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出版帝国的易帜
原载：《我们的历史》总第2辑
作者：刘永峰
1949年5月，上海，那是张元济一生中最后一次经历兵荒马乱，中共的军队一路攻打过来，已经兵临城外，此时，这座繁华的城里到处都是忧心慌乱的人群。在霞飞路沙发花园的一栋住宅内，已见惯了兴亡易代、动乱沉浮的他，则平静地观望着外面正在骤然变化的局势。
经年国难，战乱将息，这位坚韧的老人，对于来日已不似青年的兴奋，在颇为有限的余日里，他更倾心于一段和平闲淡的生活。当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惟仍甚望将现有职务早日摆脱，重反故巢。”考虑到他当时的年纪，想必也没人会怀疑这份心愿的真诚。
三年前，自从曾带领商务印书馆创造辉煌的王云五辞去总经理一职投身政界以后，这个位置上便再没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张元济不忍看到数十年事业的倾覆，“遂不得不插身干预”，公司的权力实际上就已转入张元济等五位董事的手中，偌大的一个出版帝国一摊子的事务便压在了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上。那时，在私下的通信里，他曾向胡适倾诉道：“此中苦况殆不堪为知我者道也。”就中难处大约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况且，无论如何，身体的日趋衰退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历经世事沧桑之后，这位老人已太过疲惫，然而也就在此时，其灌注几十年心血所苦心经营的商务印书馆却正面临着一个从未有过的十字路口。
出版帝国
那时，张元济比任何人都清楚商务所遭受的危机有多么深重，当然，他也比任何人更加了解一个出版帝国曾经的辉煌，知道它之于时代的分量，它之于自己的意义。虽然一个老人已经极少地直露自己的心怀，但在一个王国败落的暮景里，还有什么比过往的美好更刺痛人心呢。
自从1902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以来，张元济便一直是商务的灵魂人物，1926年，60岁的张元济宣布退休，不再直接管理业务，但很快又被推选为商务的董事会主席，“仍旧把商务认为他的终身事业”。而也正是因为这位“学识广博”、“眼光远大”的清末维新派人物，让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小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出版企业。
20世纪20年代以后，商务开始了它的极盛时代。在当时的出版行业里，它拥有着第一流的编译群体，第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它在海内外一度设有36个分支馆，1000余处办事机构，这个庞大的发行网络遍及全国主要的城市、商埠及海外，“凡华侨群集之处，均有代理书店”。30年代初，商务年出版图书近千种，占全国年图书品种总量的40%以上，而据美国学者白鲁恂所言，抗战爆发前夕，商务一年的图书发行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行总量。
然而，商务雄厚的能量并非仅仅施展在了出版领域，其凭借着在其他方面也极具魄力的开拓能力，在当日的中国，更是硬生生地打造出了一个巨无霸的文化综合机构。这个综合体包括一个出版社、一个图书馆、十多个杂志社；包括有最新装备的现代化印刷厂和供应全国的印刷机械器材厂；包括了一个以拍摄科教片、风景片和艺术片的电影厂；还包括大规模的新式益智玩具厂，文具教具科学仪器厂。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先后开设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商业学校，以及面对更广大求知群众的各科函授学校。这便是商务呈现于时代的一个非常奇特而又极为壮观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