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顶着大宦官的压力处置神策军将的“痴书生”薛元赏

太和九年（835年），唐朝爆发甘露之变，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率神策军血洗朝堂，四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全都遇害，百官上朝的时候，连带队的都没有了。禁军横行京城，临时上任的京兆尹张仲方束手无策。

新宰相郑覃当机立断，让椅子都没坐热的张仲方另谋高就了，换上了司农卿薛元赏。

薛元赏曾任廷尉丞、华原县令、司农少卿、汉州刺史，有能吏之名。

薛元赏刚上任，就去拜访另一位宰相李石，却只见李石在厅堂与一人争辩，声音很大。薛元赏派人打听，说是神策军将在诉讼。

薛元赏小跑而入，指责李石：堂堂宰相却不能压制一名军将，令其如此无礼？然后跑出上马，命左右擒住军将到下马桥，解开他的衣服令他长跪。

仇士良闻讯，派宦官召薛元赏，显然是要干预此事。薛元赏称等公事结束再说，然后杖杀军将，穿囚服前去。

仇士良没想到这个文官竟然如此大胆，便指责：“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

薛元赏却说：中尉和宰相都是大臣，无论是宰相的人无礼于中尉还是中尉的人无礼于宰相都不可饶恕，您身为中尉，应该守法，我现在穿着囚服前来，已经愿意领死了。

仇士良知道军将已死，无可奈何，只能喊人上酒与薛元赏欢饮作罢。

转过年，尚书左仆射令狐楚奏请收葬死于甘露之变的宰相王涯、贾餗等人的遗骸。令狐楚早在宪宗、穆宗两朝就曾经官拜宰相，本来四个宰相全灭，他作为事实上的尚书省长官代行宰相职权，补位的机会是很大的，就是因为在甘露之变的定性问题上含糊其辞得罪了仇士良，才没成。

文宗当然很同情那些冤死的大臣，诏命薛元赏收葬王涯、贾餗等十一人于城西，各赐衣一袭。仇士良秘密派人发掘，弃骨于渭水。

看起来仇士良仍然凶狠霸道，但是，薛元赏的勇敢之举毕竟打开了一个对抗仇士良的缺口。内有郑覃、李石周旋，外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放言清君侧，仇士良不得不有所收敛，皇权和相权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

薛元赏虽然姓薛，但籍贯、世系失考，未必和大族河东薛氏有什么相干。看官且问，仇士良杀了那么多朝廷重臣，为何当时偏不愿多杀一个不识时务的薛元赏，继续为自己立威？

恐怕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上次大杀群臣，是因为有甘露之变这个借口，屈打成招捏造了一个群臣谋反案。如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后来仇士良要杀李石，也只能用暗杀而不能公然给李石判死刑。薛元赏敢这么做，也有宰相撑腰的缘故。

年底，薛元赏外放到徐州当武宁军节度使，是不是因为得罪了仇士良需要避风头，咱也不知道。下一个年底，他就上奏罢除泗口多余的杂税，百姓大悦。

唐武宗登基后，薛元赏被调任为郓州天平军节度使。仇士良被唐武宗逼退后，会昌四年（844年），薛元赏被当朝宰相李德裕重新用为京兆尹。

李德裕早就是薛元赏的伯乐了。薛元赏以前任汉州刺史时，李德裕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上报吐蕃维州投降，宰相牛僧孺反对，将维州降将和地盘还给吐蕃，但薛元赏却上书极言可趁机安抚维州降将，机不可失，可惜文宗没有批准。段文昌代任西川后，也推薛元赏政绩为第一，并由下属文官张次宗代作《荐前汉州刺史薛元赏状》，使得薛元赏得以入朝为官。

薛元赏此次复任京兆尹，京城也正有一些麻烦事要他处理：都市多有恶少，以黛墨纹身，仗着自己异于常人的力气劫掠街坊。

当然，这种事对连神策军将都敢杀的薛元赏来说，不啻小菜一碟。

薛元赏到府三日，收捕恶少，杖死三十余人，陈尸闹市，余党惧怕，争着用火烧掉自己的纹身。

薛元赏长于吏事，能推言时弊，一件件都能说清楚。他也继续对抗仗势扰民的禁军，据理力争，毫不宽纵，制止了军队的暴行，安定了京城的百姓。

一年后，薛元赏进为工部尚书，领诸道盐铁转运使。李德裕用薛元赏弟薛元龟为京兆少尹，知府事，也就是挂了一个二把手代理的名号接兄长京兆尹的班。

这是薛元赏仕途的巅峰。会昌六年（846年）唐宣宗继位后，一反武宗之道而行，不仅贬斥了李德裕，也贬斥了李德裕所重用的所谓党羽薛氏兄弟。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重回蜀地，去现在的重庆上班；薛元龟更惨，直接贬到海南岛去了。

薛元赏这一去，原本已经被他按下去的神策军就连带着宦官势力重新抬头了。

后来薛元赏又被加了一个袁王傅的官职。这就是个挂名的空头官职罢了——袁王李绅是宣宗的叔父，就算当他一出生就封王，这时候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什么功课需要专门请个师傅来教？

大中三年（849年），薛元赏以银青光禄大夫、袁王傅被拜为昭义节度使，三年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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