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存的记忆 敦煌文卷的历史谜案

封存的记忆 敦煌文卷的历史谜案

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风云际会,繁盛一时,见证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广袤辽阔的中亚地区无数的沧桑巨变和盛衰荣辱。

当朔风和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逃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衰落的敦煌渐渐被人遗忘,直到1900年,一个浑浑噩噩又不乏小聪明的道士,他一次不经意的行为,让这个荒凉残破沉睡千年的地方成为世界的焦点,他挖出了亚洲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从此,敦煌的辉煌与耻辱就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小人物就是道士王圆箓。

一个道士怎么会鸠占鹊巢,住进了佛教圣地莫高窟?震惊世界的敦煌莫高窟究竟是怎样被偶然发现的?这座举世瞩目的藏经洞,究竟是何时,又为何被封闭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的历史密码。

王道士1850年出生在湖北麻城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在他的童年时代,他生活的麻城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据《麻城县志》记载, 1856年,湖北省包括麻城在内的十个大县从农历的六月到九月滴雨未下。直到第二年,仍持续大旱。连年的灾荒致使庄稼枯死,米价飞涨。史书记载:“禾麦尽槁,斗米千钱,人有菜色,野有饥殍。”虽然政府也制定了“缓征本年租税三分之二”的政策,但实际上对饥寒交迫的灾民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他们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

刚刚八九岁的王圆箓为了活命,也不得不跟随家人,凄凄惨惨地汇聚到逃难的滚滚人流中,开始了他漫长的流浪生涯。历史不会也不可能去关注一个流浪儿的生活,所以即使他辗转流落到敦煌发现了举世瞩目的藏经洞,他的人生经历轨迹也仍然很不清晰,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的片段来推测。

大概在清光绪初年,他在甘肃酒泉的巡防军里当过差。而当时的酒泉,道教活动颇盛,驻军的巡防营里也传播着道教教义,王圆箓可能在服役期间就接触了道教。在退伍之后,不知出于何故,就在当地出家成了道士,师父是当地道行高洁的盛道法师,给他起了个道号,叫法真。因此,同道中人尊称他为“王法真”,俗人习惯称他为“王道士”。

从八九岁背井离乡到中年出家为道,他的墓志铭说“历尽魔劫”,从而“灰心名利”。再后来他又到处漂泊,离开酒泉,继续向西云游。而这时,在他的心中至少已经种下了道教信仰的种子。他可能到过许多地方,大约在1897年漫游到敦煌莫高窟,就在这儿安顿下来,直到终老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一个道士为什么会选择在本来是佛教圣地的莫高窟居住下来?

王圆箓

王道士选择在莫高窟安顿下来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莫高窟虽已非常萧条败落,但寺院的香火还没有中断,老百姓的供养与施舍还勉强可以接续。也可能因为莫高窟那清静安宁的环境让漂泊流浪多年的王道士可以安放那疲惫的灵魂,于是莫高窟便成了他最为理想的落脚地。难怪他初见千佛古洞时,慨叹说:“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在这个佛教圣地,曾经的辉煌虽然已成过往,但荒芜的洞窟和斑驳的造像仍然散发着雄浑的气魄和诱人的光彩。莫高窟浓厚的宗教气氛无疑也契合了他模模糊糊的宗教信仰,让他决定停下那云游四方的脚步。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已年近半百,而此时的莫高窟主要由互为隔墙邻居的“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但当时这两个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属于藏传佛教系统的喇嘛,对属于显教的洞窟没有多大兴趣,因此,莫高窟完全处于自生自灭之中,大自然的风雨可以恣意侵袭,一幅破败荒凉的景象。

近乎无人问津的莫高窟为王道士的进入并充当住持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眼见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便自愿担当起“守护者”的重任。在一种模糊朦胧的宗教信仰的驱使下,他以修窟拜佛的名义,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并对洞窟进行维修。他还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平整的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慢慢地,他和当地的百姓士绅熟悉了,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渐渐确立起来。他很快成了敦煌的名人,公然以“莫高窟住持”的身份自居。

王道士开始着手修复残破的莫高窟。他粉刷了一些洞窟里历经风雨剥蚀、颜色剥落灰暗的壁画;还把一些洞窟里的佛教塑像毁掉,改为道教塑像;又打通了洞窟之间的岩壁,修建了连接洞窟的一个个甬道,这样洞窟之间行走就方便多了,但岩壁上精美的壁画却也遭到破坏。另外,他还请人在一处新筑的走廊上描绘了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

王道士甚至还用老百姓布施给他的用于修缮佛窟的香火钱建了一座在当时的敦煌来说相当气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观“三清宫”,俗称“下寺”。在佛教圣地莫高窟堂而皇之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花的竟然还是敦煌老百姓布施给佛窟的钱,这似乎有些荒唐。其实,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不仅把一个道士安排在和尚居住的佛窟里,还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透着离奇古怪,让人难以置信,但这的确就是事实。

很快,莫高窟的一些洞窟里已经摆放着由王道士新塑的泥像和经他之手涂抹的新“壁画”。他还在莫高窟前栽种了一大片白杨,如今早已绿树成荫,参天蔽日。后来,敦煌县长为嘉奖他的功德,还委任其为道会会司,因此,也有人称他为“王会司”。

王道士在莫高窟住了下来,最终使他成为藏经洞的揭秘人。这是阴差阳错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神秘力量的暗示?其实神秘的力量是不存在的,虔诚的宗教信仰才是王道士接近藏经洞的关键所在。假如他没有在莫高窟发展道教的宏大志向,莫高窟的藏经洞不知还要沉睡多久。好在历史不容假设,藏经洞重见天日的日子还是悄悄地到来了。

1900年6月22日,对王道士来说,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对世界文化史来说,却是一个必须铭记的日子。

在后来被编为16号的洞窟上建成道教标志性建筑——太清宫,似乎是王道士长久以来的梦想。为完成这一宏愿,就必须把16窟的上下两层打通,但洞窟中填满了多年的积沙,要想完成这项工程,必须先把积沙清理出去,否则,凿通工程就根本没办法进行。

那天和往常一样,王道士雇人清理积沙,在所剩不多时,忽然听到墙壁发出响声,入口附近的墙壁随即裂开了一道缝隙。原来,这是常年被积沙堆满的墙壁乍一失去积沙的保护,而倾斜龟裂。在王道士的印象中,这个洞窟的墙面应该是山体,不应该是虚空的,怎么会有缝隙呢?他疑惑不解地敲了一下那面墙壁,竟然有空洞的声音传出。于是,王道士和其中一个杨姓伙计拆除了这面残垣败壁,里面露出一个土坯垒砌的小门。拆除了土坯,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黑黝黝的复洞,大约几丈见方,里面堆满了无数叠放整齐的白布包,密密麻麻,所剩空间仅能勉强容下两人。打开白布包一看,每个包裹里有十卷经文,从窟底排放到窟顶,又有数不清的佛帧绣像等平铺在白布包之下,另有封藏的许多古物。这个洞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藏经洞,洞内所藏书籍总数约5万卷,被后人称为“敦煌遗书”。

千古一叹藏经洞

千古一叹藏经洞

很多人都曾有过这样的一个梦想,无意中发现了一张藏宝图,然后按图索骥,历尽千辛万苦找到藏宝洞,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惊诧于那无尽的金银财宝。然后就是肩扛车拉,全部纳为己有,就有了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很多的影视作品也都为我们实现了这样的梦想,这些大片都是极其卖座的,因为它浪漫而惊险,幸运而享受,让人们意淫着欲望的满足,比天上掉馅饼来得更加过瘾。可是,这只能是一个梦想,一个故事。世界上会有几个藏宝洞呢?

你还别说,在二十世纪初,也就是一九零几年的时候,在中国,还真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藏宝洞,一个轰动全球的世界宝藏,这就是位于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

“藏在深山人不识”,在中国西北的茫茫大漠中,深藏着一个汇聚千年佛教文化精髓的“千佛洞”,也就是莫高窟。这个千佛洞本就是存在的,但是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渐没落消亡,这里逐渐被人们所淡忘了。直到20世纪初再次被人“发现”,不能不说是一件世界的奇迹。发现千佛洞已经神奇不已,何况,又在千佛洞中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这是一个怎样的藏经洞?一个让世界都震撼的展现中国千年文化的藏经洞,但也是凝聚着中国人的耻辱和悲哀的藏经洞。

通常,按照梦中的幻想或者影视作品的情节,找到一个藏宝洞应该是极其艰难的。首先得到一张完整的藏宝图就会经过百转千回的磨难。一张完整的藏宝图一定是分成几块存放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是几块石板,可能是几本古老的日记,也可能是不同地域的岩画,在日本电影里,藏宝图竟然分别画在两个活人的后背皮肤里。要想把几块残片汇聚成一张完整的藏宝图一定要费尽周折,甚至会引发一场战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于人们的猎奇的幻想,也才能突出藏宝图的宝贵。可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却没有这么复杂。甚至简单得让你失望。

这个藏经洞是被一个姓王的道士发现的,他叫王圆箓。“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非常胆小怕事,还不时流露出一种令人讨厌的狡猾表情”,初次见到王道士,斯坦因这样评价。

留下千古骂名的王道士王圆箓

王圆箓是湖北麻城人,大约出生在1850年,小时候读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退伍后出家当了道士。后来,他离开师傅向西云游,大约在1899年前后来到敦煌,从此就在这里住了下来。王道士在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住下,以化缘募捐、收香火钱等方式谋生。他开始还是尽职尽责的,不时地清理被流沙埋没的洞窟。1900年6月22日,就在他清理第16窟的时候,忽然发现洞窟甬道的墙壁上有一道缝隙,敲打墙壁竟然有空洞之声,俨然是一个洞口。按照后来考察者的分析,那是因为流沙埋没洞窟的时候,沉重积沙将洞口挤压所致。

按照我们惯常的想象,打开藏宝洞一定是要费尽周折的,要么掌握了“芝麻开门”一类的咒语,要么解除重重的机关。可是,王道士没这么费劲,他只是带领几个人,使劲一推,那个洞口的土墙便坍塌了,从此,千古一叹的藏经洞,就在世界上发现了,藏经洞在莫高窟的编号是017窟。

那么这个藏经洞到底有些什么宝藏呢?

它里面没有金银财宝,有的只是文书典籍佛经佛画。然而,这些承载着中国千年历史的灿烂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历史上,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这些佛教经帙和典籍文书,大多是卷轴式的写本。所以从照片上看,它一卷卷和一层层堆得很高,上面一层是文书,然后是佛经,最底层是绢画。

藏经洞文献约5万件。其中经卷约3万件。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它们始自晋代,及至宋末,中间历经7个世纪。这么说吧——这5万件中,拿出其中任何一件都是“罕世奇珍”!在藏经洞内,凡重要的儒家典籍几乎全能找到。藏经洞内还保留大量珍贵的文学作品。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比文学更有价值的,还有大批医药、天文、历书、星图、农业、科技、算术,乃至儿童的启蒙读物,这里还有失传千年的琴谱、乐谱、舞谱、棋经!那么多佛画、绘画、纸画和佛教人物画!这里无法将洞中所有珍罕的书籍文献全部开列出来。如果我们再看看各种文字的写本——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龟兹文、梵文、回鹘文、希伯来文等,更会对藏经洞内含的博大精深感到震惊。这些各个民族文字的写本的本身,就显示了1000年东西方各民族之间交流的广泛与相互的主动,使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真正的交流有了深入的认识。

藏经洞内部情景

藏经洞这些写本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着珍贵的价值。它每个写本所用的纸都是千年古纸;它每个写本上的字迹,都是中古时代的书法真迹。它无一不是无价之宝。

对于中国来说,发现这样一个藏经洞,要比发现几百个皇陵古墓和金银矿藏还要珍贵,因为它负有的不仅是物质价值,更是无法估量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这些文化宝藏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文化悲剧。因为清政府的管理不善和王圆箓的贪财,几年内,洞内宝藏几乎全部被国外盗窃分子洗劫一空。最可悲的是,他们是在没有任何看管的情况下,雇佣中国的驼队和马车大摇大摆地把文物拉走的,旁边只有帮着装车赶车的中国人,还有数钱的王道士和帮着数钱的汉奸。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没有立即报告官府,而是选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们,以换取一些功德钱。1902年,汪宗翰出任敦煌县令,因与王道士同为湖北老乡,很快就知道了藏经洞发现一事,王道士还不断地给他选送一些藏经洞的文物。后来当时的敦煌政府得知此事后,进行了简单的考察,却并未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只是告诫王道士,一定要好生看管,绝不允许擅自处理。你就是派几个武警保安也行啊?可是一切都没有,那时也正是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

莫高窟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一些在中国西北一带活跃的外国探险家和学者闻讯而来。

此后的情况因为过于耻辱和悲哀,我不想过细赘述,只想简单描述如下: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3月以探险家的身份,最先来到藏经洞,勾结中国翻译蒋孝宛,用4锭马蹄银(约200两银子)换走了24箱手稿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绘画、绣制品等艺术古物。之后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2月25日,以500两白银换走了令中国学者痛心疾首的6000多卷藏经洞文物的精品。这一次,藏经洞损失最为惨重。1912年1月,日本的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私藏的经卷中挑选了600件精品,为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学研究会”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资料。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藏经洞,再次买走了经卷600多件,装了满满5大箱。此后俄国的俄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人从敦煌满载而归,藏经洞的宝藏在世界各地流散,英、法、俄、日、美、丹、韩7个国家的藏品数量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有13000多件在英国图书馆,5700多件在法国国家图书馆,10000多件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而中国仅存2万多件。

到目前为止,盗取这些中国文物的国家竟然无耻地狡辩说当时是从中国王道士手中用金钱购买的这些文物,简直是无稽之谈,不必说金钱的数量如何之少,一个国家的珍贵文物,是能用金钱从一个小小道士手中来购买的吗?欺骗盗窃的罪名无论何时,都昭然若揭。人类的一切文明创造,都有它自身的完整性,都有它不可移动与不被肢解的权利。这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是文明的尊严,也是人类的一种尊严。藏经洞发现史与蒙难史的所有细节,都明明白白写在纸上,任何辩驳皆无意义。这是有史以来出土于一地的文物,经受最惨重的一次文化瓜分。

王圆箓,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千古骂名。因为从他手里,葬送了中国千年的文化宝藏。然而,当时清政府的无能和疏于管理不更是令人反思吗?也许这些东西只有失去了才感觉到珍贵,那么这样的历史,在人性的弱点没有改变的中国,还会不会重演呢?

2014年十月去敦煌莫高窟,不光在信仰上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更对这段耻辱的历史哽咽于怀,久久难忘。在莫高窟附近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拍下了一些照片,同时在网络上查看了相关历史资料,汇聚此文,以表内心复杂情怀。此文参考了《冯骥才谈敦煌》和《文史参考》的相关资料。

一、当时的莫高窟(翻拍于敦煌藏经洞陈列馆)。

  至清朝末年,莫高窟已十分荒凉,香火凋零,无人管理,由于自然风化侵蚀,底层洞窟多被流沙淹没。游方道人王圆箓,云游到此,于洞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小有积蓄后,乃入莫高窟第十六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

  1900年5月26日,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第十七窟积沙时,无意发现了藏经洞,发现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四万余件。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但此时的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王道士虽多方奔走,从地方知县到兵备道台,除了取走一些经卷文物外,只是告诉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王道士无法可想,斗胆给清宫老佛爷写了密报信,仍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莫高窟,他称自己是佛教信徒,崇奉大唐高僧玄奘,这次就是要追寻玄奘大师的足迹。最终宗教情感的交流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斯坦因用很少的银两先后三次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大量的古卷经文和文物、壁画。

  王道士决定把经卷、文物卖给斯坦因,一是七年来他多次求助官方,但无人过问。二是他要清扫洞窟,架设木桥,需要资金。他虽则思想也很矛盾,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妥协。

  其后,又有其它国家的探险者来到敦煌,买走了更多的经卷和文物。这样,终使众多的珍贵文物经卷流失海外,王道士也因此被称为一个历史罪人。可认真想想:生逢乱世的王道士也曾苦苦守护宝物七年之久,也曾多方奔走,但无人理会。敦煌藏经洞的流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不是王道士所能承担的。

二、现在的莫高窟

  莫高窟,也称千佛洞,位于河西走廊西端,今甘肃敦煌。它始建于五胡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兴建,形成了巨大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三、位于第16窟中的藏经洞,编号17窟。

16窟中的佛像。现在17窟藏经洞已经被封闭了。

四、海外盗贼窃取藏经洞文物情景(翻拍于敦煌藏经洞陈列馆)。

藏经洞内文物。

法国盗贼伯希和在藏经洞内翻检劫掠文物。可以看到,最初的文物摆满了整个洞窟。

英国盗贼斯坦因从藏经洞内搬出的准备运走的经卷。

用驼队运输劫掠的文物。

运载文物从敦煌至兰州途中的日本大谷探险队。

五、被劫掠的文物(翻拍于敦煌藏经洞陈列馆)

手抄经文

被劫掠的绢画。

后期被海外劫掠的佛像。

藏经洞的发现在敦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王道士在莫高窟住下后,一面收取香火钱,一面雇人抄经以便出售。当时王道士雇书生杨河清在16号窟甬道里,放了一个香案用来抄经,杨河清在休息时,经常将点旱烟的芨芨草插到墙上的缝隙中。这天,杨河清又伏案抄经,和往常一样,把还没有燃尽的芨芨草插在了墙缝中,意外的是,芨芨草居然一下子深入到墙体中,他小心地用旱烟管敲打了一下墙壁,里面传来了一阵空洞沉闷的声音,密室就这样被发现了。

又有人说杨河清其实是用佛案上的佛香来点旱烟。抄经的杨河清每次点过旱烟之后就随手把佛香插到身后墙壁的缝隙里。可是,有一天,佛香插入墙体很深,一根佛香插完都没有到底,于是他猜测墙壁后面可能是中空的,就告诉了王道士,之后,就发现了密室。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洞窟呢?

洪辩

这个现在编号为17号窟的藏经洞,位于16窟号甬道的北壁,距地面约1米高。其实与16号窟是同一窟洞,二者合二为一,是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三层楼”的最底层,第16窟的附设小禅窟。它的窟门仅高1.8米,宽0.8至0.9米。洞窟是个东西长2.7米、南北宽2.8米、高2.5米的方形窟室,建于晚唐,坐北朝南。覆斗形顶,北壁贴壁建长方形禅床式低坛,其侧面和前侧面画有壶门、衔灵芝的鹿、茶花边饰和云头僧履。窟顶以及西、东、南各壁都没有壁画,西壁北端嵌有高1.5米、宽0.7米的洪辩告身碑。碑文显示,此窟为纪念9世纪的高僧洪辩而凿。北壁中间画有两株枝叶繁茂的菩提树,树叶青翠欲滴,枝叶交互拌存,使人仿佛感觉到阵阵清风吹拂着菩提圣树,耳边响起美妙动人的枝叶摩挲声。左侧树枝上悬挂着僧人使用的静水瓶,树下有一比丘尼,双手捧持对凤图案的团扇,恭敬侍立。右侧树枝上挂着一只挎带,树下站立一位近事女,一手持杖,神态端庄严谨。

这座洞窟原为晚唐河西都僧统洪辩生前的禅室,用于禅修。洪辩死后,他的弟子为纪念他,就将此室改为影窟(即纪念堂),并在窟内立洪辩的真身彩塑像,展现他生前的情景。随着时间的流逝,朝代的更迭,洪辩之后,先后有不同的人担任都僧统,后来的人似乎渐渐将洪辩淡忘了。一百多年后的某一天,也不知为什么,有人竟然将洪辩塑像从此窟中移走,把他安置到另外一个不起眼的小洞窟中,另将大量古代写本、印本、佛经、绢画、法器、社会文书以及其他艺术品秘藏于此窟,并将窟门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还抹盖了第16窟主室、甬道的全部壁画,彩绘上当时流行的千佛、供养菩萨、团花等壁画进行伪饰。

这座举世瞩目的藏经洞,是何时又因何被封闭呢?

现在所知发现于藏经洞的文书中有题记的最晚的时间是1002年,这件文书现藏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从题记中可以看出,它写成的时间是大宋咸平五年,即1002年。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应该在1002年之后,也就是说,在藏经洞被重新凿开之前,这些珍贵的文献已经沉寂了近900年。

虽然敦煌文献帮助研究者破译了不少扑朔迷离的历史密码,但是藏经洞的性质和关闭的原因,却一直是个谜。对此,学者们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总体来看,“避难说”和“废弃说”是当前学界比较流行的两种说法。

持“避难说”的学者认为,为了避免战争对敦煌经卷的破坏而把它们封存在洞窟之中。1006年,敦煌西部的于阗王国被一股外来势力灭亡,河西地区再次陷入了战争的恐慌。此消息传到敦煌,一种莫名的恐怖和不安笼罩着沙漠中的这片绿洲。莫高窟附近三界寺的僧侣们担心寺院保存多年的珍贵经卷遭受灭顶之灾,决定把全部的经卷和佛教供养用具立刻封存起来,以躲避可能的战争灾难。经过仔细勘察,他们选中了三界寺附近的一个洞窟,也就是洪辩和尚的洞窟。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他们把洪辩和尚的塑像请出,把经卷等堆放整齐,然后封闭洞门,并在外面墙壁绘制壁画做掩饰。

日子慢慢过去,但灭亡于阗王国的那股势力并未挥师东进。1036年,西夏王朝攻占了敦煌。由于西夏也信奉佛教,敦煌佛教并未受到影响。按照常理推测,如果藏经洞关闭确实是为了躲避战争的话,那么战火并未降临时,作为僧人们日常必须使用的佛经及器物等理应很快被拿出使用。但事实上,三界寺的僧人再也没有打开过藏经的洞窟,这又是为什么呢?许多难解之谜让“避难说”屡遭诟病。

针对“避难说”的种种疑点,学者们提出了另一种推测,就是“废弃说”。它能否真正破译藏经洞的前世今生呢?

不少学者认为在藏经洞封闭之前,敦煌佛教教团的都僧统安排了一次清点经卷的活动,各寺院把在长期使用中损坏的经卷全部清理出来作统一处理。经过商讨和考察,大家一致认为洪辩和尚的洞窟大小适中,于是决定把淘汰下来的物品存入这所洞窟,各类经文文书及供养品就此被封藏起来。

直到藏经洞被发现时,这些经卷文书依然整齐地码放在那里,虽然经过道士王圆箓的多次翻检,但直到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到来时,藏经洞还基本保持着最初的模样。依据他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对藏经洞的描述,有专家认为,藏经洞中的汉藏文佛经是按照佛教经录分帙存放原则摆放的,其他种类文字的文献以及绘画也都按分类整齐存放在一个个包裹之中。既然是废弃品为什么还要加以如此认真的处理?对于这一疑问,“废弃说”似乎也不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他如书库改造说、佛教供养法物说、排蕃思想说等,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无论是避难说、废弃说,还是其他的推测,都仅仅是依据历史碎片做出的猜测,还远不能圆满地破译这个千古之谜。或许,这个未解之谜依然会神秘地存在下去,直到新的考古成果出现。

王道士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用枯瘦、颤抖的双手打开的是—个足以轰动世界、举世无双的藏宝库。

王道士一定不会想到,因为他的这—发现,敦煌,这个曾经埋没在风沙中的边陲小县,不得不面对斯坦因、伯希和等当时世界上最贪婪、最凶残,也最富有探险精神的一批西方人。敦煌,从此不再安宁;敦煌,从此血泪斑斑。

王道士当然更不会想到,他的这一发现,催生了世界人文学术史的显学——敦煌学的出现,世界各地无数学者为之痴心不改并以身心相许。

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史已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王道士发现的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明清档案、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大漠之中, 简陋的木制平板车,吱呀吱呀推动着,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步履蹒跚,此前他已经拜访敦煌县城,但县长对他车上堆成小山的文书绢画不屑一顾。

王道士心有不甘,拖着他自觉不菲的文卷,徒步百里,前往肃州。他并无私心,虽为避兵燹而出家,来到莫高窟,出于怜悯,以道士身份清理这埋没近千年的石窟。

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

在1900年农历五月廿六日,这天夏至,他依旧在兢兢业业打扫洞窟,扫帚触到墙壁,发出哒哒的声响,难不成墙后面空的?随即他徒手剥开薄薄的掩墙。就因这一举动,怎想成就了后世对于敦煌一系列研究寻踪,甚至开创敦煌学,成为世界文明翘楚。

封印终被解开。点着烛台仔细观看,王道士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在另一个窟内壁上的洞口,如墙上的佛龛,狭小的内部空间里,却堆得满满古物。随意抽取了一些查看,均是汉、藏文的经卷,或是佛教绢画和法器。王道士本就没有什么文化,对此不感兴趣,仍旧把洞口原样遮蔽了起来。

文卷被整理堆置

这就是藏经洞被发现的过程,虽不经意,但王道士也懂得这古物一定来之不易,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为了筹集修补莫高窟的资金,他不得不为文卷寻找出路。

遗憾的是王道士这一趟又无功而返,官员们在清末乱世自身难保,哪有心情梳理已铺上尘土的残卷余篇。

确有识货人,本来甘肃学台叶昌炽有心整理,但苦于没有资金而作罢。

百年前的莫高窟外景

不久却有人找上门,只不过是外国的探险家。他们在本国接了任务,到远东中国、日本和印度,攫取历史文物。这些国家尚在前工业时代,并没有意识到印在沙土上的沧桑有多么可贵。

最先是英国人斯坦因,他在中国寻宝已久,消息灵通。王道士见到买主自然开心,他只是想把资料给识物人;另者是求得资金,修缮莫高窟。他本不识字,却懂得修寺补庙,是为虔诚与功德。

斯坦因1907年5月拍摄的莫高窟

于是斯坦因得偿所愿,在拿了文书九千多卷和绢画五百,并粘走一些壁画后,支付了二百两马蹄银,心满意足离开了。

消息不胫而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是个中国通,他如获至宝地翻阅了所有的文书,精选出其中最为上乘的七千卷,付五百两银后,欣然离开。

伯希和于敦煌藏经洞内翻阅文卷

伯希和虽为汉学家,但对于极为高深的古文字,还需请教。他便带着古卷,拜访末代帝师罗振玉。罗是金石大家,深谙中国文字和文化艺术,看到这些,惊讶不已,赶忙上报朝廷。这才将最后九千余卷运往北京,收在什刹海广化寺。

待剩余文献全部运京后,朝廷奖励王道士六千两银子,而最后到手,只剩三百两……

就这样,几万卷敦煌文书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大部分已遗落海外,其中英国藏一万三千余卷,法国藏六千卷,另有少数失落在曾为列强的不同国家的博物馆中,而俄国人掳去最多,达一万九千件。现仅有一万六千余卷保留国内,大部分藏于国家图书馆,是国图的四大镇馆宝之一。

从发掘无人问津,不懂得经卷价值;到后来因其价值连城,抢夺拆散,再到举足轻重的敦煌学建立。眼看如此国宝惨遭涂炭,失落异邦,成为了无数国人心中的痛。

敦煌莫高窟第432窟附近的洞窟群,斯坦因摄,1907年5月31日。

什么是敦煌学

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提起敦煌,便条件反射般想起千年莫高窟,在几百个洞窟中,镌刻着历史原本的痕迹,壁画、雕塑带着时代的印记。但留意并重视敦煌文书的人却微乎其微,它们大量遗落海外,而就是这些尘封已久的古卷,又是如何促成举世瞩目的敦煌学的呢?

莫高窟16窟的右侧墙壁上,王道士当初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墙后的藏经洞,也就是今天的17窟。

唐 莫高窟17窟 洪辩和尚真容像

如今的藏经洞,中央是晚唐河西释门都僧统洪辩的真容像,背后绘制供养壁画,两侧画近侍女、比丘尼侍候,并立《告身碑》。这里本是洪辩和尚的禅窟,圆寂后被弟子改为影堂,用于纪念。

但刚被发掘的藏经洞可不是这样,它是窟中之窟,不易被察觉。因为它的门在西夏侵占敦煌前就已被人为封住,并绘补了壁画,隐藏得天衣无缝。

藏经洞内发现的洪辩手迹

在藏经洞经过整理后发现,敦煌文书最早从前秦永兴三年(359年)到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封存了跨越长达六个多世纪的一手历史文献,世界罕见!

文书多为手写本,少量为刻本。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汉文卷约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西夏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家、儒家经典,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典籍,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皆有收录。

在历朝的政治运动中,都曾有毁书灭迹之事,这使得被封存部分的敦煌文书,已成为孤本或绝本,天下无双。

努埃特拍摄的法国探险队在莫高窟考察洞窟,1908年

敦煌文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它囊括了几大文明的传播与交融历程。活化石延续至今,倔强的生长,被尘土与遗忘滋养得枝繁叶茂,只待好事者发问,便能娓娓道来。

于是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内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百年风霜,虽然敦煌古卷已拂去灰尘,现于世人,但它依然有很多求解之谜。它是历史的唯一见证者,静谧的在那里,等待一代代历史学家和好事者的亲昵或挑战。

未解之谜的惊艳

藏经洞那么重要吗?

几万册卷集,由诸多种文字写成,包罗了各类文化、宗教典籍。那么它重要在哪里呢?又是什么原因被汇聚在这个小小的洞窟之中呢?古代文卷并非常见,识文断字者鲜有,这远古的藏书阁又是依凭着什么机缘巧合集卷成山呢?

先仔细看看这些文卷都写了什么吧。包含了关于佛教、道教、牟尼教、景教等宗教的典籍,发掘出很多孤本。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内出现。变文,是将佛教经卷通俗化翻译的文学体裁,作用像现在通俗易懂的网文。

敦煌古卷中的佛经变文

甚至流传至今的逸事描述都有差异。

传说写《易筋经》的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初代祖师,在少室山下,密林之中建立少林寺。传至五祖弘忍,再选择继任者。他决定让弟子们在墙上写偈子,谁能物道,便将法脉托付。

偈子又名偈诗,大多是顿悟佛法而作诗,四句为一偈。不求格韵周章,但求学法通透。于是备受期待大弟子神秀提笔成颂: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看到这词,弘忍法师说:“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有慧却未悟透。”扫地、舂米的小沙弥不甘了,平时不言不语的他,上前便写了那首著名的《菩提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到此,五祖弘忍有了打算,夜至三更,找来沙弥,传予佛教圣物木棉袈裟,传讲《金刚经》。后恐他人害其性命,要他南去,三年后再弘法。这个小沙弥就是禅宗六祖惠能。

《坛经》中详细记载了五祖传授衣钵的这段故事。脍炙人口的呈心偈也流传至今。然而在敦煌文书的《坛经》原本,就与这广泛流传的故事有些不同,甚至这首点睛的偈诗也有出入。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同为敦煌文书,由西夏文翻译本为: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法常清净,如何有尘埃?

日本室町时期 五祖送六祖渡江图 狩野元信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无独有偶,敦煌文书所纳的经史子集,民俗逸事,甚至当时诗人的作诗抄本,与后世流传的也有出入。

比如李白著名的《将进酒》,原名《惜罇空》,意思是惋惜酒已饮尽。其中“高堂明镜悲白发”变为“床头明镜悲白发”;“天生我材必有用”变为“天生吾徒有俊才”;“古来圣贤皆寂寞”变为“古来圣贤皆死尽”等等。

敦煌古卷的手抄诗《惜罇空》原文

原来千古名句都不一定是原汁原味!当习惯日常的认识,接受既有的印象,便不再揪根。于是敦煌文书就调皮的给我们提个醒,要时刻保持深研的态度,脱出“习焉不察”的矩镬。

藏经洞内还有大量的稀缺典籍,如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均为历史首见。敦煌文书珍贵可见一斑。

为什么会有藏经洞呢?

如此重要的经卷资料又是为何聚集到一起的呢?这又是众说纷纭。

莫高窟本是出家人修禅之所,遗留下一些经卷也是合情合理,但如此之多,类别之繁却是未解之谜。

藏经洞发现至今已百年有余,学者们在梳理古卷后,发现这些文书几乎都是残本,甚至是行数不足一页的“残片”。就连斯坦因也遗憾道:“其中写本或失首,或缺尾,或中裂,甚至仅存标题。”

残片虽多,但能“缀合”的不再少数,就是可将不同的残本组合成全本。

那么,收取如此多的残本意欲何为?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唐朝。历史上,在莫高窟前有座三界寺,是晚唐敦煌佛教官寺之一,地位非同一般。会昌灭佛后,佛教在河西走廊受到吐蕃和西域影响极大,恢复往日兴盛。

因此有人认为藏经洞的古卷是三界寺的藏经和供养资产;另一方面,由于经文是常常翻阅的文卷,使得古书的破损无法避免,愈是使用频繁的经卷,卷头卷尾更为尤甚。于是为了修复佛经,便收取残片,集后查缺补漏,以传后人。

宋 敦煌绢画 报父母恩重经变(局部) 甘肃省博物馆

在众多的修复经卷者中,最著名的莫过道真和尚(915——987)。他是宋初时期莫高窟三界寺管理佛经的僧人,19岁已是沙门。在典藏佛经时,他发现许多经书或遗失或损坏。出于对信仰的虔诚与弘扬佛法的决心,便发起了修补佛经的活动。

敦煌文书就有记:“长兴伍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 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 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

在当时,纸张是军事战略物资,非常稀缺。归义军政权专门设军资库司来负责纸的管理和支用。

唐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尽被吐蕃占领,不但阻断了与西域的联系,强迫汉人同化。当时坊间便有“汉人学的胡儿语,却向墙头骂汉人。”的说法。然而在848年,河西汉人张议潮,趁吐蕃内乱,联合释门都僧统洪辩,收复了河西走廊。敦煌壁画就有记载。

唐 莫高窟156窟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唐宣宗闻信大喜,册封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实际上晚唐时期,朝廷无力顾及河西。直到被西夏所灭前,沙洲实际是归义军政权统治。

寺院里没有那么多素纸,如何修补佛经?道真便四处募纸,募集到许多残经、书信、合同、档案等文卷,以此来裱补残破的经卷。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且能缀合的文卷收集于此的原因。

但随着道真和尚圆寂,佛经修复工作也画上了句点。僧人们将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整理汇总,置于藏经洞,临时封存。

也有提出不同看法,疑问绢画和法器又为何汇集于此?又有人提出了避乱的假说……学界有人这样说法,有人那样主张,而我们只能等待答案浮现,也许永远不会浮现……

藏经洞为何被封存?

古代的敦煌水草丰美,是丝绸之路上在河西走廊的交通枢纽,作为关键隘口,是沟通外界贸易的大门,地位类似现在的深圳。

随着气候恶化,晚唐的战乱也使得中原失去与西域的联系。宋朝兴商,于是海上丝路兴起,敦煌辉煌不再,落寞于黄沙之中。

11世纪,西夏消灭归义军,占领敦煌,僧人担心寺庙会遭到破坏,逃难前将大量无法带走的典籍、法器、绢画等放入莫高窟封存,希望战乱后再取用,谁知却一去不返……

但西夏人占领敦煌后,并没有拆庙灭佛。西夏皇帝崇信佛教,接受汉制,在莫高窟和榆林窟开凿新窟弘佛,保留下了丰富而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

西夏 榆林窟第3窟 东壁右侧

西夏 榆林窟第3窟 普贤变

西夏 榆林窟第3窟 文殊变

此后,宋神宗为了改变在西北被动挨打的局面,也为了平复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国内矛盾,便打算攻打西夏,史称“河湟开边”,为两宋唯一都护府——陇右都护府的建立奠定基础。

至哲宗朝,更是响应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一同攻打西夏的请求。消息传到敦煌,僧侣们惊慌失措,慌忙将经卷、佛像、文书全部集中堆放入密室,免受涂炭。

然而战火并未侵入沙洲,宋人也并未收复敦煌。而这些经卷、法器就永远的沉睡在莫高窟最隐秘之处。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元灭西夏的战乱而封存,种种猜测,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或许一切只是徒扰,也可能不过是收敛道真修复文卷的余物而已。但这却成全了后辈们的畅想与忖度,也恰是敦煌的魅力所在。

敦煌是否还有新的藏经洞?

1952年,人们在第53窟也发现了类似的秘室,补编为第469窟。其内已没有成卷藏经,仅存寥寥断片,却保存下搬运藏经的指痕,将原藏经典搬往它处,洞窟无用便封住。

在清理莫高窟后园土地庙的塑像时,竟然发现有六朝时期的文卷藏于其中。塑像内藏经,可谓奇幻。此后断断续续在莫高窟的不同区域发掘到了少量经卷。

直到八十年代,还从莫高窟的北区洞窟中清理出一些文献。

或许除了已发现的藏经洞外,可能还有未见天日之处,深埋着一卷卷过往历史。但就是这样,敦煌才散发出绝无仅有的吸引力。

流离海外心痛处

“敦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是陈寅恪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所发出的喟叹,是出于民族情怀,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忱而遗憾的唏嘘。转眼已过百年,我们在敦煌不断发掘钻研,力图循迹曾经中华文明的伟大。

遗憾的是,如此国宝遗散海外,不得全景,待到回归时……

敦煌文书本《法华经》 藏于大英博物馆

敦煌文书本《金刚经》 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

历史原因,使得学者甚至要去别国一观珍贵的文物,就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吊诡。

刺耳,又似乎又不无道理的说法,成为了中国学者的心结。

于是他们便从英、法博物馆中逐字抄回,用自己的手拼凑失落的记忆,竟已有几百万字。隽秀的小楷,尽心竭力抄写,仿佛梦回千年,如同那些洞中坐禅清修者,不见得化身罗汉,但定心无旁骛,一心向佛。

虽零落于世界,也能大同在敦煌。不经意间,将敦煌绝唱,传至全世界。毕竟人类的,也是世界的。

实际上,我们并非只为学术不达伤心,而是为国宝散落而难过。对人们而言,历史的过错不应由个人承担,王圆箓也并非余秋雨笔下的贪婪之辈,他已尽分内之事。但那时候,更该负起责任的难道不是国家吗?可清廷已外忧内患,自顾不暇。

今昔莫高窟九层楼

所以,唯有让大众认识到敦煌的好,敦煌文明的精妙,去保护它,延续它,发扬它,才是最有意义的事。

数百年的沉睡,尘封千年回忆,为之魂牵梦绕。沧海桑田间,不变的遗卷,诉说着往昔磅礴。物是人非,功成立业的人也执拗不过时间,它就如佛祖,淡然微笑着,看这世间大众,周而复始,绵延不息。

或许,对平凡的我们来说,了解就是最好的珍惜吧,就像你看到了这篇文章,点个在看,让美不消失,让它被更多人熟悉了解,足矣。

唐 莫高窟96窟 弥勒佛 莫高窟最大的佛像,塑像于武后时期,因而佛像有一些女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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