称甲乙之理？再者，尽管河水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含沙量不尽相同，但它穿行数千里的黄土高原是历古相同的，所以它的水色不可能不浊，不黄，因而它又被称为浊河、黄河[37]。清是浊的对立词，怎么可能同一条“河”，既称为浊河，又称为清河？
郦说河水在从宿胥口北流时已有清河之说既显然不能成立，那末他的自河徙宿胥改道东流后，河北的清河是原来清河的“余目尚存”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实际情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有时刚刚相反。当河水自宿胥口北流走《禹贡》《山经》中的河道时，只称河水或浊河，不可能称为清河。到河水自宿胥口东流走《汉志》中的河道时，北流故道自内黄以下因浊流变清，始有清河之称。这是新出现的名称，而不是旧称的残存。其后又经过多次变迁，才形成《水经·淇水篇》中那样的清河。至于清水，则直到《水经》时代，和清河还并无关系。这些都已在上文阐述清楚，用不着再多说了。
（四）“曹公开白沟，遏水北注，方复故渎矣”。这句话有三点错误：一、曹公以前已有白沟，非曹公所开。二、曹操只是遏淇水入白沟，未尝遏淇水以西的清水一并入白沟。三、《水经·淇水篇》中的白沟和清河，并非古大河故道。说俱见前，不赘。
清水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不从朝歌清水口入河，改变为像见于郦道元《清水注》《淇水注》中那样，自朝歌东北流会合北宋的淇水于黎阳西南的枋头城下，又东北注入白沟，从而成为海河水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呢？这在历史文献中并找不到明确的记载，请先从分析论证郦《注》入手。
《淇水注》：“汉建安九年，魏武王子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是以卢谌《征艰赋》曰：'后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者也。自后遂废，魏熙平中复通之。”
这段郦《注》有二点值得注意：
（一）卢谌及其父卢志在《晋书》里都有传。据《传》，《征艰赋》当作于永嘉之乱洛阳沦没（311年），谌随父北行投奔刘琨时。这篇赋描述枋头形势，所谓“洪枋巨堰”，指的当然是枋堰；所谓“深渠高堤”，应指见于《淇水注》的郦时已废的引淇水经枋头城北，东入白沟的“故渠”。由此可见，在曹操筑枋堰引淇入白沟后一百零七年，枋头城下的形势并未发生变化，枋堰和导淇入白的渠道和堤防仍是当地最引人注目的工程。清水显然还没有东展到这里；因为清水若已流经城下，不能设想赋家会不把它拿来与“后背”或“淇水”作绝好的对仗[38]。
（二）“自后遂废，魏熙平中复通之”这两句话，不能理解为，在卢谌北行经过枋头之后，紧接着枋头以东的运道即归堙废，直到魏熙平中才复通运道；也不能认为熙平中所复是建安年间的原状。
从卢谌北行过枋头之年（311）起到魏熙平中（516-517），历年二百有零。在这二百多年中，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宋元嘉二十七年（450）以前一百四十年，枋头有十多次见于历史大事记载[39]，此后六十多年不见记载。从前一百四十年提到枋头的记载看来，那时的枋头显然是一个地居南北交通咽喉，兵家战守必争之地。枋头之地居冲要，当然是和白沟通航密切联系着的。不能设想城下的白沟早已堙废，而这个城市能历久不衰。所以郦《注》“自后遂废”的“后”，实际上应指此一百四十年之后；堙废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五六十年，至熙平中即复通之。
见于郦《注》中的枋头城郊清、淇、白沟形势，当然是熙平以后的情况。清水已不在朝歌清水口入河，改道东北流会合淇水；一部分由淇河口入河，所以说“清口即淇河口也”；一部分注入白沟，因而被误认为曹操时即已如此（《清水注》）。此时曹操遏淇水入白沟的两大工程“洪枋巨堰”和“深渠高堤”已归破废，被称为“故堰”、“故渠”；淇水恢复“故渎”，南径枋城西，又南分为二水：一水南注清水，水流上下，更相通注，河清水盛，北入故渠，自此始矣；一水东流径枋城南，东与菀口合，右合宿胥故渎，又东北流谓之白沟（《淇水注》）。杨守敬《疏》指出这段《注》文中的“故渎”、“故渠”，都是淇水在建安以前的入河故道，是正确的。所以此时的白沟已不再以被枋堰所阻遏的淇水为唯一水源，而是兼纳在枋头城郊会合的淇、清二水。但二水有一部分是循淇水故道南流入河的。遇河清水盛时，河水、清水便可以倒灌入淇。然则熙平后的白沟，不仅兼纳淇、清，有时还会接受来自大河的若干流量。海河水系西南方向的范围，较之三百年前海河水系初形成时，扩展了一大步。
上面对《淇水注》所作的分析与论证虽然说明了一些问题：1.永嘉之乱时白沟上游形势与曹操遏淇入白之初基本相同；2.永嘉以后，至少有一百四十年枋头城下的白沟仍能维持通航；3.熙平以前，枋头城下白沟曾堙废一个时期；4.见于郦《注》熙平以后的枋头城郊清、淇、与白沟形势，已迥非建安、永嘉之旧。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仍未解决，见于郦《注》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以肯定，应该并不始于熙平。因为熙平若不光是因旧迹“复通之”，而是有所改作，郦道元生当其时，不会不知道，知道了便不会不在《淇水注》或《清水注》中记下来。在郦《注》中找不到线索，那就还得求之于有关枋头的历史记载。
史载：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伐燕，六月，引舟师自清水入河，[40]舳舻数百里；七月，至枋头；九月，以数战不利，粮储复竭，又闻秦救兵将至，焚舟弃辎重铠仗，自陆道奔还。[41]桓温的舟师可以从大河下游溯河而上，直达枋头，可见其时枋头大河间有水道可通，形势应已略同《淇水注》所载。若说曹操虽筑枋堰遏淇水入白沟，堰南淇水入河故道犹存，那末这段故道既然断绝了淇水的冲刷，何以在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黄河水的倒灌填淤之后，还能通航“舳舻数百里”的舟师？那是不可设想的。所以只能作出这样的推断：见于《淇水注》的枋头城下清、淇交会，南注大河，东注白沟的局势业已形成。桓温舟师以七月至枋头，正是清淇会合后所谓“水流上下，更相通注，河、清水盛，北入故渠”的时候。但是到了九月河水消落，不复倒灌“北入”，清、淇水南注大河者浅涩不胜舟，舟师无法撤退，便只得焚舟弃辎重，自陆道奔还了。
卢谌北行时枋头城下的水运还是曹操时的旧格局，桓温伐燕时已变成了《淇水注》所载那样新格局，两事相去达五十八年之久，可不可以把发生这一变局的时间再推定得具体一点呢？可以。
史载：晋咸和八年（333），略阳氐帅苻洪帅户二万降于后赵石虎。洪说虎徙关中豪杰及氐羌以实东方，虎从之；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永和五年（349）虎死，赵乱，秦雍流民相率西归，路由枋头，共推洪为主，众至十余万。六年（350），洪卒，子健代统其众；初治宫室于枋头，置戍温、怀；既而悉众西行，夺据关中。[42]苻氏居枋头历年十七，部众以万计，看来改造枋头城下的水道经流，借以改进枋头的水运，完全有可能出于苻氏之手。
由于这一改造工程施工于后赵统治中原，臣服于赵而具有半独立性质的苻氏屯驻枋头时期，所以既为后赵政权记载所不及，又为后来建国于关中的前秦政权记载所脱略。其后将近二百年，郦道元注《水经》，他只知道熙平以前枋头城下水道曾经堙废，熙平复通之，已经无从知道永嘉以后熙平以前这里的水道曾被改造过，那就难怪他要把当时的清水、淇水、白沟经流，错认为魏武以来即已如此了。
以上论证了清水加入海河水系。应为十六国后赵时期，即四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这是海河水系西南界很重要的一次扩展。从此以后，这条发源于辉县西北，南流折东经新乡、汲县，与淇水会合于淇县、浚县界上的水，便代替淇水成为白沟、永济渠、御河、卫河的河源，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据《沁水注》、《清水注》，其时丹水出太行山径鄈城（今沁阳县东北四十里）西后，又南流西转，有光沟水出丹水，东南流分出界沟水，南入沁水；界沟水出光沟东南流分出长明沟水，南入沁水；长明沟水分界沟东流入吴陂。又有白马沟水分长明沟南入沁水，蔡沟水分白马沟东流入长明沟。吴陂南北二十许里，东西三十里，在修武县故城西北二十里。陂水东流为八光沟，东注清水。《清一统志》怀庆府山川说长明沟“今日小丹河”；杨守敬《水经注图》将光沟水和界沟水东南流一段画作今小丹河的西段，长明沟水画作小丹河的中段，（白马沟水蔡沟水在小丹河之南），吴陂画在今获嘉县西北，八光沟画在获嘉县北；应该是基本正确的。光沟、界沟、长明沟、八光沟、白马沟、蔡沟都以沟为名；整条小丹河分丹东南流入武陟县境后，不依地势又东南近注沁河，而折向东北经修武、获嘉远至新乡入卫河；所以这几条沟都不像是天然水道，应出于人工开凿。[43]《元和志》怀州河内县下所谓丹水北去县七里，“分沟灌溉，百姓资其利焉”，正是此意。尽管开凿于何时何人之手已无从查考，可能在导清会淇之前，也可能在其后；总之，在郦道元以前，丹水已有一部分通过今之小丹河注入卫河，从而使海河水系的西南界和今天完全相同。[44]
然而仅以清、淇二水和部分丹水为源的白沟运道虽能通航，却不胜重载；加以白沟和大河之间只能在夏秋水盛时经由枋头城南的一段淇水通航，秋深水落即不通；所以这条航道并不能满足统治者，特别是建立了一统王朝的统治者，要把河淮以南的大量粮食物资北运的需求。因此自隋以后，这条运道多次被改造，海河水系南侧所包括的范围就跟着发生变化。
第一次，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是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45]。
沁水本来是南流入河的，所以“南达于河”不过是加以疏浚而已，此役的关键工程是在沁水下游东北岸开渠，引沁水东北流会清水入白沟，从而使从河南北来的运艘，达于河后能溯沁水至渠口，顺流而下抵今天津，又溯流而上抵涿郡城（故址在今北京市宣武区）南。当即将这一河北运道全程总名为永济渠。永济渠的开通，使沁水也加入了海河水系，这是海河水系西南界扩展得最远的时期。
炀帝在大业七年坐龙船从江都（今扬州市）北上，经由邗沟入淮，溯淮入通济渠，渡黄河入永济渠；以二月乙亥起程，四月庚午到达涿郡行宫，全航程共五十五天。自七年至十年，屡征天下兵集涿郡，百万大军的粮秣军需都由水道运到涿郡，[46]“舳舻相次千余里”。这是河北水运史上的空前壮举，也是永济渠通航的极盛时期。
隋炀帝这次改造河北水运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持久，“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全线畅通，可能只限于渠成之初不到十年的时间之内。自唐以后，在历史上既找不到自沁口北上进入河北平原的航运记载，在各史的地理志、河渠志和传世的几种总志中，也都仅以清、淇水为永济渠，亦即唐宋金元的御河、明以后的卫河的水源，不及沁水。
但自隋以后的沁水并没有和海河水系断绝关系。
沁水下游武陟县境地势高于卫河上游获嘉、新乡，每遇沁水决溢，很自然就会向获嘉、新乡漫流，汇入卫（御）河。有时沁水的决流还可以通航，与黄河卫河水运相衔接，仿佛隋代永济渠情况。又由于卫河常患胶浅滞运，历代统治者有的对沁水决流主张不予堵塞，有的还建议按决流开渠引沁入卫以利漕；议多不果行，也有见诸实施的。终因“卫小沁大，其势难容，卫清沁浊，其流必淤”，沁水入卫的结果不仅使卫河上游两岸遭受田庐被淹没之灾，即运道也有被泥沙淤阻之患，故不论是决溢造成的，或人工开浚的，不久皆筑塞。在决流和引渠被塞后，有时还会有沁水的支流入卫。[47]
上述这些情况集中见于金元明三代记载，此前的唐宋时代和入清以后则罕闻。清代前期有一条孟姜女河，起新乡西南，东北经延津至汲县入卫河；每当天雨时有水，否则仅有其形。《卫辉府志》作为沁河故道载入古迹，[48]但不知是什么时代的故道。
为了要沟通大河南北的水运，并解决卫（御）河的浅涩滞漕问题，比引沁入卫更大胆的设想和举措是引黄入卫。北宋熙宁八年（1075）秋，曾在卫州（治汲县）西南王供埽开旧沙河，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九年春，功成。“行水才百余日，卫州界御河淤浅已及三万八千余步，沙河左右民田济浸者几千顷。”言者又深以穴堤引河，恐黄河由此决溢为虑。“未几，河果决卫州”。元丰中又在临清的除曲分河入御，通纲运，开而又闭，闭而又有人请开。[49]明景泰中又有人建议“通河于卫”，未行。[50]解放后开人民胜利渠，自武陟东南引黄东北至新乡入卫，那是为了灌溉，而不是用以通航。
北宋黄河曾三次北流经河北平原入海。第一次为庆历八年（1048）澶州（濮阳）商胡埽之决所形成，历二十一年至熙宁二年（1069）导东流而北流闭。第二次为元丰四年（1081）澶州小吴埽之决所形成，历十三年至绍圣元年（1094）尽障北流，全河东去。第三次为元符二年（1099）内黄口之决所形成，历二十九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因决河由泗入淮以阻金兵而北流绝。[51]凡北流在今青县以上都占压部分御河，青县以下即与御河合流北抵今天津，折东循今海河入海。[52]三次共计六十三年。胡渭、杨守敬等所构想的大禹至西汉的黄河近海一段流路，实际是到这时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海河水系被并入黄河水系，在历史上只限于这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叶断续六十三年。
海河水系形成以后东南侧发生的重大变化，在于汶水的加入与退出。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会通河，起自须城（今东平）安山西南，北抵临清入御河。会通河的水源来自六年以前所开自济州（今济宁）北注济水（大清河）的济州河；而济州河的水源则来自宁阳东北去堽城堰，遏汶水西南流注济州城下的汶水。所以会通河一经开通，汶水的一部分开始加入了海河水系。[53]
元代的会通河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故终元一代南漕北运，以海运为主。末年，会通河废而不用。明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而东，会通河尽淤。至永乐九年（1411），复开会通河而制作与元代不尽相同：在汶上东北筑戴村坝，遏汶水西南流尽趋南旺水脊，南北分流济运，六分北下至临清入卫，四分南下至鲁桥入泗。自此以后，汶水通过南旺以北山东运河成为海河水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历时达四百数十年之久，只有几次黄河北决，穿运而东，汶水被挟由大清河入海时例外。明清两代黄河多次北决夺大清河，每次皆不久被塞。但最后到了清咸丰五年（1855）兰阳铜瓦厢那次决口，清政府正忙于对付太平天国，无暇顾及塞决，从此汶水既不能穿越黄河，也就脱离了海河水系。
咸丰五年以后，黄河以北临清以南这段运河，只得“借黄济运”，即引黄河水注入运河。黄水多沙，每年旋浚旋淤，劳费不堪。其时海运已兴，每年漕粮仅极少数仍由河运。勉强维持了四十多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粮全数改折，漕运罢而运河不复挑浚。三五年后，黄河以北百余里几成平陆。[54]
总结历史的经验，可知海河水系的南侧只能以清、淇及部分丹水为源。以扩展航运为目的的引沁入卫和引黄入卫，都是害多利少，引汶入卫则只有在黄河夺泗、淮在苏北入海时才能做到。
现在的白河汉代叫沽水，现在的潮河汉代叫鲍丘水，二水的下游历史上时有变迁。《汉书·地理志》只在渔阳郡渔阳县下见沽水，“出塞外，东南至泉州入海”，失载鲍丘水。《水经》于二水皆有较详记载：
沽河从塞外来，南过渔阳狐奴县北，西南与㶟馀水合为潞河，又东南至雍奴县西为笥沟，又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东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
鲍丘水从塞外来，南过渔阳县东，又南过潞县西，又南至雍奴县北，屈东入于海。
沽河条只及与㶟馀水（今温榆河）、清河合，而不说与鲍丘水合，鲍丘水条也不说与沽河合，可见汉世沽与鲍丘本各自入海；方建安十一年曹操凿通平虏渠，海河水系最初形成时，水系的东北界只包括沽水，不包括鲍丘水。但就在这一年，由于曹操继平虏渠之后又开凿了泉州渠和新河，海河水系便东向扩展了两大步。
《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一年，“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据《水经淇水注》《鲍丘水注》，泉州渠南起泉州县境清、沽（潞）合口下游不远处，北流至雍奴县东泃河口以东泉州口入鲍丘水。这说明与平虏渠同年开凿的泉州渠，南起今天津市区以东的海河，北抵今宝坻县境大致相当古鲍丘水下游的今蓟运河，从而使海河水系东展到了蓟运河流域。
《魏志·武帝纪》失载新河。《水经·濡水注》说新河是魏太祖征蹋顿，与泃口俱导也”，上承雍奴县东鲍丘水于盐关口，东北绝庚、巨梁等水，东至海阳县东南，“东会于濡”。濡水即今滦河，在汉辽西郡境内，正是曹操用兵三郡乌丸的前线，所以郦道元说新河“与泃口俱导”是可信的。导泃口即指凿泉州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三渠皆为征蹋顿而凿，时间都在建安十一年，施工应稍有先后，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时“俱导”。盐关口不见《鲍丘水注》，惟《鲍丘水注》说鲍丘水“东合泉州渠口，又东庚水注之”，而《濡水注》说新河“自雍奴县承鲍丘水东出，谓之盐关口，又东北绝庚水”，泉州口盐关口都在庚水（今蓟县沽河）之西，二者宜相去不远。疑盐关口应在泉州口稍东，这样才能使新河承受来自鲍丘水汇合泉州渠以后更为丰富的水源。这说明了由于新河的开通，使海河水系更东展一步到达了滦河流域。
海河水系向西南的扩展是逐步接受更多更远的水源，由淇而清，而丹，而沁。向东北的扩展则相反，是逐步将海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河渠导向东北，由潞（沽）而鲍丘水，而濡水；这当然是地势所决定的。
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为同一目的开凿于同一年，其后果却大不一样。平虏渠从此成为清河、永济渠、御河、卫河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不变。泉州渠在《鲍丘水注》中被称为“故渎”，又说“今无水”；新河在《濡水注》中亦作“故渎”；可见在郦道元前，此二渠已仅存遗迹。此后即不见于记载，估计郦后不久已归湮灭。
郦道元时代海河水系不仅已与鲍丘水、濡水隔绝，据《沽河注》《鲍丘水注》，雍奴、泉州间沽河的下游笥沟“今无水”，而鲍丘水的上游自渔阳“西南历狐奴城（今顺义东北）东，又西南注于沽河”，合流至雍奴县北，鲍丘水“旧分笥沟水东出，今笥沟水断，众川东注，混同一渎”归海。这就是说，连沽河都东合鲍丘水由今蓟运河入海了，也退出了海河水系。
《汉志》的治水，于《水经》为㶟水。《汉志》治水“东至泉州入海”，《水经》㶟水改为在雍奴县西入笥沟。故东汉末年清河北合沽河，㶟水即作为沽河的一条支流加入了海河水系。至郦道元时笥沟水断，退出海河水系的就不仅是沽河干流，也包括了支流㶟水即今永定河及其上游桑乾河。所以在郦道元时代，海河水系的东北界较之《水经》时代大大缩进，仅以圣水为限。圣水上游是今房山县境的琉璃河，下游即《汉志》桃水，经今固安、永清县北，安次县南，注入《汉志》的滱河，《水经》的巨马河。
隋炀帝开永济渠，《隋书》只说是“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北通涿郡”的南段是开渠引沁水入白沟，循白沟、清河北上，释见上文。清河只能北抵今天津市区，自此以北达于涿郡该怎么走法，文献并无明白记载。按，《通鉴》大业八年，炀帝在大军云集涿郡之后，出发东征之前，在涿郡举行了三种祭礼，其中“宜社”礼是在城南桑乾水上举行的。又，《寰宇记》幽州蓟县：桑乾水流经城西城南，引隋《图经》云，“㶟水即桑乾水也。……至雍奴入笥沟，俗谓之合口”。据此可推定：永济渠在雍奴“合口”以南至今天津应为当时的笥沟，即今北运河；从合口西至涿郡城南应为当时的桑乾水，故道在今永定河北，大致自今石景山出山后东流经涿郡故城南，又东自今南苑以下约当于今之凤河，东南流至武清旧县城东，东注北运河[55]。由此又可知，在隋炀帝以前，或就是由于炀帝的开凿永济渠，沽河已恢复了《汉志》《水经》时代自雍奴南出泉州的故道，不复东合鲍丘水。其时鲍丘水上游和桑乾水都是沽河的支流，沽河一经恢复南注清河的故道，海河水系的北界也就包括了潮河流域和桑乾河流域。
隋以后沽河下游不复东合鲍丘水，鲍丘水的下游遂为唐宋记载所不及。但其部分故道犹或称鲍丘河，或称潮河，见于明、清、近代图籍中，起三河、密云界上，南径三河县夏垫镇，东南径宝坻林亭口至八门城入蓟运河。在一般情况下，鲍丘河和下游蓟运河与海河水系不相涉。惟每遇白河或北运河决溢，往往由此分泄入海。为了维持北运河的航运，每决必塞。直到民国二年（1913），白河决于顺义县东南李遂镇，夺箭杆河南下香河，东趋宝坻由蓟运河入海。时漕运已废，无需再塞，从此潮、白河便退出海河水系，北运河仅以温榆河即《汉志》《水经》中的㶟馀水为源。
本文阐论海河水系的发展，只限于与水系扩展、减缩有关的变化，略如上述。至于在水系内部诸水流路的改变，包括永定河、滹沱河、漳河等的频繁改道，因其改变并不影响水系范围的展缩，一概置而不论。
综括海河水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要发展航运，主要是为了要满足漕运——把粮食运向军事前线和首都——的需要，把原来分流入海的几条大川改造成为汇合入海，因而形成了海河水系；又为了要延长运道，增加运河的水源，把原来与海河水系不相干的几条水道导使加入进来，因而扩展了水系。有时人为的扩展超越了自然条件许可的范围，那就不可能持久。经过多次的改造，并殚精竭虑地予以维护，确是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明清两代漕粮岁额四百万石，加耗三至四成，岁运京、通两仓至五百多万石。可是，由于河北平原众流毕集于天津，使海河担负了它所担负不了的宣泄量，一遇伏秋盛涨，就难免到处漫溢溃决成灾。再者，凡运道所经，旱则民欲启涵洞以溉田，官必闭涵洞以养船；迨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置民田被淹没于不问。所以历史时期讲到河北水利，航运与防洪、灌溉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清末既罢漕运，至民初乃有多开减河，北运、永定等河下游另辟新河，五大河应分由北中南三口达海之议。但解放以前历届政府因循苟且，不以民命为重，此议一直未能见诸实施。解放后历年无多，已有所改进；相信在若干年后，河北平原的水系，必将得到彻底的改造。
后记
此文初稿是一篇报告提纲及其附考，写成于1957年5月20日，打印后在27日的复旦大学校庆学术报告讨论会上分送与会同志，并邮赠历史地理、水利史等有关学术界同志和单位。继而各方来函索取者甚多，原印五十份不够应付，又添印了一次，也已分完。二十多年来，好几位朋友多次催我把这篇东西改写成通行论文体公开发表。可是我因为集中精力于集体任务，基本上顾不到自己写文章。偶尔能抽出一点时间来，也只肯把一些新的听见所得写出来；至于这篇《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自以为既然已通过打印稿的分发公诸有关学术界，那就无需急急于改写、发表了。直到不久以前，才悟到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一是打印稿的分发，范围毕竟不够广，不利于学术交流，甚至到今年还有人因未能看到此稿而来函索取。二是打印稿的报告提纲部分太简略了，附考部分用的又是文言文，的确未能把自己对这一论题的研究成果充分阐述清楚。三是你不公开发表，就难免会有人将你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的发明创造。时间拖得越长，越容易造成混乱。适逢《历史地理》第四辑需要稿子，这才促成了我下决心把这篇一搁搁了二十七年的旧作予以改写。
为时间精力所限，我只得严定断限，改写就是对旧作的改写，不增加任何新的内容。既不吸收二十七年来有关方面新的研究或调查成果，也不提二十七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水系改造所取得的令人感奋的辉煌成就。但也不是说，对旧作绝无改动、补充。例如，旧作只说导清合淇入白沟约当在十六国时，现在便进一步推定应在后赵石虎统治中原时期。另外，还加了不少脚注，或交代各个论点的资料依据，或说明一些与正文有关而不宜阑入正文的问题。总之，旧作取材只限于普通史书、《水经注》、历代地理总志、清人著作等旧籍，这个改写稿还是不出此范围。我可不是主张抱残守缺，研究历史地理可以只在故纸堆中讨生活；这是因为寒斋只有这些旧籍勉强齐备，过此就得跑图书馆、资料室，就不是我这个衰老而残废的人所能办得到的了。
1984.7.15.改写脱稿后挥汗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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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清一统志》河间府古迹说成平故城在今交河县东，据《水经·浊漳水注》，应在交河县东北。
[2]只能说基本正确，因《水经》平恩（今曲周东南）以下的漳水，不全是禹河故道。自乐成、陵县（今献县东南）西南至成乎县东北一段，《水经》漳水经二县之南，而禹河故道则应为汉代的滹沱河，经二县之北。
[3]见代郡卤城。“户”今本误作“合”。“别”下当脱“河”字。
[4]见河间国弓高。
[5]《锥指》卷十三中之下作汉章武县在沧州北一百里，盖以《元和志》为据而不知唐宋沧州在明清沧州之东南四十里。即使在今沧州北一百里，北距天津市犹在百里以上。
[6]《清一统志》顺天府古迹引县志。
[7]见代郡卤城。今本“泒”讹作“从”，据杨守敬《晦明轩稿·汉志从河为泒河之误说》改。杨氏此考极精密。无可置疑。
[8]见雁门郡阴馆，渔阳郡渔阳。
[9]“泜”今本误作“沮”，据王念孙《读书杂志》四之六、段玉裁《说字解字注》改。《汉志》例不称大河为黄河，此条原文当作“入河”。盖后人知堂阳非汉大河所经，见《汉志》信都国信都下载有“故章河在北”一语，堂阳去信都不远，乃在“河”上擅增一“章”字；隶书章、黄二字形近，后又讹章为黄。今按“故章河”是《汉志》时代以前的章（漳）河，在《汉志》时代已为
水的下游，和《汉志》中在水以东的漳水是两回事。泜水东至堂阳所入，是“故章河”而不是当时的漳水，所以在“河”上增一“章”或“漳”字，并不符合《汉志》所载水道经流。再者，若班固原意作入漳，则但当作“入漳”，亦不得于“漳”下缀一“河”字。清代几位学者不明乎此，或以为本作章河；或以为本作漳河，或以为本作横河，“横”“衡”古通，横河即《禹贡》衡漳，“黄”乃“横”之烂文；皆非。
[10]泜水见常山郡元氏。斯洨水见真定国绵曼。博水见中山国望都。卢水见中山国北平。涞水见代郡广昌。桃水见涿郡涿。
[11]据《清一统志》，堂阳故城在新河县西，鄡县故城在束鹿县东，高阳故城在县东，容城故城在县北，安次故城在县西北。
[12]赵一清、王念孙、洪颐煊认为泜水所入是漳河，前文已予辨正。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又以为斯洨水所入之“河”也是漳河，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认为是虖沱河；实则斯洨水所入和泜水一样，也是
水下游即“故章河”。陈澧又说博、卢、涞三水所入即今西淀，桃水所入即今东淀，二淀为河水所汇，故曰入河。此说更悠谬。二淀当形成于宋何承矩兴塘泺之后。《水经注》叙巨马、易、滱三水都没有提到入淀泊，且西汉大河下游远在今冀东南东光、南皮、沧州、黄骅一带，与后世二淀之间中隔与大河基本并行的虖池别、虖沱、泒等水，河水怎么可能穿越这些水道西北逆流数百里汇为东西二淀?
[13]易、滱会合以下，《汉志》称为滱，《水经》称为易。
[14]《水经》漳水下游，即《汉志》“故章河”及虖池别河。
[15]汉浮阳县隋改名清池，唐宋金元为沧州州治，在今沧州市东南四十里，见《清一统志》天津府古迹沧州故城。
[16]《淇水注》引《魏土地记》曰：“高成县东北一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藉盐为业。”据《寰宇记》、《清一统志》引旧志，高成故城在今盐山县东南。漂榆约与高成东北百里处南北相值，可知应在天津市区以东。
[17]顿丘之决在是年春，濮阳之决在夏，见《武帝纪》。决于濮阳之瓠子，见《沟洫志》。
[18]这两次北决皆见《沟洫志》。
[19]河内郡隆虑下云：“洹水东北至信成入张甲河”。“洹”，今本误作“国”。
[20]决年见《汉书·王莽传》。决处见《水经河水注》，《莽传》作“河决魏郡”，盖决口北岸为魏郡地，南岸则为东郡濮阳县地。决后泛清河以东数郡，不塞。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始发卒数十万遣王景等修治河堤，明年功成，即《水经》及《注》中的长寿津以下的河水。
[21]《汉志》魏郡清渊下注引应劭曰：“清河在西北”。《水经》白沟“又东北过广宗县东为清河”。据郦《注》清渊在清河县西北，盖清河自清渊溢出北流即入广宗县境。
[22]西汉东昌县东汉省为昌亭，西汉乐成县桓帝于成下加陵字，见郦《注》。东昌故城在今武邑县东北，乐成故城在今献县东南，见《清一统志》。
[23]“合清河”三字《大典》本无，吴管本有；其后朱谋韦、赵一清、杨守敬等从吴管，戴震、王先谦等不从。吴管殆以所见宋本为据，与《淇水注》所载清河北流形势亦合，宜可信。
[24]濊邑即章武县城，《经》文“涉邑”下“北”应作“西”，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已指出。清河过濊邑西后应继续北流，方得至泉州县境与沽河汇合，故“乡邑”下“南”应作“西”或“东”（杨守敬《水经注图》作东）。乡邑故址当在今静海县境。又东北“过穷河邑南”，当已进入今天津市郊区，故址约当在今杨柳青一带。
[25]《淇水注》作“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欠确切。参以上下文，知枋堰应在水口稍北，堰南是淇水入河故道，立堰后淇水即被遏东入白沟。据《寰宇记》卫州卫县及《通鉴》永嘉六年胡注引宋白，枋堰旁的枋头城去河八里。
[26]《淇水注》在“成堰”下接着说“遏淇水东入白沟”是正确的，而下文在“宿胥故渎”下说“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则欠妥。魏武只是遏淇入白，改造白沟，并非创辟，不宜加“开”字。但其指出白沟乃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则又是正确的。
[27]胡渭、赵一清据《初学记》、《寰宇记》等书辑得滹沱河泒水《经》、《注》各若干条，皆在中上游，不及下游。
[28]《淇水注》：清河“东北至泉州县北入滹沱水，……又东泉州渠出焉”。《鲍丘水注》：鲍丘水径雍奴“县北，又东与泃河合”，“又东合泉州渠口。故渎上承滹沱水于泉州县，故以泉州为名。北径泉州县东，又北径雍奴县东。自滹沱北入，其下历水泽百八十里入鲍丘河，谓之泉州口。……今无水”。自魏明帝时决滹沱河自饶阳县境北入泒水（详下文），此后泒水下游即为滹沱所夺，故上引两郦《注》中的滹沱水，即《汉志》、《水经》、《魏志·武帝纪》中的泒水下游。清河北合滹沱水后互受通称，故《淇水注》称泉州渠出自清河，《鲍丘水注》称泉州渠故渎上承滹沱水。《沽河注》又云：“沽水又南径潞县为潞河，又东南至雍奴县西为笥沟，又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潞河下游也在泉州县境与清河合，合后清河潞河又得通称，所以《魏志·武帝纪》中的潞河，亦即《淇水注》中的清河，《鲍丘水注》中的滹沱水。据上引《鲍丘水注》。泉州渠北口应在洵河口之东，《魏志·武帝纪》作“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与郦《注》稍有差异。这可能是由于陈寿记事稍病疏略，也可能是初议凿渠北起泃河口，工程实践中乃移于泃河口之东。要紧的是陈寿的记载虽不能算错，若无郦《注》，后人便不可能知道泉州渠的比较正确的位置及其起迄。又，陈寿作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可能指施工程序是自北而南；而淇水、鲍丘水两《注》都明说泉州渠水是自清河即滹沱水北流入鲍丘水的，这当然是渠成后的实际情况。
[29]《水经·滹沱河》篇虽已佚，其见于《浊漳水》篇的自昌亭至乐成陵县与漳水合流一段，流路仍与西汉相同，则乐成陵以下，仍应流经成平县北参户亭东，亦与西汉同。东汉时的漳水经成千县南，东合自南皮县西北宋的清河于北皮亭东，又“东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参户亭郊为所必经，滹沱河皮即在此会合漳水。
[30]上游即今潮河，下游略当今蓟运河，中游久已堙塞。
[31]据《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楚王彪以文帝黄初七年（226）自寿春徙封白马，是年文帝崩，明帝即位，太和六年（232）改封彪王楚，推定。
[32]《寰宇记》饶阳县下或作虏口，或作鲁口。《纪要》饶阳滹沱河条下引宋白谓“旧于渠口置虏口镇，后讹为鲁，因置鲁口城”，以鲁为虏之讹。但鲁口城条下则引《寰宇记》及十六国、北魏时史事，皆作鲁口。核以《晋书·前后燕载记》《魏书·道武纪、周几传、地形志》则皆作鲁，无作虏者。
[33]《元和志》沧州鲁城县：“平鲁渠在郭内，魏武北伐匈奴开之”。《寰宇记》沧州清池县废乾符县（唐末乾符中改鲁城为乾符，后周废入清他）：“平虏渠在县南二百步，魏建安中穿乎虏渠以通运漕，北伐匈奴，又筑城在渠之左。”这两条记载把曹操所凿平虏渠说成在唐鲁城县郭内或县治南二百步，这是错的。汉魏之际的平虏城，即西汉参户县治，今青县西南木门店，见上考。唐鲁城县“本汉章武县”（《元和志》），在今黄骅县西北隅，西距木门店约九十里，故曹操所凿平虏渠，不可能经过这里，渠左的城也不可能是曹操所筑。按《旧唐书·姜师度传》载，师度在神龙中“约魏武旧渠，傍海穿漕，号平虏渠，以避海艰”；《新唐书·师度传》作“循魏武帝故迹，并海凿平虏渠以通饷路，罢海运，省功多”。则《元和志》、《寰宇记》所载平虏渠，应为姜师度所凿。这条渠首尾不详，约当在魏武旧渠之东数十里，去海已不远，故史称“傍海”。师度知道魏武旧渠约去此不甚远。故亦以平虏为名。《旧书》在“魏武旧渠”上用一“约”字是很妥善的，《新书》改用“循”字，径以虚拟为实迹，那就不对了。
[34]“泒”传世诸本皆作“派”，独全祖望本赵一清本作“泒”。杨守敬于《沽河篇·疏》中是派而非泒。以为郦《注》于《经》文末句下列举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诸水同归于海以释《经》，“不及泒水，而漫以诸水为泒水之尾，尤非。盖《经》言派河尾者，谓众河之尾也；众河发源不同，至此同流归于海，故总括之曰派河尾矣。按，《说文》：'派，别水也。一曰，水分流也。’左思《吴都赋》：'百川派别，归海而会’。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则派为众流之义甚明”骧按：《水经》作于司马懿凿滹沱入泒水之前，故在泉州县会合沽河清河者乃泒河而非滹沱。况沽会合在前，清河北展来会在后。泒沽既合于清河未来时，合流处泒殆盛于沽，因此称合流入海一段为泒河尾，这是合乎情理的。清河既来，又改称合流入海一段为清河，故《经》文特意说明沽清会合处这段清河就是泒河尾。郦《注》作于司马懿之后，泒水自饶阳以下，已为滹沱所夺，故《注》所列举在泉州同归于海诸水中，但有滹沱而无泒水，这是很自然的，不能因此遂断谓《经》文不得作“泒河尾”。杨氏所征引许慎、左思、郭璞诸家文字，都只能说明一水分别为数水曰派，不能据以证数水合为一水亦曰派，派河尾就是众河之尾。故鄙意此字当从全赵本作泒。
[35]漳水滹沱河大部分流量为清河挟而北流，应仍有部分流量循故道东流入海，至郦道元时其残余见于《淇水注》者，被称为清河枝津，盖郦已不知为漳水、滹沱之遗迹。
[36]例如有扶风漆县“漆水在县西”；右北平郡字县“榆水出东”；安定郡卤县“灈水出西”。
[37]浊河始见《战国策·燕策》“齐虽有清济浊河，何足以为固”?黄河始见《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王念孙《读书杂志》四之二认为《史记·高祖功臣侯表》作“使河如带”，无“黄”字，《汉书》此“黄”字乃后人所加。但《汉纪》及《吴志·周瑜传》引誓词亦有黄字，王氏此说确否可疑。按向秀《思旧赋》有云：“济黄河以泛舟兮。”则魏晋之际已有黄河之称是可以肯定的。
[38]南北朝末年陈天嘉四年（563年）江德藻使齐，此前已导清于枋头城下会淇入白沟，其《北征道里记》就说枋头城“淇水经其后，清水经其前，”见《寰宇记》卫州卫县下引。江德藻事迹见《陈书·文学传》。《北征道里记》，《隋书·经籍志》作《聘北道里记》。
[39]《通鉴》晋永嘉六年（312）咸和八年（333）永和五年（349）八年（352）太和四年（369）五年（370）太元九年（384）十年（385）义熙十二年（416）宋景平元年（423）元嘉二十七年（450），都有关于枋头的记载。
[40]自巨野泽北流入河一段济水又名清水，见《济水注》。
[41]《晋书·废帝海西公纪》、《桓温传》、《前燕慕容暐载记》，《通鉴》。
[42]《晋书·前秦苻洪、苻健载记》，《通鉴》。温，故治今县西。怀，故治今武陟县西。自枋头西至修武（今获嘉）晋属汲郡；自此以西历怀、温至轵（今济源）晋属河内郡。苻健置戍温、怀，可见苻氏居枋头时，至少其后期的势力范围已囊括河内、汲二郡。
[43]不包括吴陂。吴陂一作吴泽，一作吴泽陂，春秋已见记载。《左传》定公元年，魏献子“田于大陆”；杜预《春秋释例》：“大陆，修武县西北吴泽。”据《清水注》，陂系吴渎、苟泉水、皇母泉、马鸣泉、覆釜堆南三泉及长泉水所钟。《寰宇记》怀州获嘉：“吴泽陂在县西北一十五里。”《清一统志》卫辉府山川引《获嘉县志》：陂在县西南十三里，名三桥陂，亦名太白陂。但康熙《皇舆全图》已无此陂，但有小丹河下游经获嘉县北。盖此前陂已淤平，只剩自西而东一线水。
[44]据《清一统志》怀庆府山川丹水条，康熙中定“每岁三月初塞入河渠，使水归小丹河入卫济漕，至五月尽则开入河渠，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至今民称便焉。”类似的制度前代未必没有，惟不见记载耳。
[45]《隋书·炀帝纪》。《食货志》亦作“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不及以永济渠为名。《大业杂记》作“三年六月，敕开水济渠，引汾水入河，又自汾水东北开渠，合渠水至于涿郡二千余里，通龙舟”。“汾”系“沁”之字误，指出在沁水东北开渠则较《隋书》为详确。
[46]以涿郡为大本营，由此东指辽河前线，三次用兵辽东。
[47]《金史·河渠志》、《侯挚传》；《元史·五行志二》、《董文用传》；《明英宗实录》景泰三年至五年；《明史·河渠志》卫河、沁河；《方舆纪要》怀庆府武陟县莲花池。
[48]《清一统志》卫辉府山川孟姜女河条引。
[49]《宋史·河渠志》御河篇。此篇所谓“未几，河果决卫州”，黄河篇作十年“七月，河复溢卫州王供”等地。临清故治即今临西，徐曲在临清见黄河篇。
[50]《明史·河渠志》卫河篇。
[51]北宋三次北决两次闭塞见《宋史·河渠志》，建炎事见《宋史·高宗纪》。
[52]参《宋史·河渠志》黄河、御河及《元丰九域志》。
[53]济州河南段自济州南注泗水，以来自兖州西注济州城下的泗水为源。汶水另一部分由堽城滚水坝循旧道注大清河入海。
[54]此节据《元史》、《明史》、《清史稿》的《河渠志》、《食货志》，参《明会典》、《行水金鉴》、《淮系年表》。
[55]《寰宇记》幽州永清县：“桑乾水在县北十里，东南流”；安次县：“县东枕永济渠”；这种情况只能开始出现于唐代。在隋代，自应以隋《图经》为准，桑乾水东至雍奴合笥沟，自涿郡城南至雍奴的桑乾水和雍奴以南的笥沟，就是当时的永济渠北段；隋永济渠不会流经宋永清县北十里处，也不会经安次城下。
编 辑：张端成
初 审：张金贞
终 审：杨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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