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流传过这样一个冷幽默：在某次会议上，斯大林问：“集体农庄制度是否科学？”一位官员站起来回答说：“这肯定不科学，如果它是科学的话，应该像科学家那样，先在猴子身上做实验。”这位官员的回答很“科学”——先在猴子身上做实验，成功后再推广到人类社会。但这显然是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人和猴子岂能同日而语？同样，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作为左倾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呼吁美国建立一个“进步”、“科学”的政府。2020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的竞选口号亦是标榜自己为“科学”的代言人。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突破了面向自然界的范畴，开始应用到人文学科，并进而渗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这就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信徒、瑞典当代学者 Mikael Stenmark 认为，最强烈的科学主义表现形式是: “科学无边界。人类所有的问题和希望，只要假以时日，科学必能适当处理和解决。所谓科学主义，就是科学扩张主义。”科学主义，致力于将科学举升凌驾到哲学和伦理学之上，相信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科学是惟一的知识，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的惟一正确方法。科学主义认为每一件事都应该用科学理论来解释。其他研究领域，如信仰、伦理、哲学、艺术、法律和历史，要么被同化为科学，要么就作为知识的来源被排除在外。科学主义否认这些领域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并且在许多形式中拒斥神学知识、伦理知识和美学知识的存在。科学主义激进地认为一切皆以科学为准则，认为人文学科等依托内省方式的学科，也应采用科学方法。科学主义成为一种带有强烈主观性的对科学的泛化。科学主义早期概念形成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和马赫的经验主义。其内涵主要是指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排除形而上学，开启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证阶段。这之后，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为科学主义概念的内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认为只有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保证人类获得真正的知识，换言之，“科学方法成为万能”。科学的兴起，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但科学思维很快就被滥用到社会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试图用“科学方法”控制人类进化的路径——只有基因优良的人才能生育，含有劣等基因的人应该被彻底淘汰。他们宣称：“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灭亡了，但从人类的角度看，人类进化了。”——灾难接踵而至：欧美各国相继通过“绝育法案”、纳粹以“劣等民族的名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吉普寨人、斯拉夫人......1920年代，苏联的伊万诺夫教授在苏呼米猿猴繁殖基地开展了骇人听闻的“人猿杂交实验”，试图打造不知疲倦、刀枪不入的超级战士。乌托邦主义者在苏联、东欧等地用“科学方法”运行经济——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进行生产与分配，妄想构建起一个没有危机、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最终迎来的却是经济崩溃、政治动荡、人伦毁灭、文明倒退。人类曾深信，科学与理性会带来是繁荣的天堂，而迎来的却是血腥的地狱。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写道，真正带来世纪性灾难的是错误的方法论——“在研究人类社会时滥用科学方法”。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指出：“自然科学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了证明自身具有平等的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特殊的问题上。”20世纪初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现象学家胡塞尔指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主义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排除形而上学的影响，而这些实证主义者恰恰忘记了，起始于古希腊的人类最早的科学研究最初就是对本原和最高存在的追问，而正是这种不懈追求造就了欧洲文明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的成长。如果一旦按照实证主义者的要求完全排除形而上学，那么科学前进的动力将完全丧失。胡塞尔明确指出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狂妄和不现实，他说：“从历史上看，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实证主义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狭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虑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切被不清楚地称之为'最高和最终的问题’。”科学主义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中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其目的是基于效率的计算，而不是源于道德、情感或习俗。科学是有限的，科学的本质是怀疑，科学的使命是探索，牛顿仅仅是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而不是创造了它。哈耶克在二十世纪中叶向人类社会提出严正警告：“科学走过了头，自由将无容身之地。”现实正是如此，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中最危险的顽疾就是科学主义导致理性自负，并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理性至上，科学主义成为人们的信仰替代，成为偶像崇拜。不敬拜上帝，人就会拜各种偶像，科学主义是如假包换的偶像崇拜，尽管其显得很“现代”、很“进步”，当然还有，很“科学”.......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中吸取过任何教训。”20世纪，对先进技术的盲目崇拜，对科学方法的滥用，造成了人类整整一个世纪的灾难，至今仍让人仍心有余悸。但遗憾的是，大灾难并未带来大觉醒——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让人类看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但人类也再次陷入了致命的自负：无论是东亚还是欧美，不断有科技精英提出凭借“大数据+人工智能”复活“计划经济”。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让人类看到了治愈癌症等绝症的新希望，但“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因此重新抬头：人类通过技术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世界上将不再有疾病，人类的智商将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灭贫困与不公，还可以加速人类的进化。然而，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认为，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忽略一个事实：科学研究的观察对象，都是拥有确定的、具体属性的物，比如地球、月球、铁元素等等。在一定的观测条件下，它们的属性和性质不会发生变化，这是科学的根本前提。然而，社会科学的世界是人的主观世界，研究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类的心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的行为受不同观念的影响会随时产生变化，人类社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涌现现象”，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精确预测的。“唯科学主义者”所构建的精巧模型忽略了科学的基本前提，恰恰是对科学的“反革命”。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说，滥用科学“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描述成'毫无生命的自由原子’，他们消解了伦理道德，他们追求价值中立，驱逐价值判断，最终把人类社会引向奴役之路。”刘业进老师说：“只要科学进步的辉煌一直持续，用'科学与工程思维’组织人类合作秩序的人类理性自负就永远不可避免，因此，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将具有永恒的价值。”有人误以为《科学的反革命》表面上关注的是“经济学到底该走哪条路”，但实际上，它警惕的是“理性的滥用”，真正关注的是在自由与奴役之间，人类到底会走哪条道路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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