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确认识思想洁癖与道德洁癖中寻找哲学创新方向
因为人的社会性，所以哲学普及既是集体行为，又是个人行为。
因为人类的集体理性由个体理性汇聚而成，所以哲学普及既是集体行为——需要政治等组织行为引导。哲学普及又是个人行为——因为个体理性的最终形成与完善只能靠个人自悟，而彻悟于哲学者，宣传推广哲学的冲动是自觉发生的。
这里必须强调一下，个人在修行的时候，只有透彻地掌握了哲学的整体性，然后才能通过彻底的自圆其说圆融地解放自己的思想，只有这样，人才能在个体层面实现思想自由。
只帮助个体实现思想自由，显然不是哲学的全部目的，因为社会性的人必须相互交流，相互依赖着活，所以只要交流中有一方的思想不得自圆其说于圆融，人际关系必因交流不畅而在百般的冲突后归于无奈的妥协。由于人际间普遍存在交流不畅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集合就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局限。
因为妥协与冲突的普遍性，所以人际关系既然积极交流不能，当然最终只能构成普遍妥协之后的互害机制形成制度化，政治就是这样诞生的。从文明的角度，由于文明根本局限克服的不能，所以人与人之间开始在狭隘的立场中忍受思想相互隔阂的折磨，而且越是亲近的，折磨得越严重。
正因为指导个人思想奔向终极自由的常识化理论未出现，所以只要出现了交流不畅的情况，冲突的本质一定是思想相对不成熟的一方或者双方都只能意淫于浅层次的是非不分的不可调和。
这种是非观的不可调和，根本原因又在于专业哲学不能提供标准划一的价值观，而价值观的不同又直接与本体论差异直接相关，所以我的创作方向在于调和看似不可调和的西方哲学本体论冲突。
正因为西方哲学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纠结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冲突，所以当他们尝试把自然哲学理念嫁接到已经相对成熟的城邦政治时，其专业的带有理想性的学术追求与梭伦立法时代就已经固化的奴隶制产生实际冲突，于是苏格拉底以死殉道，这也注定了柏拉图试图改造僭主政治的失败。
此后的西方哲学，虽然都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在里面，但不是脱离实际，就是彻底向阶级政治妥协，于是西方哲学以追求美好的政治伦理为名，反而一直成为阻碍西方人追求终极政治伦理的障碍——凡可能动摇阶级政治的思想，必被西方政治驱逐，包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
阶级政治，是人类奔向终极文明所必须主动摆脱的。基于西方政治一贯与宗教沆瀣一气地只保护既得利益者，所以西方哲学虽然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进步，但也一直因为脱离实际而变成阻碍西方人不能自圆其说于思想交流的思想洁癖。因为缺乏对至善的正确认知，思想洁癖又在伦理道德领域变成了赤裸裸的道德洁癖。
因为缺乏至善的追求，所以在人性本恶的宗教哲学误导下，以不可动摇的上帝构成西方文明的逻辑天花板。作为最大、最顽固的消极性，上帝这个逻辑天花板又变成对西方人，乃至对全世界人的隐性束缚。
因为西方政治在现实地主导着人类文明，因为至今没有哪一套哲学思想能彻底瓦解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内核。这一切，只待哲学常识化创新才能彻底瓦解上帝这一人类共同的逻辑天花板。
道德洁癖是思想洁癖的具体落实，是追求社会稳定的组织或个人用以禁锢人心的最常用工具。人类需要秩序，但更需要终极文明下的终极自由，所以哲学必须实现终极创新发展。
在哲学不能实现终极创新之前，人类必须被动忍受政治的消极性，必须忍受各种外部力量用道德大棒打人。其中宗教这个棒子最大，但宗教并不主动打人，除非政教合一这种低级的社会治理形式。
在政教合一社会里，治与被治的关系却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毕竟神的逻辑天花板作用不能突破，是全人类层面的文明局限——被笼罩其中的人，只要心甘情愿地于这种低层次的自圆其说，生活也不乏自得其乐，只是悲哀了那些因压抑不住自己欲望而僭越宗教伦理的人。
在现代民主思想下，外人竟然无权对低级的宗教伦理进行干涉，这种全然的合法性当然不合文明终极进步之理，所以思想创新终将最终干扰并消灭一切宗教伦理。这就是思想内在不竭的扩张性和侵略性。
宗教之所以有无尽的定力，一是因为传统的延续性，二是缺乏教义滋润的普通人，会在日常内在思想矛盾暴发时无所措手足，反而是掌握了宗教教义的人，尽管做出的针对性应对来源于迷信的指引，但至少在行为的过程与结果上不至于无所措手足。
在哲学整体性不能常识化解读之前，这就是人的意识与潜意识较量的结果，所以只有常识化哲学出现，人才能摆脱一切迷信心理，包括迷信旧哲学。
任何宗教，都可以为极端缺乏整体性理念的人提供一套不完美的整体性，所以宗教于社会人生一直有聊胜于无的实用性，所以可在思想上形成高明对卑下的碾压优势——因为劝善的表面有效而易传播。
对宗教的这种聊胜于无的判断，只能来自宗教体系之外，在宗教体系内是冒犯，是不可饶恕的。只有佛教除外，所以佛教能赋予人终极平和，可惜在佛学的辩证思维精华实现常识化之后，佛教亦注定随其他宗教一起变成书本上的历史性存在。
因为没有现实可期的终极整体性，所以宗教必须虚构完美天堂以服众。因为缺乏现实性，所以宗教因没底气而对外必须极尽谦卑的面貌出现，以达到惑众的目的。
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就这样以超现实的宗教情怀迷惑群众，让民众心安理得于别人设定逻辑下的现实苟且人生，从而不再自主寻求逻辑天花板终极突破的革命人生，所以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是肤浅的形而上学，是静态的，是缺乏革命创新性的，是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直接相悖的。
因为人类文明正由西方政治主导，所以西方政治的反动性就在于此，所以西方主流唯心思想并不与他们领先的科技优势相符，所以西方文明被极尽革命创新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超越就有了历史必然性，因为中华道文化在最高处能让人实现人神平等，所以中华文明才极尽包容之能事。
这样一来，文明发展的主导权的转移自然也就有了必然性，除非西方文明主动向社会主义文明投降，但那正是我所期待出现的结果，因为那等于天人合一的另一个必然结果——天下大同——的直接实现。
之所以说宗教是在惑众，从基督教和其他政教合一政权曾经和现在的野蛮中可见一斑，从终极文明的角度，任何人都可以轻易体会到他们没有底线的虚伪——相对于神，信徒就是奴隶一样的存在，比如中世纪的黑暗，比如日本二战军国主义的无耻——想想信徒们那些极度迷信的狂热，什么样的人才能不不寒而栗呢？！
这里必须明确一下，我其实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但现在的我深知，如果不承认人类文明的这种唯心性，那么以现有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治愚能力，面对依然沉迷于普遍利己的愚众，想战胜世界范围内依然占据主流的唯心思想，根本不可能，至少短时间内根本不行。
所以，只要找不到对旧哲学足以产生终极颠覆的新思想，社会主义中国的全球化之路所要支付的治愚成本当然是不可承受之高。反之，一旦找到根治世人之愚的终极理论，新哲学一旦具有了可普及性，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一体化将事半功倍于唯心主义主导的旧哲学的整体瓦解。
由于唯心主义主导的西方文明不积极作为于人类文明的主动进步，这种主观恶性带来的世界性动荡非常明显，已经随着战争移民，伴随着宗教冲突，再次漫延到近现代文明的策源地——欧洲。
种种迹象表明，曾经的欧洲文明进步很不彻底，所以这种无解的冲突显然多有补历史欠账的因素在里面。要想终极解决，在哲学自主创新不能的情况下，向外部文明——比如中华文明——求救，或许是个好办法。
如果人类不想继续再犯类似两次世界大战的错误，那就必须在文明的主动进步上积极有为——如果能通过理论创新彻底撼动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石，当然可以一劳永逸了。否则，人类将在意识形态的相互隔阂中继续分裂自己的文明，同时人类也将继续支付更多文明进步消极成本。情势如此危急，人类文明的主动融合需求明显，就这样既现实又迫切地考验着哲学专业人士与时俱进的创新水平。
我们再回顾一下哲学专业人士不作为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在理性上不能让民众常识化地勾勒未来，二是无法主动消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持久对立。如此一来，因为在自我意识来源方面整体性的莫衷一是，所以普遍盲从的民众表面上看似便于领导，实际上却是欲望无度之下欲壑难填的活火山，总要周期性暴发，这是对人类集体无知的集体惩罚——只有哲学真正具备了清晰的整体性时，人类的集体无知才能被终极消灭。
想想过去，人类文明一直都是通过野蛮的战争被动实现融合，那意味着，哲学虽然不乏繁荣发展的动力，但继续以人类集体付出巨大惨痛代价换来些许经验总结，有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显然得不偿失，因为集体灭亡的风险极大——只有变被动进步为主动进步，这种主观风险才能降低为零，所以哲学思想必须实现主动的颠覆性创新，不然任何愚民都不答应，因为我已经将这个问题表述得足够常识化了。
凡颠覆式创新，如果没有合适的突破点切入进去，便没有任何创新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找到哲学终极理论可能的正确切入点，就显得至关重要。
基于阶级产生的非先天性，基于阶级关系在对立中一直走向弱化，基于主导一切社会关系的政治的温情化，法律虽然越来越细，却从来不能根本化解人类的内在思想冲，所以马克思对颠覆政治背后的阶级关系这个点的选择就非常正确，但理论的可行性却依然没变成实践的现实性，说明理论创新还得继续，必须找到新的切入点。
以我之见，通过瓦解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根基，在思想上彻底说服西方资本主义是切实可行的好方向——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相对强劲的文明发展比较优势正变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新自信，这种文化自信必须与哲学理论创新合流。
我认为，文化自信与理论创新合流后的指导思想有二，一是文明的共产主义终极发展方向，与天下大同同义，二是确保中华文明经久不息的传统道文化精髓必须得到全面彻底挖掘，然后伴随经济全球化进行全球推广。
所以，相对于西方哲学的先天分裂性，擅长营造整体和谐的中华传统道文化中的道理念必须全球化推广，作为其思想内核的整体性必须尽快彻底厘清，以主动弥补西方哲学的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