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子先 | 我的学生时代（之三） 我是从绳岗学校初小毕业的
我的学生时代（之三）
我是从绳岗学校初小毕业的
文|井子先
随着国家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恢复期，农村政策也放松了。农民不仅分得了自留地，还允许开小片荒，开始了休养生息。叫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跑出去的农户，成了上级派给大队干部的主要任务，必须完成。于是，在副支书安丰祥多次劝说下，父亲同母亲商量后，谢绝了常岭父老乡亲的真诚挽留，带着全家于1962年冬月回到了阔别近三年的故乡。
从常岭搬回老家前，父亲就在操心我上学的事。当时我们村有一个在绳岗小学教学的老师叫井长娥，年龄比我大一轮，人长得漂亮也挺会事儿。再加上父亲嘴甜，小姑长小姑短地跟人家说，井长娥便满口答应帮忙。所以，我一点学业也没耽误，回迁后就直接到绳岗学校读了四年级。他们知道我在吴家营小学就是班长，回来就叫我担任班里的副班长（原来的班长撤掉了，副班长任班长）。
学校设在一座古庙里。绳岗村由后营、西寨、东头、前营四个自然村组成，后营、西寨居民大都陈姓，东头前营的居民大都姓绳。西寨、后营、东头从西向东一字排开，中间呈簸箕状，前营则处于西边岗上靠南的位置。古庙就建在后营的南面稍显低洼的簸箕掌的地方，南边紧靠一条大路。再往南是东头的菜园，菜园南面是大跃进时期兴修水利时挖的大堰坑，再往南就是两岗相夹的一道冲了。这道冲延续到我们土楼村东边，形成一道水沟，再往南注入冢子河。古庙是四合土宅建筑，有前殿后殿东西厢房。前殿门朝北，高大雄伟，后墙开有窗户，由于在最南边，临路且朝阳，光线较好。后殿是大雄宝殿，是寺庙的最主要建筑，建筑艺术很是讲究，房顶上带有五脊六兽，封山封檐，还有一些砖石雕刻，室内有壁画遗迹；进深大，仅有前墙两个窗户，光线较暗，猛一进去阴森森的，给人一种恐怖却神圣的感觉。东西厢房则是普通的土瓦房，大概是以前和尚们住的地方。四座房子有石头院墙相连接，东南角有一间过道供人出入，西北角开有一小角门，东北角是茅厕，东南角有厨房。院子里靠前殿的地方，有一棵大柏树，盘根虬干，枝杈参天，在十几里外就能看见，树有两人合抱般粗细，据说是清朝雍乾年间所栽，已经有二百多年树龄了。这棵树没有毁于战火，没有毁于大炼钢铁，却在文化革命后期被砍伐盖大队部用了，一直到现在，老人们提起这件事无不惋惜摇头。
古庙改作学校后，后殿、东厢房、前殿、西厢房分别作为一、二、三、四年级教室。三间房教室用两间，另一间作为老师的住室和办公室。院内的大柏树枝叶繁茂，庄严肃穆，根部用砖头围成一方形台子，既保护了大树，又成了学校集会、放学站队的一个舞台。大柏树上挂着一口铜钟，清脆的钟声是学校预备、集合和上下课的信号。
学校当时只有四个班级，学生都是来自周边三四里地的村庄的孩子，主要是当时井岗大队的王岗、土楼、井岗、后河、孔家、张冲、肖冲和绳岗大队的贾洼、姚洼、马洼、张洼、西洼和绳岗四个自然村的孩子们。刘山大队的彭营，彭桥大队的榆扒，林山大队山坡程家的部分学生也在这里上学。（文化大革命中，绳岗学校办起了戴帽初中，还吸引了乔营大队的赵营、肖垭和林山大队的段家、下洼等地的一些学生）。每个班级都有四十名左右的学生，规模比吴家营小学大多了。老师也有好几个，大多数老师都是既教语文又教算术：教一年级的是后营的李照全，教二年级的是土楼的井长娥，教三年级的是贾洼的贾文林。教四年级算术的是井岗的井本成，又兼着全校音乐。他们都是民办老师，只有教四年级语文的彭杰先是公办老师，也是理所当然的校长。民办老师们大都在家吃饭在家住，只有远一点的在家吃饭在校住，校长是外地人当然是在校吃住。在家住的要处理完作业才能回家，第二天早上跟上早学的学生一起到校；在校住的要头天晚上到校处理完作业才能休息，都挺辛苦的。这些民办老师都很有水平，但是只有贾文林在教育上干到退休，井本成、李照全后来转到工业战线，井长娥结婚后脱离了教育。校长彭杰先以后没有了消息，据说文化革命前已经去世。
一二年级趴的都是低桌子、坐的也都是低凳子，三四年级则趴着高桌子坐着高板凳。我们班当时有七八张长桌子，每张桌子都是一块柏木木板做成，一尺多宽丈巴长一寸多厚，能趴七八个人，一张板凳坐两个人。教室里有讲台、挂着黑板，墙上还贴着标语，一个年级一个教室，有钟声伴随日常生活、学习，歌声嘹亮、书声琅琅，学生在学习上有竞赛，老师们教学似乎也有劲，这样的氛围确实比吴家营小学强多了。
在绳岗小学只上了一个多学期，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是却留下了许多记忆。
在学习上，有了在吴家营小学的基础，掌握那些书本上的知识对于我已经不算什么难事，只不过有一次受到彭老师的批评实在冤枉。那是一个早晨，班主任彭老师叫几个没交作业的学生站到外面，我也在其中。不是我不交，而是头天交作业时我翻遍书包也没有找到，就以为是交上了。彭老师问我为什么不交作业，我说了原因，他把我的书包拿过去翻起来，居然找到了。于是大发雷霆，训斥道：“你还是班长呢，墙都搬到了”。我一直到现在都奇怪，为什么我就没找到呢？后来在居家过日子和工作过程中，也曾有类似事情发生，但总是百思不得其解，找它时偏偏找不到，不找它却又出现在你面前，你说怪不怪？
我一直喜爱音乐，那时候也最爱上音乐课。所谓音乐课，实际上就是教学生唱歌。教唱歌的是井本成老师，会开谱，嗓音好，很受同学们喜爱。记得当时学的歌曲有《洪湖水，浪打浪》、《一条大河波浪宽》、《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是咱社里人》、《社员都是向阳花》、《学习雷锋好榜样》等，都是优美动听、积极向上的好歌曲，唱起来就眉飞色舞、得意高兴溢于言表，这些歌曲生命力极强，一直伴随我到现在，有事没事还要哼两句。脑子里有了这些优美歌曲的旋律，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是听到那些好听的歌曲就想听、想学，而听到那些流行歌曲便烦得要命，甚至忍不住发两句牢骚，“这么难听的歌曲，能流行才怪？”。
那时候上学虽然挺辛苦，但感觉却比在吴家营小学好得多。一是因为路好走。从北头出村，走不到一里地便沿着捎近路到了北冲那条草大路，然后再走里巴地就到大堰上、学校边儿了，少了些许荒凉和恐怖；二是学生多，四个年级有好几十个同学，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回家，像赶集一样，也有逃学的但只是个别人，再也不一个人孤单单地去上学；三是许多时间跟老师一起上下学，就像有了依靠，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只不过那时候也抓教学质量，四年级是毕业班，学习上抓得相当紧。每天大清早，同学们就喊着上早学，学生们要带上煤油灯。除了上午下午上课外，最紧张的时候还要上晚自习，作业也比以前多得多了。
1963年夏天我初小毕业，顺利地考上了高小，到彭桥完小学习。我们村一共考上七个，除了我还有井子安、井自党、井自振、井长文、井长英、井自胜。我们这些同学年龄上相差一两岁，但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发展却有很大不同。
井自安，高小没毕业就下学了。家里兄妹六个，由于家里和自身条件都不好，所以一辈子务农，成家很晚，一个女儿还是智障人，只得招个女婿养老，在农村是个很一般的家庭。
井自党，在彭桥上学因为家庭条件差，上的是代学。后来上初中又遇上文化革命，没上高中。由于是兄妹五人中的老大，父母劳力都不好，家里清贫，后来做了上门女婿。但志气大，有思路，开窍早，从小就心灵手巧，立志做一个手艺人。会做篾匠活，箩头背笼烘罩淘麦筐等等无所不能，就连斗笠、风筝、鸽哨也都做得极精致。后全家归里，育两男一女，个个都是有志之人可用之才。其妻靓丽贤淑，子女孝顺，后代兴旺，生活幸福。
井自振，高小时下学。井自振的父亲井泉江早年是军队干部，离乡日久。复员回乡后或因清高孤傲，或因性格使然，为人处事风格与乡邻相去甚远。后来因文革中又参加造反派，在乡邻中更不入群。文革后拨乱反正，曾多次上访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知所终。孩子们多误于此，井自振是井泉江长子，影响更甚。为谋生自振学会了泥瓦工，但没有成家，已多年无消息。
井长文，文革中初中毕业，在家务农，曾任生产队记工员。其父亲经济困难时期去世，与两个姐姐共同生活。大姐出嫁后，二姐招赘在家。二姐夫很会事儿，家里条件尚可。成家较早，妻子贤淑大方，育三儿一女，属于农村寻常家庭。
井长英，父亲经济困难时期亡故，其母为其姐妹招一继父在家抚养。小学毕业后务农，曾任生产队卫生员。出嫁后是农村家庭主妇，丈夫是兽医。虽是包办婚姻，但由于本人贤淑大方，长相俊美，很是会事，丈夫厚道聪明，所以家庭和顺，夫妻恩爱。晚年子孙满堂，生活幸福美满。
井自胜，文革中初中毕业，后参加生产队劳动。家庭虽然姊妹不少，但经济条件尚可。本人争强好胜，勤快麻利。后来当兵去了部队，复原后曾在大队任民兵营长、副支书等职，但最终未能再升职而身退。终身务农，结婚后生育两个男孩，两个儿子都有志有才。晚年仍勤扒苦做，经济殷实，家庭幸福。
由此我想，一个人一生所走的路诠释着自己的命运，这命运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它不仅需要个人基本条件的支持，还需要家庭与社会环境的融合，需要自己对形势机遇的准确把握，需要自身知识能力的不断储备，需要个人的性格支撑和品行陶冶，需要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所以一个人一生过得如何，并不完全在于别人的评价，而在于能否在不同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日子过幸福。（未完待续）
图|网络
--End--
Dec. 29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