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特稿 | 请祖宗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春节》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无论祭祀的形式如何，它们的内涵都是一致的。”看了福建乡间的“烧灯料”（春节时将“神码儿”放在堆积如山的冥币上烧掉），我不禁想到了流行于家乡的“请祖宗”活动。

如果说清明节的“祭祖”更偏重于对先人的缅怀追思，是带有浓浓哀愁的“祭奠”。那么，发生在春暖人间、普天同庆的新正大月里的“请祖宗”则是一曲欢快的“迎神曲”。为的是邀请逝者来共享团年盛宴，是中国人“事死如生”的表现。

大年三十的夜晚，到街上看看吧。清冷的街道两边绽放着一簇簇照破黑暗的火苗。穿着厚墩墩棉服的人们边跺着脚，边将一叠叠五千、一万的“巨额钞票”毫不吝惜地点着。待纸灰只剩下荧荧余烬时，人们会将写有逝者名号的白纸投入其中。轻呼着那些熟悉的名字，希望他们能跟随自己回到那摆满佳肴的桌前。享受完“年夜饭”的香气后，给子孙们留下看不见的“利是封”。

但中国人最初的新春祭礼要复杂得多。传说先民们为感激伏羲、女娲创生万物，在每年正月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无论是在以一月为“正”的夏，还是以十二月为“正”的商，抑或以十一月为“正”的周，“正月祭”绵延千年而香火不断。

夏商时人们为郑重其事，还要找一个小男孩充当神明祖先的“不言人”。何为“不言人”？因为这个代表神明的孩子只能端端正正坐在祭台的中央。鼻涕不能擦，哈欠不能打，直到整个祭奠结束才能松口大气，溜之乎也。且不说整个过程多违背男孩的天性，仅给他起的名字就能把小家伙气撅了嘴——因为他不能动，所以坏坏的大人们管他叫“尸”。后来有个成语叫“尸位素餐”就是从这儿来的。

可能是觉得这样干有“虐待儿童”之嫌，到周代人们已经开发出了小男孩的替代品“木主”。据说这还是周武王的发明创造，他将写了父亲文王名号的木板放在战车里去“伐纣”，给自己壮胆的同时也顺便替亡父报了三年的拘禁之仇。

天才儿童孔子在别的小朋友都在挖坑和泥儿时就能对着父亲的“木主”一板一眼地祭祀膜拜。虽然他并没有见过父亲的真容，甚至连他埋在哪里也不晓得。成年后的孔子从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中获得了巨大灵感，给普普通通的“祭点仪式”注入了诸如“阶级”、“秩序”、“尊卑”、“礼仪”等元素。“祭”一次等于上了无数堂“封建思想教育课”。也难怪他见到别人家搞祭奠都要“终日不乐”，很可能因为里面可指责的地方太多了，老夫子被气岔了气儿。

从什么时候麻烦的“祭奠仪式”也可以简简单单地“一烧了之”呢？那要从一千年前的南宋说起。其实北宋人在祭奠时还是很“中国范儿“的。一般士民家里都有专用的”影堂“，新年祭时全家老小都挤进来瞻仰祖先的”庐山真面目“。平时可以将”影堂“关闭，省得每天和曾曾祖父”照面“，彼此不好意思。

但金国人的铁骑改变了这一切。正应了那句”没文化真可怕“，来自东北的皇阿玛的祖先们将被征服者的祖先牌位、真容遗像全都当成了劈柴纸捻或类似的东东。五百万仓皇南渡的汉族难民一夜间突然发现自己把祖宗”丢了“。“遥祭”吧，没了物质基础；“亲祭”吧，和祖坟间还隔了条滚滚长江。在朱熹老先生重振“家祠”之前，人们是这么将就的——据元初文人刘一清编写的《钱塘遗事》记录，南宋初在东方最大的商业都市杭州，“居民不祀祖先，惟每岁腊月二十四日，各家临期书写祖先及亡者名号，作羹饭供养罢，即以其名号就楮钱上焚化，至来年此日复然“。

鉴于杭州（南宋叫”临安“）不仅是最大的”商业都市“，更是当时最大的”移民都市“。来自北方的移民”居杭者多达十五万户，约九十余万人“（吴松弟教授）。我认为这种汉族之前闻所未闻的”烧祭“很可能是移民中的北方人，特别是占军队绝大多数的西北军人带来的”胡俗“。

不管怎么说，“请祖宗“，这种去繁就简的祭祀形式还是在汉族百姓中落地开花。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中还有对类似民俗的生动描写，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翻上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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