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里的晚清：从众声喧哗到千夫所指
原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作者：刘青松
1901年，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了一道变法上谕，言及国家之病，有一句字字见血的话：“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开报禁的呼声遂在朝野间响起……
中国第一次办报潮的来临
变革之声，自1840年以降不绝于耳。1874年，《循环日报》创刊于香港，主笔王韬在报上直陈，中国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没有坚船利炮，而在于政治。腐败根源是延续千年的君主专制，必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王韬强调，“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唯邦本，本固邦宁也”。他认为政府必须倾听民众声音，让民众讲话。开创文人论政新样式的王韬，发出了近代中国的维新先声。
人心思变。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撰文提出：“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须变法，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
中国第一次办报潮来临了。3年内，各地共有近60家民间报刊面世，大多主张维新，重视对西方科技文化的介绍。报业初兴，舆论渐开，维新观念渐入人心。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明定国是诏》启动变法，诏书中有“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内容。7月的一道上谕说：“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
时势所至，一个“言论界之骄子”横空出世。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期间，大力鼓吹变法。他在《变法通议》中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这种“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读者耳目一新，舆论为之大振。作家包天笑评说：“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
《时务报》的创办，得到了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赞助，他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不过，一旦他认为《时务报》的政论出格，比如“官唯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等语，又施压干涉——政治体制红线是不能碰的。慈禧早在洋务运动初起时就定下了“四不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权力不能变。因此，张之洞要在《劝学篇》里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号称改革的洋务运动，也就只能务，不能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旨全国报馆一律停办，并捉拿各报主笔。谕旨称：“其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办，以息邪说，而靖人心。”统治者一句话，救国心切的报人就成了造谣惑世的斯文败类。除几家托庇于租界和改挂洋商招牌的报纸外，各地报刊几乎全部被封或停刊，人员外逃。笔杆子到底斗不过枪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