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社会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同时也是有目标的。目的是根本，是逐渐发现和明确起来的；而目标则是假设，是不断设定和转移的。同比我年轻的学者交谈，经常会被询问学术目的和学术目标的问题。关于学术的目的，见仁见智，自有不同，我的看法已在上文开陈，这里只想就自己的体会，谈谈学术目标的问题。自1993年将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大历诗人研究》完成，我主要精力就放到古典诗学研究上，开始以清诗话为中心，研究诗学史，梳理古典诗学的基本命题。除两篇论权德舆、韩愈的论文外，近年发表的论文都是围绕清代诗学和王渔洋研究的。友人都感到奇怪，蒋寅怎么突然跳到清代去了？1997年3月在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作关于大历诗研究的演讲时，也有人提问，你为什么转而研究清代诗学？不难理解，我刚在中唐诗研究上打下点基础，有了自己观察问题的立足点，继续往后推或往前溯，都会比较容易有收获。突然改做清代，就像刚爬到可摘果子处，只摘了一个就下来，又爬另一棵树，是不是有点傻？朋友间也有惋惜的。然而无论当时回答提问还是现在随意漫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非常明确而肯定的，它基于我对生活、对学术的理解，基于我的性格和思维特点。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内容，可以作为学者的一种个人经验来述说，但若从学术目标来谈这个问题，那就有更多的一般性的学术经验可以说道。以我的经历和感受，学术目标是由小而逐渐变大，由模糊而逐渐明确起来的。一开始涉足学问，知识有限，做学位论文的时间也有限，选题只能相对小些，学术目标也切近些，以保证自己的能力足以把握，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我最初将硕士论文的题目定为《戴叔伦研究》，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我浏览《全唐诗》时发现的戴集伪作，经检现有考证文章，只指出其中一小部分，我可以增添更多的成果；其次，戴叔伦的传记文献尚有待发掘的资源；复次，戴叔伦诗的心态意义和艺术风格尚无人探讨。这几个方面为我论文的展开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我相信一年多的时间足够让我从容处理这些问题。利用假期探亲之便，我顺道寻访了戴叔伦任职的江西抚州，《戴叔伦遗爱碑》没有下落，当地已没人知道这位唐代的刺史了。但在杭州浙江省图书馆，我查到了道光东阳县志所收的《戴叔伦去思颂》，比《全唐文》、《两浙金石志》所载残缺远要少，基本能得大意。遗憾的是，当时我没能去金坛寻访，《重修戴氏宗谱》所收的梁肃撰《戴叔伦神道碑》因此晚了两年与学界相见。我用了三个月注释戴叔伦诗集，用了更多的时间翻阅宋元明三代文献，陆续考证出一些伪作。又以见于宋元典籍的诗作为据，参照传记资料推考出诗人的行年，从而订正了现有考证的未确结论。这两部分构成了论文的骨干，也博得了评审委员的好评。第三部分对戴叔伦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讨论相形之下显得单薄，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至今我仍然认为，戴叔伦不是个很有才华的诗人，艺术成就也不高，进行艺术批评没什么话可说。但我从批评中得到的结论不只是这一点，我发觉自己其实不喜欢分析性的批评。我更喜欢考证和研究文献，我喜欢阅读，喜欢看没看过的书。——这似乎有点奇怪：谁不是喜欢看没看过的书？不，一般阅读和专业阅读不一样。一般阅读，人们的确都喜欢看新书，很少反复看同一本书。但专业阅读，许多人是爱反复读一本书的。这种人是分析型、哲学型、思辨型的人，看书注重明理；而我，则喜欢多读多看，是陶渊明所谓“不求甚解”的人，思维特征是综合型、历史型、知识型的。所以按我的禀赋和兴趣，本来是会向文献学或考据学方向发展的，成为我尊敬的陶敏、陈尚君两位先生那样的谙熟唐代文献及历代典籍的学者。结果因考上程千帆先生的博士生，使我的发展方向有了变化。程先生的学问，文史兼长，古今贯通，重视理论思维，善于从具体现象入手，在广阔的视野中把握问题，发现、概括出超越具体问题的、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程先生对我的训练侧重于把握、分析问题的能力，我在研究戴叔伦时萌生的一些印象式的看法，经整理和提炼，形成《大历诗风》的基本观点。这种综合式的研究，比作家研究更对我的胃口。一些新的想法使我兴奋，学位论文的构思和写作可以说比较顺利。但后来到文学所工作，着手《大历诗人研究》那种传统的文学批评，就没有很饱满的兴致。经常是高兴就写一篇，不高兴就搁很久。加上自己的期望又很高，不找到有意思的问题，不找到有效的切入点，绝不动笔，以至于十五万字的写作计划拖了五年才完成。可以解嘲的理由，一是八九年的辍业及翌年到陕西山阳县粮食局锻炼，再就是我把计划中的茅屋盖成了洋楼——十五万字的计划结成了五十几万字的果实。不过这一业绩并没有让我兴奋，相反却实实在在地让我意识到，我不能继续做这样的研究了。第一，这五十几万字写下来，我已有种被淘空了的感觉。难怪古人写完书要大病一场。我虽没病，却也觉得知识储备已耗尽，亟需补充，需要有一段读书的时间。再者，研究唐诗十多年，这一领域的文献都已熟悉，问题也都知道，我实在不乐意老是翻那些书，琢磨那些问题。于是，我就开始了清代诗学的研究，准确地说是进行研究的准备了。这个转向对我来说似乎很自然，并没有经过深思或反复权衡。有几方面的原因促使我选择清代诗学这一课题：首先，开始研究诗学而不是诗歌本身，是鉴于我对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现状的不满。在我看来，现有的诗学著作大多是立足于文学概论的框架，然后用诗话材料来作填充物，可以说是用诗话材料来论证了一些文学一般原理，真正属于诗学本身的问题还有许多处女地没开发。而我自己在诗歌批评的实践中，常对古代诗学的奥妙有所领会，并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文体学修养的积累也让我对中国诗学的传统和诗歌批评的文化特征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希望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使经验的积累升华到理论的层次。选择清代诗学作研究对象，无疑是与上述想法合契的。清代诗学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总结，无论在涉及问题的广度上，还是在理论思考的深度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而从内容说，清代诗学所讨论的仍不外乎是汉唐宋明的诗歌，研究清代诗学不仅调动了我研究唐代诗歌的经验积累，使现有的知识融会贯通，成为治清代诗学必要的诗史修养，其间的理论问题和批评实例更直接触发我反观前代的诗歌，产生新的思路和视角。1996年我去台湾参加第三届唐代文化学术讨论会提交的《韩愈七古的声调分析》一文，就是研究清代古诗声调论的副产品。通过梳理清代古诗声调研究的论著，我看到清代的古诗声调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总结、提出规则，到补充、修正规则，再到改造、扬弃规则的认识过程。是什么原因促使诗论家们探讨古诗的声调规则，又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放弃了这种努力？这里一个核心问题是：古诗声调究竟有没有规则，清人提出的规则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抱着这个疑问，我取韩愈诗为标本作了精细的统计，终于得出明确结论，对清人提出的古诗声调规则有了清楚的判断，从而为理解和评价清代古诗声调学说确立了学理基准。而同时，这种回溯性的反观和验证，又激活了我对唐诗的透视，新的地平线由此展开。再从个人兴趣和禀赋说，清代诗学也非常适合我的爱好。我喜欢读书，清代诗学浩瀚的文献为我提供了无边无际的阅读范围，同时满足了我对阅读本身的兴趣。据我的初步考察，清诗话现存书就达八百种以上，还有各种选集、总集、文集里的序跋、论文，诗学资料可谓无限丰富。以此为研究对象，每天都可以读新的书，接触新的作家和作品，获得新的资料，产生新的想法。这是何等愉快的事！当然，清诗和清诗话比起前代来的确是粗制滥造多，陈词滥调多，标榜风流多，经常让人不耐烦细读。但清人毕竟生活在尚学问、重书卷的时代，标榜风气、风流自赏者虽多，真正枵腹无知者却少，是故考订、议论每有可观。我贸然闯入这个学术领域，既无师承，也无成见，全凭自己去见识体会，偶有所得，常出学界现有研究的视野之外。对我来说这有一种类似探险的刺激，不知道会遭遇什么问题，会得到什么结论。整个研究过程是开放的，思想也是开放的，相当自由，相当舒畅。更让我高兴的是，初步的阅读就让我树立起一个信心：在清代，只要肯去翻书，肯思考，几乎没有弄不明白的问题（也许只有《红楼梦》是个例外）。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以前读先秦典籍，每当考虑一些文学问题，就牵涉到作品年代和时代背景难以确定的苦恼。就是唐代也常会有这样的问题，以致一些有意思的看法只能停留在初步推测和假说的阶段，一往深论便苦于文献无征，难作定谳，无形中感受拘束，不能尽情驰骋自己的目光和思绪。要不就只能天马行空，以逻辑推绎代替历史过程的呈示，连自己都不敢断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的原生态。我作《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一文，就隐约感到这种困厄，所以在“余论”中作了保留的交代。我的确不敢自信自己的结论多么有力，材料毕竟太少，只能姑妄言之罢了。每见时下“文学人类学”学者三根豆芽做一盘菜，新义澜翻，言之凿凿，只能逊谢不敏，苦笑走避。清代诗学就不存在这种问题，经过彻底的考查，我们可以将问题原原本本地弄清楚。即如《中国文学大辞典》付阙的许多作家生卒年，我浏览中随便就考得了，也写了几篇补白文字。但这类文字不能老做。对唐代文学研究来说，弄清一位作家的生卒年，是重要发现，但在清代不是，就像治唐史以两《唐书》为基本典籍，而治清史引据《清史稿》则会吃人讪笑一样。我这么说，决没有轻视资料考订的意思，只是要表明，对学术资源不同的领域，一种工作方式的意义和价值决不是一样的。在资料无比丰富的清代，如果不肯放过这些细节问题，那么整天写这些考订文字也来不及，永远别想做有深度的研究。这也是促使我选择清代诗学作研究对象的原因，我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研究方式。十多年研究唐代文学的经历，让我养成巨细不遗，有问题必究的作风。因为材料和问题有限，我们必须仔细对待每一条材料，每一个问题。我写刘长卿诗论时，鉴于诗人生平考证已有不少论文，本不打算在这方面花费功夫。不料一读现有的考证文章，觉得仍有不少问题，只好自己动手解决，结果写了一万多字的考证文章，把刘长卿生平的几个重要问题都弄清楚了（自以为如此），同时由作品的编年分期直接引发了我对唐诗范式演进的思考。这就是唐代文学研究的方式。而在材料浩繁的清代诗学，一般问题无须考证，需要考证的大都是冷僻的问题，与研究主题相距较远。材料的丰富甚至过剩，问题的繁多和复杂，迫使我舍弃细枝末节，去捕捉最重要、最有意义的问题，从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历史进程和理论内涵的深度思考上。借吴之振《宋诗钞序》的话说就是“皮毛落尽，精神独存”。这样的工作方式，可以让我对课题保持一定的新鲜感，从而保持思维的活力。同时由于问题涉及的时间跨度大，在历时性的展开中更容易认知历史的连续性，并激活以往积累的知识，使理论命题形成、发展的过程在历史视野中逐步呈现出来，让我付之以有历史纵深感的陈述。从涉猎清代诗学起，我电脑里论文的题目就急剧增多起来。已写成的有《作为批评家的严羽》、《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至法无法：中国诗学对待技巧的观念》、《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发展》，经过一定阶段的积累，我将写出一系列阐释中国古典诗学基本理论和命题的论文。以前，别人介绍我时，说我是研究戴叔伦的，后来又说是研究大历诗的，我听了都不是滋味。没错，我是写过有关戴叔伦或大历诗的研究著作，但我并不只是研究了戴叔伦和大历诗人呀？我从来没把自己的学术目标确定在什么朝代，什么课题。在近期的几年内，我将致力于清代诗学的研究，但以后就难说了。也许清代告一个段落，又去研究宋元、明代或是汉魏、六朝也说不定。不给自己的学术目标圈定范围，可以用更广阔的心胸容纳更多的问题，不知不觉中积累下多方面的知识。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辈子不太可能涉足叙事文学及其理论了。这倒不是因为生也有涯，学问无涯，书多得读不过来，而是由于在学科已有相当积累的今天，文体学和文学史的修养对学者是严峻的要求，是学者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没有多年的潜心研究，很难对一种文体的艺术特性及其历史具备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也就没有判断力来保证有效地进行这种文体的批评和研究。职是之故，现在的学者大都以艺术部门为界，研究领域可以说是纵贯而非旁通。老一辈学者经常独立著述文学通史或断代文学史，现在的学者则很少有这样的著述，更多的是分体文学史。也许能写古代诗歌史或戏曲史，却不能写唐代文学史或明代文学史。即使写出来也一定很肤浅，顶多综合学术界现有的成果而已。学术发展得日益精致、深入，对学者的能力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我研究清代诗学，还有一个意图是想做一点作家研究。我觉得，作家研究与文学史相比，对学者素质的要求要高得多。文学史研究，即使进入一个陌生的时段，只要搜集、阅读一个时代的文献，熟悉当时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观念，将前后作品加以比较，就可以得到关于文学史的基本见解，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在技术层面上实现的成果。而作家研究则不同，它涉及的知识和学科领域要广得多，全面研究一个古代作家，就要面对经学、哲学、宗教、史学、小学、版本目录、金石书画乃至医学、天文历算诸多学科的问题，可以说是“八面受敌”，对研究者的素质有很全面的要求。即便只限于文学领域，首先也必须拥有良好的文学史修养，否则无从获得判断力，无法在历史中给作家定位；其次，必须具备相当的文体学知识，否则难以作出有深度的本文分析和批评；最后，也是最为严格的要求，必须对人生、社会和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力。而这决不是仅从书本就能获得的，它需要丰富的阅历和深刻的生存体验，更需要一种对人生的解悟。这常常是划分杰出作家和平庸作家的标尺，当然也同样是划分杰出学者和平庸学者的标尺。所以通常的情形，一般是年轻时作文学史研究，到晚年才做作家研究。可是现在国内学术界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致使一些伟大作家的研究真正缺乏深度。我自己刚走上学术道路时，根本想也没想过作李白、杜甫、苏东坡这些大诗人的研究。但现在开始做王渔洋，以后也许还有黄仲则的研究。这两位是我觉得在诗史和诗学史上有特别意义的作家，他们两人的意义至今还未被充分认识。王渔洋无疑是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集大成者。后一点目前似还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王渔洋不仅以坚持不懈的写作留下数量丰富的诗歌作品，而且作为批评家和诗学家，撰著了令人瞩目的诗学理论著作。身处明清文艺思潮和诗风的转型时期，他以“神韵”为核心，提出一整套诗学理论，将明代的单纯拟古转化、改造为深度的师古，并力求营构新的艺术风貌。过人的才华和显赫的政治地位，使他能继钱谦益之后成为康熙一朝的文坛盟主，在身边团结一大批优秀诗人，形成一个影响持续到乾隆中叶的作家集团。他还通过编选、评论、刊刻前代和当代的诗歌作品，撰写序跋、指授学生等形式，给予康熙诗坛以重要影响，也为今天留下了丰厚的诗学资料。搜集整理这份资料，并进行深入的阐释、研究，是研究清代诗学、诗歌创作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任务。然而现有的研究和批评，通常只依据《渔洋山人精华录》和《带经堂诗话》，顶多是《王渔洋遗书》的有限材料，对作家的生平和思想方面的资料并未认真发掘，致使王渔洋乃至康熙朝诗学的研究停留在相当粗浅的水平上。我通过广泛的阅读，搜集了有关王渔洋生平、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大量资料，撰成《王渔洋事迹征略》一书，对诗人的生平、文学创作和批评做了详细的梳理。通过上述研究，我对他毕生的文学活动有了更深的了解，发现不少未被注意的重要问题，如倡导宋诗及返回唐音的经过，编选历代诗歌的动机与神韵论的确立，填词创作对清词复兴的开风气意义，藏书特点与当时文献流传状况对创作风气产生的影响，古诗声调学说在其诗学体系中的意义，大量批点、序跋中的文学见解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王渔洋诗学的阐释、评价，而且涉及到对康熙朝乃至整个清代诗学进程的重新估量。目前我们的古典诗学研究，基本停留在平面地诠释和评价作家和理论问题的水平。然而我们知道，古典诗学一直处在动态的发展中，将它从历史过程中剥离，就会遗失其具体语境下的所指，使历史上的概念、范畴及理论命题流失其丰富内涵和实践意义，只剩下肤浅的外壳。这就是我们的比较诗学本钱越比越薄的原因。我一直致力于将理论问题还原到过程中去，使古典诗学的基本概念、命题呈现其建构过程和被理解、接受的历史，以丰富我们对诗学传统的认识。我已发表的论文《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发展》（《学人》第十一辑）、《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便是这种尝试的结果。在王渔洋的研究中，我同样也要将神韵论历史化，在康熙朝诗学的总体背景下把握它的意义，其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已在《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1997年7月我在日本九州大学做同题演讲，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征略》一书完成后，问题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对康熙朝诗学的结构和走向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有独自的学术特点，各学术领域对研究方式的要求是不同的。学术目标的确立，学术专攻的选择，往往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诸如学科发展的需要，学术资源的贫富，知识积累的程度，个人知识结构的类型，兴趣和禀赋的投契，可利用的图书条件等。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只有处理文献方式的差异，而没有处理文献规模的差异，更没有研究难度的差异。比如说，研究六朝文学，基本文献不多，但今人的研究著作即参考文献却很多；研究清代文学，基本文献繁多，但今人的研究则较少。基本文献少的学术领域容易进入，但做出突破性的成果很难；基本文献多的学术领域，进入困难，需要多年打基础和熟悉材料的时间，但日后做出独创性成果的机会却较多。总之，从经济的角度说，能量守恒定律也完全适用于学术的投入和产出。所以，确定学术目标实际要考虑的，更多是在处理文献的方式与自己学术条件的适应。比如说，清代文献多当然是好事，但同时带来多的麻烦。因为不可能像对待六朝或唐代那样，把所有的资料都加以抄录或作出索引，所以只能围绕问题搜集资料。而问题却总是“发生”的，在没有遇到一定的材料或相当数量的材料时，不会觉察到问题。一旦觉察到问题，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已从眼皮底下流过。我研究清代诗学，最大的苦恼就在这里。材料过眼不知有用，迨见知既广，问题浮出，回想以前所见有价值的资料，已不可复得。随着年龄增长，过目不忘已是少年时代的神话。我曾为一则几天前寓目的嘉庆间文集的材料，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书库翻了一下午，再也检不出。六朝、唐宋的文献都有范围，下死力气搜检一通，总能复得。清代的资料，如大海网鱼，捞得即捞得，一旦放过，焉能指望它再入网来? 何况清代文献庋藏星散，到处访求阅读，偶尔浮想起曾经眼的资料，甚至连见于何处都记不起，每每跌足恨笔录不勤，却也无可奈何。综合起来说，学术目标的确定和转移是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需要考虑内部条件的充分和外部条件的允许。须几方面齐备，不可或缺。平时和同行聊天，偶尔会谈到这个问题，初心者也常以此咨询，遂将自己的感想和经验拉杂道来，权作野曝芹献。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1期，收入《学术的年轮》，有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