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孙媳妇 / 文：徐功利

我的这位孙媳妇，是我的族孙媳妇。在我印象中，她个子高挑，面容清癯，是一个干净利索的农村妇女。那时她四十来岁，比我大三十岁左右吧？这没关系，有道是摇篮里的爷爷，拄拐杖的孙子。论辈份她就是我的孙媳妇，一点都不假。

我这位族孙媳妇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能背诵《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了解《四书》《五经》。可惜的是，在文革时期的农村绝大多数是用不上的。只有毛笔字在大队需要写标语口号的时候，或者过年给社员们写门对子的时候，还能用上一用。

每当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也就是祭灶刚过去，队干部便安排我这位族孙媳妇在队委办公室里专门开始为社员们写门对子，一直写到大年三十的上午十点来钟才罢笔。这几天的时间，队里都算她出工劳动，给她记工分。

她用的毛笔和墨汁由队里出钱买，写春联所用的红纸由社员自个掏钱买。其实新华书店就在出售各种款式的春联。我村位于城乡结合部的郊区，离一家新华书店不远，那店里卖的最大最贵的中堂对子也不过二角钱左右。不过，这个价钱对于那时的农村人来说也是舍不得的，只有城里工人舍得买。

我族孙媳妇书写的对联内容，不外乎就是摘录毛主席诗词里面的句子，或者是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那门对子若是保存到现在的话，卖給收藏家，估计也能卖它几两银子花吧？普通百姓哪会长那个前后眼呢。

她写的毛笔字常常得到村里几位念过私塾的老人们的夸赞，说她超出了“书字”的档次，已达到了“书法”的境界。这“书字”和“书法”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也不懂，所以至今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只是感觉她的毛笔字跟新华书店里卖的一样好看。

村里也有人替她惋惜，说可惜了她的好成份！不然的话，凭这一肚子的文化知识，加上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好成份，不想当干部都不行！说不定现今早已当上中央大干部了呢。

或许村里其它妇女们对她的才华有些嫉妒吧？她们除了对我这位族孙媳妇的毛笔字一致认可外，因为家里若摊上红白喜丧事时还真免不了请族孙媳妇帮着写写画画呢，其余的“才艺”在她们眼里一无是处。她们常常背地里凑在一起嚼她的舌头。

她们嘲讽我的族孙媳妇大夏天还穿袜子，混充城里人似的，白浪费袜子，真不会过日子。是的，我这位孙媳妇不仅是村里惟一在夏天穿袜子的妇女，而且也是全村唯一一个公开抽烟的妇女。她全家大人小孩一年四季穿出来的衣服，虽然也是补丁摞补丁，却总是干干净净的，不像我们邋邋遢遢。她有个儿子和我同岁，往我身边一站，一点不像农村孩童。

她另一个吸人眼球的地方，就是惹人嘲笑的地方是栽花。她不像村民那样，把花栽在房前屋后的泥土里，让花儿蓬蓬勃勃地自由生长。而是从古寿州窑遗址里搬些盆盆罐罐来家，把些花啊草啊全栽种在里面，还按时给它们浇水。我们认为只有城里的干部家庭才这样栽花，农村的干部家庭都不这样栽，而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人，这样栽种花草未免太可笑。

若单单议论这些琐事倒也罢了，而村中妇女们最不厚道的是私下里常揭我这位族孙媳妇的历史疮疤。原来，我这位族孙媳妇出生于山东枣庄，幼时随父母来到九龙岗的煤矿，那时还没建立淮南市。她的父亲掏煤积劳成病不幸故去，她被家人卖到了田家庵妓院，当时她只有七岁，时间在民国初年。

有个历史事实容易被今天的人们所忽略。在古代一些比较正规的妓院里，妓院老鸨专门买进一些六七岁的女孩喂养，为她们聘请师傅教授她们诗书琴画，弹拉说唱，一直培养到十六七岁时，开始让她们接客上层社会人士。鸨母主观上是为了赚大钱，客观上有些聪颖的女孩经过这十来年地系统学习，无意间反倒成了文学家，书画家，歌唱家......而名噪于世。

我的族孙媳妇的丈夫是村里有名的“苦力头”，人已去世十多年了，我依然不知道他的大名叫什么？

“苦力头”是个咋咋呼呼的人。没有他不晓得的天下事，又没有他能善始善终干好的一件事。1949年以后，他在村里被监督劳动改造，这才不敢乱说乱动，好像老实了下来。他干农活很吃力，农民的日子本来都过得比较紧巴，而他家过得相对来说更紧巴一些。

我偶尔也听过孙媳妇坐在她家门口的大枣树下自说自唱大鼓书。她有节奏地敲着一个破铁皮桶，说一段唱一段，唱一段再说一段。村里的妇女们一听到她的说唱声就猜到她家又断炊了，平日里对她的那点嫉妒心顿时消散了，女性那种本能的怜悯之心便油然而生，她们或端来半碗米，或拿来一块馍，那融融的场面着实感人。

实话实说，她家“断炊”这种情况不多有。因此，她说唱大鼓书的次数也不多。大多时候是在过新年的那十几天里，我们围坐在她家大床上央求她讲大段大段的故事给我们听。我们要她只说不唱。因为我们不喜欢听唱。于是她便开了讲，什么《罗成叫关》《赵匡胤困南唐》等等，最令我们百听不厌，心驰神往的是刘金定、刘小姐火烧庙山坏和尚余洪，这大概是男孩子格外崇拜女英雄的缘故吧。

有时“苦力头”也凑在一边听。“苦力头”这个外号是日本人给他起的，只因为他胞哥在抗战前线的国民革命军里当营长。这事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马上提拔他当了做苦力活的人的头，相当于今天的小包工头。凡是大通、九龙岗、洞山等处修建炮楼铁路、公路所需要的石头子，或者其它什么杂役杂活都交给他承包，他可以从每个“苦力”的劳务费里提成。

日本人知道苦力头肯定与他胞哥有信件来往，日本人要让苦力头亲身感受到他在日本占领区里的小日子过得挺不错，挺滋润的就行了，日本人的目的就算达到了。日本人打的是攻心战。日军很狡猾，并非抗日神剧里所描写得那么蠢。

日军占领田家庵电厂和大通煤矿后，到处搜罗留在占领区里的那些中国精英们，尤其旧军校毕业的旧军官、乡绅等。不惜重礼亲自登门拜访，恳请他们出山组建汉奸政府和伪军武装来“以战养战，以华治华”。说白了就是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去。

苦力头年轻的时候吃、喝、嫖都没少干过，惟独抽大烟和赌博不曾沾过。苦力头赎娶窑姐为妻且衣锦还乡一事，在我少儿时代依然是村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说的是他们夫妻二人第一次双双回村见父母。我的孙媳妇脚穿高跟鞋，身着短袖旗袍，头发是烫的，新娘子这身时髦打扮对乡亲们来说，真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头一遭见过。他们很不适应，很难接受。整个村子像开了锅的水一样沸腾起来。更扎人眼球的是二人竟在大白天手拉着手，旁若无人地在村里走，羞得年纪大的人打老远就闭上眼睛赶紧找地方躲了起来。把苦力头老父亲气得闩上大门，再用肩膀拼命顶着，硬是不让他俩进家。

1949年以后，开始划分家庭成份了。村干部们很是踌躇了一番，按苦力头父母家的经济收入看，只能算个“上中农”，可是苦力头的胞哥是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师长，苦力头又当了几年日本人的汉奸走狗，而我族孙媳妇却一度是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兄弟姐妹，这一家子的阶级成份还真有点乱。

大队妇女主任献策道：“叫她跟苦力头离婚！”当晚，这位妇女主任被她丈夫二愣子打了个半死，且恨恨地说：“若不是新社会妇女解放了，像你这种骚娘们，应该捆进麻包里，沉到淮河去喂鱼鳖！”

结果是，苦力头夫妻一直不离不弃白头偕老，妇女主任和二愣子倒是很快离了婚。妇女主任本是二愣子家的童养媳。苦力头父母家最终被划为富农成份，苦力头被定了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在村里接受管制改造。为此，他们的子女们在文革时期全被剥夺了念初中的权利……

《我的孙媳妇》   2018.6.16

作者：徐功利

徐功利，淮南二中高中毕业，因身体原因，只念到高中毕业。在田家庵区泉山铁路立交桥的桥洞下摆摊，售卖旧书旧刊。热爱家乡，业余时间喜欢考据淮南的方域。爱好文字，偶有文字见诸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