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家长最重要的职责，是培养出“能养活自己的大人”
作者丨大前研一，早稻田大学学士、麻省理工学院原子力学博士，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
来源丨互联教育、校长高参
家长最重要的职责，
就是培养出“能养活自己的大人”
我有两个儿子。兄弟俩都不喜欢上学，但我从不曾命令他们“快去念书，去写作业”。这是因为，我个人并不认为学校教育有多大的价值。
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两人果真都在十几岁的时候，偏离了所谓的“正道”。
我的次男广树从小便喜欢电玩，国中时更变本加厉，把学校的功课撇在一旁，热衷于程序设计。我特地让他进可以直升大学的一贯制学校，他却说：“要念计算机不能待在日本”，不愿去念附属高中，自己找了一间美国的住宿制高中，选择去留学。之后进了一所名校的计算机工程学系，他又说没东西可学了，决定辍学。
长男创希也一样，原以为他会朝自己喜爱的化学之路前行，但同样也在大学时突然转换跑道，最后也没有毕业。
那么，这两人现在都在干什么呢？创希在20多岁时自行创业，是网络顾问公司CREATIVEHOPE的经营者，底下约有45名员工。广树则是提供游戏开发中介软件的Unity技术公司日本区总监，同时他也另开公司，自己担任社长，大显身手。
两人虽然在学生时代绕了不少远路，但看来似乎都坚强地在这个严苛的时代生存下来了。
不管把他们丢到世界哪一个角落，都活得下去。就算是赤手空拳，也能靠自己挣一口饭吃——我认为培养孩子这样的“生存力”，才是教育最大的目的。
在教养这件事上，我自己也时常碰壁，经历过许多失败，但在培养孩子“生存力”这方面，“大前家的教养之道”就算没有一百分，至少也能拿到及格分数吧。对于这点，我得以悄悄发出安心的叹息。
在校成绩愈优秀的孩子，
将来愈需要担心
二十一世纪是个没人敢说“只要这么做便行得通”，没人知道正确答案的时代。换言之，也就是“没有答案的时代”。
只要看近几年日本政治的混乱情况便很清楚，任职于日本企业的众多商务人士想必也对此深有所感。现在也是一个“成功楷模＝正确答案”的观念已经过时，“解答千变万化的时代”。
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自然不会是那些善于背诵「标准答案」的人。而是不管处于何种状况，拥有“靠自己的头脑想出答案的能力”，以及拥有“传达信息、策动人心能力”的人。
日本的学校如果能把孩子培育成这样的人才，自然最为理想。但现实又是如何？在学校里，老师不过是把文部科学省所制订的学习指导要领上头写的“答案”，照本宣科告诉学生罢了。这么做不仅无法培养出“自主思考能力”、“洞察力”、“判断力”、“传达力”——这些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不可或缺的能力，反倒会把小孩子宠坏。
再者，靠这样的做法，也绝对培养不出今后最需要的多样化团体管理能力和领导力。
说得明白一点吧。现在的学校制度所教出来的，是照本宣科背诵教科书上的文字，听到“向右转”指令便毫无疑问向右转的学生。
在现今的时代，人们必须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断，从没有路的情况中走出一条路来，而那些受到良好“调教”，一旦没有答案和模板，便什么都无法做的人，是最不具价值的一群人，“生存力”也最低。
因此，就算孩子成绩不佳，父母也没有哀叹的必要。需要担心的反倒是那些过度适应现代校园的优等生。尤其是那些毕业于一流大学的学生，你可以预见这将会是怎样的一场悲剧？
因为他们一直误以为自己是优秀的人才，以致踏入社会后，更容易受强烈的反作用力打击。再加上他们“生存力”较弱，倒下之后往往一蹶不振。至今我已经看过好几个这样的高材生了。
人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在校成绩优异的人出社会后之所以难以进步，或许是因为他们抱有“我在学校已经学得够多了”的误会吧。
偏差值不是唯一标准
学校教育的另一个问题是偏差值。
（注：日本对于学生学力测验的计算公式值，偏差值大于50，表示成绩优异，有能力考上好大学。）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曾经提出，从偏差值仅能看出一个人在国中或高中阶段，人生中某一短暂时期的记忆力，无法反映出那个人的综合能力和将来的潜力。尽管如此，学校却将偏差值视为绝对，用这个数字来决定学生的升学和职业。
接受这样的教育后，学生会养成“只要选择符合自己偏差值的地方就没错”的思维，即便出了社会，往往也不愿承担风险。同样地，也难以培养出挑战更高目标的气概。如此一来，他们永远无法成长为独立的大人。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凭一己之力活下去。
除此之外，人们在听到初次见面的对象毕业于东大，往往便认定对方一定头脑很好。即便离开学校，他们依然无法脱离偏差值高便是优秀人才的思维，这也可以说是偏差值教育的弊害之一。
尽管二十年来饱受经济不景气之苦，但大部分日本人却毫无怨言地继续忍耐着，这是因为人们总是抱着“由高偏差值集团所组成的执政机关总有一天会替我们想办法，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的幻想。日本社会之所以失去自愈能力，或许正是因为有不合时宜的领导引擎坐阵中央的缘故吧。
是否混淆了“教育”与“调教”？
如果不能指望学校，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孩子拥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呢？
很简单。我们只需在各自的家庭中教导孩子那些真正必要的知识就行了。孩子的教育从前是父母的责任，现在只是回到原点。
父亲说：“孩子的教育全部交给你。”然后把责任全部丢给母亲；母亲则把责任转移给学校、补习班老师或家庭教师……像这类不合理的情况必须立刻停止，这是第一步。
这么做之后，下一步，则是改变对教育的心态。
“不要这么做，不准那么做”，用这种方式管教孩子，把孩子塞进既定的框架，不让他们踏出一步，你是否认为这就是教育？
依我看，这叫做“调教”，和养成自主思考能力的“教育”似是而非。
然而，我们一直让孩子白天待在学校接受这样的“调教”。回到家后，如果父母还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小孩子很难不变成被驯服的狗吧？
相反地，父母亲应该抱持的心态是去保护孩子的大脑，使他们免受试图把孩子塞进既定框架的学校教育的危害，换句话说，让他们回复到人类原本的柔软状态，可以靠本能来思考判断的状态。
比起被逼着做某件事，人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会比较有活力，愿意下工夫，大脑也因此能够获得锻炼。父母应该仔细观察孩子，找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时最朝气蓬勃，得到答案后，在家庭中为他们打造出适合的环境。
这种时候，最好不要太介意做那件事是否对孩子的将来有所帮助，或是孩子是否有那方面的才华。重要的应该是：孩子为什么会对那件事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做那件事？只要能清楚掌握这些，其他的事就不必操心了。
当然，才华这种东西有总比没有好，但绝不能以没有才华这种理由来阻止孩子的发展。因为就算天赋不够，只要有充沛的热情，便能催生出破坏力和持续力。一个人是否能成器，比起才华，热情所占的比重更大。
尽快让孩子“超过家长”
至于我是如何教育两个儿子的，我给大家讲几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例。
1.思辨力：吃饭时关电视，和孩子畅谈
如此一来，亲子间的沟通量就会骤增。家长也能轻松了解到孩子想做的事，或是孩子有什么烦恼。而且我们家吃饭时会选定一个主题进行讨论。
假设那天的报纸有一篇关于斯洛伐克的报道，那我就会向全家人提问：“谁能说一说有关斯洛伐克的事？”一般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吧，那我就会这么说。
“看来我们家的人对欧洲不太了解啊。这样吧，下周六吃晚饭的时候开个有关欧洲的学习会好了。”
我让大儿子去查斯洛伐克，让小儿子去查斯洛文尼亚，再让他们在餐桌上发表研究成果。只要定期举行这样的学习会，孩子们的思考能力与表达能力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
2.责任感：让孩子制订“家庭旅行计划”
这里的“制订”，不光是“什么时候去”、“去那里”。还有机票、旅馆、可从机场到旅馆的交通方式、换乘方法、旅行期间要去哪些景点……要查好旅行的每一个细节，并计算出大致的开销。
当然，出发之后也要尊重孩子制订的计划，按照他的计划走。如此一来，要是计划不周全，就会拖累全家人，所以孩子查的时候会特别认真。这样就能培养孩子对家人的责任感，还能加深他对目的地的认识。这样的旅行不是一举两得吗？
3.财商：举行家庭投资收益比赛
要提高孩子的理财意识，还可以搞一个家庭投资比赛。假设一家有4口人，家里有40万日元的“闲钱”，那就每人分10万，各投资一年，到年底时再比较各自的收益。
也许有人会觉得，“怎么能让孩子玩金钱游戏呢，岂有此理”！但犹太人都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就是因为日本人在家里、在学校都没有接受过像样的理财教育，才会有那么多人甘愿把现金存在不给利息的银行里。
4.领导力：让孩子参加“夏令营”
要培养领导力，首推“夏令营”。
所谓夏令营，就是各个自治体或各类团体会在学校放暑假时组织孩子们去大自然野营，这在北美是司空见惯的活动。每到夏天，我都会将孩子们送到美国去参加夏令营，期间，孩子们需要通过合作完成很多事，这样自然就能培养出领导所需要的能力。
必须教给孩子的“四个责任”
无论孩子长大后“生存力”有多强，如果他成为一个给家人或社会带来困扰的大人，也只能说“对这孩子的教养是失败的”。因此，不只是发展孩子的能力，教导他们承担责任，也是父母重要的工作。
这些责任包括：
对自己人生应尽的责任；
如果有了家庭，对家庭应尽的责任；
如果去公司上班，对公司应尽的责任；
对国家的责任，更进一步，对社会、对全世界应尽的责任。
我虽然不会命令孩子去写功课，但从儿子还小的时候，我便严格灌输他们对“自己”、“家庭”、“公司”、“国家社会”的四个责任观念。
所以，当次男说想去美国留学，不去念附属高中的时候，我问他：“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是的，我会负起那四个责任。”于是我安心地送他出国。
说得极端一点，只要你能肩负起这四个责任，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从事什么工作，你都能活得下去。然而，如此重要的做人道理，学校却完全没有教，只能由父母来教导孩子了。
父母改变，国家便能改变！
想抑制日本国力的衰退，当务之急是增加更多“能够在世界舞台一争长短的人才”。
于是，至今我在创业家学校教过6千人，在培养政治人才的一新塾教过5千人，我把自己的看法灌输给他们，把他们送到外面的世界。现在，平日我在自己创设的BBT大学和管理学校等地方，指导大约一万名学员。
大前研一
我还对国家的教育制度提出了许多意见，比如，
“将义务教育的范围扩大到高中，在高中毕业之前，让孩子明白身为一个社会人要肩负什么样的义务与责任，国家与各级政府也要负责让孩子掌握最低限度的、赚取生活费的能力与技术。与此同时，将成年的年龄下调到18岁，满18岁后即有投票、饮酒、吸烟、考驾照、结婚等权利”。
这才是能应对21世纪的制度。
然而，无论我再怎么努力，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更重要的是，每个家庭如果不重新审视孩子的教育，转以培养“二十一世纪型人才”，这个国家便无法走上光明之路。相反地，如果每个家庭的父母都能有所察觉，有所改变，便能改变国家。
最后，我衷心期待10年后，20年后，当现在的孩童长大成人时，国家能够变得焕然一新，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