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总书记视察南通倡导学习张謇，称之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音：jian“简”）何许人也？只听说过出使西域的张骞，不禁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汗颜。最近读了一些关于他的历史，方知一句“经商要学胡雪岩”，不知误导多少国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新式企业发展面临五大障碍：外国的竞争、政府的软弱、资本的不足、技术的落后和动力的缺乏。张謇替张之洞起草了《条陈立国自强梳（通“书”）》，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晚清衰落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仕途无路可走，朝廷动员了一批状元去办厂。
张謇15岁第一次乡试就中了秀才，连考二十年也没中举。直到1894年，他41岁，才被光绪点了状元。11年后，即1905年，中国正式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张謇可谓晚清最后一批状元，但他一定没料到，自己后半生的实践昭示着：中国文人真正的蓬勃生命蕴藏着科举之外。
富民强国，实在于工
1894年，张謇刚中了状元，父亲却因病离世。1897年，守孝期满的张謇接连收到翰林院催促回京的三封函电，但赶上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免，张謇深感官场险恶。又回想起三年前中状元时，自己有幸随文武百官迎驾慈禧太后。当时突降暴雨，路面积水一尺多深，官员们个个跪地匍匐在路边，浑身湿透，其中还有七八十岁的老臣，但慈禧乘轿经过，连正眼都不看，视若无物。这一景深深地印在张謇脑海里，自问：难道几十年寒窗苦读，就为了做一个磕头虫吗？对政治的失望，让张謇滋生了实业和教育报国的念头，还写下“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但几十年埋头苦读，一无经验，二无资金，弃官从商业并非易事，张謇说服自己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替书生争气。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他偏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张謇三十年科举之梦，就此了结。相信中国企业家中的“九二派”和下海创业者的大学教师一定深有共鸣，包括俞敏洪、段永基、郭广昌、刘积仁、冯仑等。张謇依靠南通手工棉纺织业较为发达的基础，开创性地以股份制筹募社会资本发展，躬身践行，兴办大生纱厂，开展棉花生产，保护民生，抵抗外来经济侵略。“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寄托了张謇的理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仅仅23年之后，大生集团四个纺织厂的资本已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以大生纱厂为核心，他还创办了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其产业链横跨轻工业、运输业、农业，甚至金融业，旗下企业达数十家，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民族资本集团。1950年代毛泽东谈到民族工业时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骞”。
1912年，在华四十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张謇说：中国如不能普及教育、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和公共卫生，必定实行不了共和，也不能发达。这四件事要比练海陆军更重要，可究竟有几个省能试行？这一席话对张謇影响至深。他毕生视实业、教育和慈善为己任，其中最重教育。他提出“父实业而母教育”的理念，认为实业和教育的关系就像父亲和母亲，应该相辅相成，利始而义终。他学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思想，倡行民生民智，提高民族素质，提出说“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张謇还认识到，小学是教育之母，要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但是办小学需要师资，所以他第一步选择办师范。他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民营师范学校。张謇深知教育是强国之本，留下名言：“家可毁，师范不可毁。”张謇一生为南通教育总计投资257万两白银，独自创办或参与创办师范、纺织、医学、农业等高等学校和职业、专科学校400多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在南通之外，1905年他与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1909年创办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后与其他学校合并成为大连海事大学。1912年创办江苏省水产学校，即上海海洋大学前身。同年，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即河海大学前身。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在吴淞复校。1919年，由张謇出资，上海博文女子学校复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博文女校为会议代表除开幕式、闭幕式之外的唯一议事会所和唯一宿舍。除此之外，张謇还是国立东南大学、中华职业学校、苏州铁路学校、龙门师范的主要创办者。第一，开风气之先。张謇被称为“中国的现代化之父”，实业、教育、宪政（地方自治）是他的三个支点。此前的洋务运动，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意识到了强国，但没有意识到富民和开启民智才是根本，也对政治制度上的创新认知不足。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文字来革新，张謇则是在实践上开风气之先。实际上，他也是中华民国的“助产士”。第二，重视新技术、新机器。1921年至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说：“中国的实业家们渴望获得最新工艺技术，这可从多数工厂采用国外机器设备一事得到佐证。” 重视新技术和机械化的生产工具，“机器力求其新”，从张謇到卢作孚、荣宗敬，无不如此，工厂里、船上的设备，包括无线电台等，都是当时领先的。第三，向国外学习，引外资，用外人。为了办工厂、办教育、学宪政，他几次远渡日本取经学习。1903年张謇应邀参加大阪劝业博览会，对日本进行了历时七十天的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日记《癸卯东游日记》。1913年，他还撰写了《筹画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一文，在文中讨论了利用外资的具体方法。他善纳贤士，不论出身，他亲自给旅居中国的知名朝鲜文化人金泽荣安排住所，并聘其担任南通翰墨林印书局的编校。第四，破除迷信，不从旧俗。张謇倡导改寺院办学，在南通引起非议。百姓讲迷信，怕得罪神灵，要破土动工时，工人不敢下手，怕得罪神灵，张謇说“时不从古”，亲自动手拉绳索，首先拉倒一尊佛像，工人才敢跟着动手。迄今南通仍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千佛寺改学堂——时不从古。”张謇常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他在南通大办公益事业，致力于地方自治。南通在他的影响下，成了名扬世界的现代化工业城市。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当代城建学家吴良镛惊叹其为“近代中国第一城”。他创办的“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卢作孚、范旭东、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企业家与西方的新教徒企业家洛克菲勒、卡耐基等不同，他们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费正清的有段评论颇到位：“张謇等士绅文人，在甲午战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其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这种理想主义催生了中国近代的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来说，这种精神要比一切计算更具有根本性。用荣氏家族创办人荣德生的话说，“精神才是立业之本，家兄一生事业靠的就是充实的精神”。这个“精神”无疑就是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我对张謇投以特别的尊敬。他是清光绪状元，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却又全方位地创建从教育到实业的一系列近代文明。他所创建的实业，横跨纺织、轮船、铁路、垦牧、冶金、电灯、石粉、盐务等多种门类，其中有一部分取得很大成功。他完全摒弃了中国知识分子尚空论、尚复古、尚艰涩、尚激愤、尚孤雅的顽疾，把家乡南通当做一片试验田，切实地展示了一条将国际化和中国化融为一体的可行之路。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在文化更新的意义上，非同小可。他在暮年时回首，认为自己一生的忧患、学问、出处，最重要的事不是实业，不是教育，也不是南通的自治，而是立宪的成败。“季直先生（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予全国。”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