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万琪）一条汪公路,深藏廉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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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汪公路,深藏廉与正
图·文/徐万琪
四百多年前的屏山与马边交界，一群衣衫褴褛的民工和来自永宁的士兵，用火烧和钢钎铁錾，开凿出沟通马边和屏山的一条通途，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叙马驿道”，随着现代交通的极大改善和时间的流逝，它几乎湮灭在历史的河流中，鲜有人能知道主事者的故事。
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凉山的“三雄之乱”，汪京恐怕一辈子与马湖府扯不上关系。
马湖府，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设置，以安济世袭知府，领雷波、平夷、泥溪、蛮夷、沐川五个长官司，弘治九年（1496年），安济后裔安鳌因叛乱被杀，马湖府改土归流，以流官充任。这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各家支势力错综复杂，加之明朝的苛捐杂税繁重和处理社会矛盾方式不当，导致各地战乱频仍。
马湖府是小凉山的军事重镇，历来为朝廷重视。小凉山一乱，牵扯到朝廷在大西南地区的神经。《明史·卷一百三十五》记载：“邛部属夷腻乃者，地近马湖。其酋撒假与外兄安兴、木瓜夷白禄、雷坡贼杨九乍等，数侵掠内陆……及建、越兴师，又藏纳叛人。元泰乃令都指挥李献忠等分剿。贼诈降，诱执献忠等三将，杀士卒数千人，势益猖獗。”汪京正是在撒假、安兴、杨九乍等人作乱的情形下被徐元泰调往马湖，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一面与叛军交战，试探对方势力，一面招抚反叛意志不强的安兴，在信中阐明观点，让安兴趁早收手。汪京渐渐知道，真正为祸一方的毕竟只是几个头人，下面的很多百姓只是被裹挟，不得不听从头人的话，如果能通过和平的手段结束这场战乱，那么将避免成千上万的人牺牲，也为将来恢复生产留有后备劳动力。
经过一番艰苦地征战，万历十七年，叛乱平定。汪京没有滥杀无辜的方式得到了当地人的称赞，他在地方上的威望一步步建立起来。汪京在历时近两年的战役中把马边的一山一水几乎走了个遍，他也亲眼目睹了处于蒙昧闭塞状态的百姓生活是极为艰难的。因此，在修筑了赖因城（今马边县城所在地，平定叛乱后，朝廷改名新乡镇）的城防工事后，他再次通过徐元泰上书朝廷，希望能打通马边到屏山的交通要道，改变马边的闭塞落后面貌。汪京的上书得到朝廷认可——本来他不抱很大的希望，但朝廷很快批准了，还象征性地调拨了一百石大米和一百两黄金——对于如此浩大的工程来说，这点物资只能算杯水车薪。此时的汪京，已升任马湖府安边厅同知，加上平叛立了功，官至五品。他没有忘记身上所肩负的重任。平叛只是手段，安定社会和发展地方经济文化才是目的。真正要改变马边地区的贫困，唯有打通千百年来阻碍人们与外界交往的要道，才能彻底改变马边的社会生态。
万历二十年六月，工程正式动工。筑路工程浩大，且朝廷还在批复中定下了开工时间。形势不等人，在仓促与严峻之下，能利用起来的人，都要充分调动起来。赖因当地的百姓和平叛前从永宁（即今叙永，明清时期称永宁）调来的三千军士，成了主要的筑路大军。筑路所需石工、木工和民夫，即便是义务劳动，也要管生活问题。汪京毅然把自己的俸禄捐了出来，他的带头作用让当地很多士绅也踊跃募捐，屏山和马边一带的百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夷汉人民在陡峭的山崖上，没有炸药，就用最原始的架柴火烧，再浇冷水的办法，使石头迸裂。利用简陋的工具，硬是在陡峭的悬崖上凿一条路来。几百上千斤的石料，利用铺圆木滑动或者杠杆撬运，及时运到工地。汪京利用中间几处同时开采石料，往两边同时砌筑的方法，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使工程进展神速。
筑路的事情使他放心不下，汪京甚至亲自参与监督，一年过后，一条三尺宽，长三百五十里的大道穿过悬崖峭壁，沿金沙江到新市，再沿中都河而上到达野猫溪，经马边荞坝、石丈空、靛蓝坝，直达马湖府（原屏山县老县城，现已沉入金沙江水底）。叙马驿道的开通，为马边注入了生机。山里的特产源源不断地输送出去，带来的财富又加速了马边的兴旺。外面的丝绸和先进文明，随着石板路上的马匹，进入了马边后，又与其他运输要道相连接，可以从云南出国。所以，也有学者把这条路称为“南丝绸之路”。
正是因为这条路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改变了他们落后的生活方式。所以，当地百姓自发在石壁上镌刻了“汪公路”三个大字。汪京得知后，深感不安。一是修筑叙马驿道，他只不过捐了三个月的俸禄，实在微不足道；二来朝中清流派的言官正四处弹劾官员，逮住一点小事就大做文章，查实后轻则罢官流放，重则锒铛入狱。汪京自己也深受其害，他当初为了劝降安兴，曾经写了几封信过去，被东厂的人知道后，言官们还上书给他安了个通敌的罪名，幸亏当时马湖局势严峻，朝廷正在用人之际不便深究，很快给他平反。明朝的言官虽然品级不高，但小到市井琐事，大到国家政策，都可以任意上书，且不对所上书的内容正确性负责。因此，到了明代中期，言官不仅拉帮结派，更成为打击异己的活跃分子。汪京若是放任“汪公路”的声名传播出去，定要被扣个私自贪功的罪名，这一回恐怕就没上次幸运了。在激烈的政治斗争面前，汪京不敢疏忽大意。虽然修筑叙马驿道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是主要发起人，但是无数没留名姓的赖因城百姓和永宁军，才是真正的功臣。他当即带人准备铲除刻于崖璧上的字，却遭到当地百姓的坚决反对。百姓们说，这是我们自愿刻的，与你汪大人无关。汪京一时踌躇万分，思索再三后，终于找到一个能平衡各方的策略：他提笔写下“永赖同功”四个大字，命人用糯米和石灰混合，放大书写在中都河对岸的火烧岩石壁上。永赖同功的含义，应是三千永宁军将士和赖因城百姓共同的功劳，而非汪京一人能独占。
如今，四百多年过去，当年的历史人物早已沉睡在县志上。诚然，叙马古道已经废弃，但是不能磨灭它在历史所起的巨大作用。一个敢于担当的地方官员，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把别人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办好了。他带头捐出俸禄，组织当地军民开凿道路，无疑是具有大公无私精神的。反观同时期的朝廷，因为国本之争而闹得乌烟瘴气，皇帝痴迷于炼丹，荒废朝政。各派官员互相攻讦，都拿着放大镜在寻找对方的把柄。汪京凭着一身正气，不畏流言，在偏僻穷困的地方做出惠及百姓的政绩，确实是当时官吏中的“异类”。比起那些任期一满，就拍屁股走人的官吏来说，其人性的光芒是可贵的。况且当时的马边，处于地理要冲，民族事务繁杂，换做是其他官吏来，多半只敢守成，终日抱着不犯错等于立功心态。汪京迎难而上，给身边的同僚做了榜样，也受到上级的重视。放在今天，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地方官员若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必须深入群众中，把老百姓的殷切希望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以一身正气做后盾，必定能做出令人景仰的。马边县已经在县城塑起了汪京的铜像，供后人纪念。据说下一步还要打造一个以汪京命名的广场，弘扬廉政与爱民的文化主题，也算是若干年后叙马驿道的文化价值得到另一种意义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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