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作家的变与不变

　　《江南三部曲》问世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和我商量，计划将我以前的作品也重新编辑出版，包括三部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和全部中短篇小说。除了《戒指花》、《不过是垃圾》、《蒙娜丽莎的微笑》等作品写于2000年之后，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的旧作。编订、翻阅这些旧作，虽说敝帚自珍，但多少有点陌生感了，也时时惊异于自己写作在几十年间的变化。

　　以前常有一种看法，以为作家的变与不变，主要是源于时代本身的急剧变化。列夫·托尔斯泰，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纳博科夫等等，都是如此。即以乔伊斯而论，若拿《都柏林人》跟《尤利西斯》比较一下，似乎有点让人不敢相信这两部作品出于同一个人之手。乔伊斯生活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对于时代的变革十分敏感，加之他本人也有强烈的革新小说技法的主观动机，这种变化，我们很容易理解。顺便说一句，就算没有后期的《尤利西斯》等现代主义作品，乔伊斯也是世界一流作家。他的《都柏林人》在文学史上也形成了一个小传统。美国当代年轻作家耶茨所继承的，正是这个传统。至于纳博科夫，他一生辗转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和德国、法国、美国之间，生活动荡不宁，需时时适应新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小说风格不断出现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有不怎么爱变的作家。卡夫卡、霍桑、海明威等作家相对稳定，写作风格没有出现过剧烈的变化和调整。海明威是一个特例，尽管他的人生经历也很复杂，但一生只写一个主题，居然也写成了世界级的大师。雷蒙德·卡佛是海明威的追随者，和我们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也不怎么爱变。

　　说到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就可以算得上文风不断变化的代表。从《怀旧》这样的文言小说，到《狂人日记》，再到《呐喊·彷徨》和《野草》，一直在变。若不是去世较早，他往后的小说会有什么变化，今天已不好妄加猜测了。汪曾祺的例子也比较特别。我们所熟悉的汪曾祺，是写出过《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以及大量优美小品的那位作家。可汪先生写作《受戒》的那一年，他已经是60岁了。每念及此，总要无来由地为他老人家捏把汗：假如他活得与鲁迅先生一样长，也许《沙家浜》就要算他的代表作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有不那么爱变的人。张爱玲可以算一个，在不变方面，完全可以和海明威相媲美。看她的《小团圆》，不用说语言和基本修辞方法，就连题材、情感、观念也都没有什么变化。

　　有时候会对古典作家心生羡慕。变与不变，似乎是职业写作出现以来才会有的苦恼。对于那些一生只写一部作品的小说家(比如曹雪芹)而言，想变都没有机会，倒也踏实。安心于茅庐高卧，省了多少六出祁山的左冲右突！但转念一想，也不尽然。古代作家写作的大宗不是小说，而是文章和诗词，其实变化也是始终存在吧，否则就不会有“庾信文章老更成”这样著名的感慨了。(此文为其上海文艺版作品系列的代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