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漂流 | 第十三章：失踪的人
电影《幸福的拉扎罗》剧照
那天夜晚，他把我和胡说都叫上，问我们要不要搭个伙。胡说觉得不靠谱，但作为朋友，他会帮忙写稿凑数。我就跟胡说一样，以撰稿人的身份加入，就当做帮朋友的忙。
陶然很快拟定了编辑部章程，包括推送制度、轮值主编制度、奖惩制度，为了招揽心仪的作者，他积极送书、约饭，发布了一个作者和编辑招募计划，对入围复试的朋友进行电话面试，面试完，他撰写音频讲稿，给书店补充收入。
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架写稿机器，每天至少是3000字的量，恨不能多出几个肉身，同时把多个选题付诸实践。但陶然在那时候心潮澎湃，比起为领导写软文、小心翼翼排班座次，这种自己拿主意、自己操作选题的日子更让他舒心。他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开动引擎，但是，我却隐隐有一些担忧。
果然，他的钱不到两个月就快烧完，可新媒体依然入不敷出。更令他沮丧的是，书店推出的文学刊物销量平淡，印出500本，最后只卖出了200本。
陶然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他要我别透露给作者和编辑团队，免得负面情绪蔓延。钱的事情，他说自己会想办法，叫我不用担心。
最初的新鲜感过后，团队里大部分人都能嗅出着急的味道，拖稿现象令陶然十分无奈，哪怕他去做坏人催稿，一些成员也依然拖延，甚至有些延期稿子，质量十分糟糕，这让陶然头都大了。可那些人毕竟是他的成员，他很犹豫，要不要实话实说。
他把希望寄托在音频讲稿和阅读付费上面，一个月下来，我们在付费平台发布的文章收入只有几百块钱，仅仅够支出一位作者一篇文章的报酬，在音频讲稿上，我们也分别遇到了阻力。
陶然因为一条回复郁闷了整个夜晚，对方说：“这篇稿子问题比较大。整体感觉像是一个没踏入社会的人对社会的凌乱想象，结构不流畅，重要概念也没说清楚，建议大改。”这让他十分捉狂，他已经改了四次，还是不能让对方满意，编辑说他最近的写作质量下滑了，连情节复述都出现错误，质问他怎么回事。陶然有点心力交瘁，他不想回复，瘫睡在床上。
到后来，他因为晕倒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说是过劳，要他多休息。陶然唇色青白，脸上挂满了沮丧。对读者和编辑团队，他继续报喜不报忧，为了扭转颓势，他试图整顿编辑部。他认为编辑部的文章推送存在两大问题：
第一，内部过度注重人情，对拖稿和质量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文章风格有学究气，对大众不友好。
陶然首先要整顿第一个问题，他准备拿时政版块开刀。这个版块本该最紧贴热点，却经常拖稿，美其名曰严谨细致，实则懒惰怠工。在一次选题会上，陶然把一个时效性很强的选题交给了时政版块的一位作者，不出所料，原定两天内出稿的文章，第三天连个屁都没有。陶然连连催促，到第四天，作者终于发了个2500字的草就版。在这篇文章的页面上，陶然花了一个晚上撰写编辑意见，他打心底里觉得这稿子烂透了，可偏偏作者自居严肃，他要通过编辑意见警醒作者，他以为作者会有所反思，结果，那个作者第二天退群了。理由是无法忍受陶然的自以为是。
编辑部在那一天异常沉默，这沉默让人不适。陶然坚持认为自己没错，他在一次酒吧小聚里对我抱怨，感慨对方的小肚鸡肠，自怜自艾为什么别人不理解自己。而我负责把酩酊大醉的他送回生活实验室。
但这还不是陶然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他还在推动另一件事，这件事却让整个编辑部陷入了撕裂。那个月，陶然推送了几篇浏览率过万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是“雅俗共赏”的典范，但编辑部一些同事不这么想。
“这是彻头彻尾的媚俗！为了浏览率脸都不要了！”
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推送这些文章，但陶然还是要推送，他们认为这严重违反了编辑部的规则，而且是对编辑部读者极不负责的表现。这不仅是一场审美趣味、作者立场的冲突，也是编辑部隐藏矛盾的导火索——一次总的大爆发。
有矛盾就有站队，有站队就有撕裂，有撕裂就有人离开！
这次冲突引发了一系列糟心事，结果，反对派愤而退出。
二十人的团队，一下子锐减到十二人。
“主编，这周还更新吗？”群里，一位成员弱弱地问陶然。
陶然告诉她：“更新，为什么不更？”
为了填补人数，他计划第二次招人。对外，他依然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陶然觉得反对者的退出未尝不是一次契机，至少，编辑部改革的阻力大大减少了。他一度看到希望。因为他的改革的确明显提升了编辑部的浏览率，编辑部的拖稿现象也在好转。二次招募结束后的一周，他们生产出第一篇浏览率超过10万的文章，得益于此，几个广告商找到了陶然，编辑部编辑部在那个月收入了两千元。在那个月，编辑部也终于推出了他们这一年的第二期杂志。
一转眼，五道口的店铺又换了几家，盖茨比书店则陷入停滞，管理层的分歧开始加剧。围绕着盖茨比书店怎么发展的问题，老猫和另一位创始人哲生谈论过无数次，其他成员也献计不少，可惜盖茨比书店的几大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可持续盈利也还是没有做到。渐渐的，团队成员被“重复感”困扰。他们本来来盖茨比书店就是为了摆脱重复，但现在他们被新的重复包围了。哲生受不了反复的扯皮，决定离开盖茨比书店。
在和老猫进行了一番彻夜长谈后，他收拾行囊，坐上了返回南方的高铁。
此后，留在盖茨比书店的创始人只剩下老猫一人。
他每天都在朝自己的梦迈进，但梦想忽远忽近像一束遥远的烟花，似乎永远够不到、摸不着。他没有气馁，但许多人已经停下，年复一年，都有人不解、抱怨、咆哮、离开，盖茨比书店仍是他们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但他们已不能再和老猫并肩战斗。
在当时，哪怕是很多盖茨比书店的老朋友，也猜测盖茨比书店正在临近自己的终点。老猫被一些人私下议论着。三年前，人们怀着欣赏和佩服来谈论这个神秘人物。三年后，人们更多说的是他的不切实际。
人们仍然会尊敬他，但那只是对悲剧的一点点惋惜，就像许许多多似曾相识的历史时刻，空想的理想主义者走向覆灭，诗人为他们写下悼词，而大部分群众对此一无所知。
某一天晚上，当老猫和我站在天台的栏杆前，我成为一个倾听者。在泛着微弱星光的夜色中，夏天的风擦拭着他的眼泪，他的话语已经模糊，甚至有些孩子式的无助。
有一天下午，我在本部听到他和陶然争吵。是关于财务的事，但并没有达成共识。
他们不欢而散，陶然抱怨道：“他的固执迟早要毁了这里！”
我见他怒气冲冲的，就陪他吃饭，安抚他的情绪。他的话还没说完。
“我是担心啊!”
“事情有那么严重吗？”
“不只是这件事。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盖茨比书店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他，他如果走了，谁能接班？”
“我听说盖茨比书店已经坚持办了八年，这在五道口是个奇迹了。”
“因为他把自己的青春都献给了盖茨比书店。”
“他不找工作吗？”
“不知道，我所听说的关于他的一切，都和盖茨比书店有关。”
“也许某一天盖茨比书店没了，他就消失了。”
夜晚我待在二层的图书馆，因为实在没什么人，我就在沙发躺着，读喜欢的书，似乎足足过了一个小时，才有第二个人推开图书馆的门。我和他简短交流后得知，他原来是盖茨比书店的老人，早在书店初期，他就来过这里。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来得不怎么多了。那一天他之所以会来，纯粹是在北京出差想顺便回来看看的缘故。
我想，从他的口中，我也许能知道更多事情，他对此并不忌讳，在和他一番闲聊后，我的确有所收获。可令我疑惑的是，他讲述的版本，和陶然讲述的版本，却有一些出入。陶然说，老猫是盖茨比书店自始至终的主人，但那位先生说，这里的主人曾是一位诗人。我感到自己深陷在巨大的迷宫之中，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让这座迷宫更复杂。那位先生和我走出了咖啡馆，我俩就近找一家居酒屋吃饭。
他说：“七年前，诗人转手了盖茨比书店，交给十二个周边的大学生，后来走走散散，就只剩他一个人打理了。他以前写小说，有希望进入作协的，但不知为什么，突然就不写东西了。”
“我劝过他少写东西，但没想到他不写了。”先生有些无奈。
“劝他？他以前写得很勤快吗？”
“他大三的时候一天能写三千字，经常发表作品，但我觉得他这样写迟早会把自己消耗掉，就劝他少写一点，再精细一点。”
“他怎么说？”
“他说他很矛盾。一边想珍惜羽毛，一边又担心贫穷，这种矛盾就呈现在他的写作上，他一边写珍惜羽毛的稿，一边写心知肚明可以赚取稿费的稿。珍惜羽毛的稿发出去寥寥，后者却十分顺利，这没有让他高兴，反而让他失落。”
“他后来不写，会不会是对写作环境的不满？”
那位先生摇摇头：“如果不满，应该早就不写了吧。我也不晓得，也许真如他所说，就想全身心地经营公共空间，对写作反而失去兴趣。说起来我们当年笔会的成员，现在还在写作的也屈指可数了。”
“您觉得，他以后会离开盖茨比书店吗？”
“一个上船的人，他再想下船就难了。”
先生吃完饭后就乘坐地铁离开了，斜阳迟暮，我坐在十字路口旁的小公园木椅上，看路上人来人往，随着夜色降临，广场舞的歌声响起了，我从书包里翻出盖茨比书店的文学刊物，翻到老猫写的序言，良久不响。
陶然看出文学杂志的那天，我们一起去天台喝酒，月光下，老猫的侧脸深深埋藏在灰暗之中，他微笑着，但微笑里没有一丝欣喜的痕迹。
“你知道吗？”老猫说，“我本来只是一个打杂的，看创始人和你们这些文学青年来往。”
他口中的创始人正是那位先生提过的青年诗人，老猫有一个笔名叫乌拉尔，就是诗人给他取的。传闻诗人零八年以后就走了，他将自己经营的公共空间交给了一批大学生，包括老猫，在他接手后，公共空间易名为盖茨比书店。
“为什么叫乌拉尔？”
“诗人很喜欢俄国，那里有一条乌拉尔河。”
诗人走后，老猫每年都会去一趟俄罗斯，看看列宁倒下的塑像，瞻仰普希金的墓碑。
但现在，他对文学提不起兴趣了。
“让我激动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了。十年前，我觉得文学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现在，我不这么觉得了。”
“那为什么……你还要坚持下去？”
“不做这个，做别的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他续道：“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我们每个人都会走。”
......
冬天的某一日，老猫暂时关停了盖茨比书店。
他安慰成员说：“不用担心，只是暂时停一下，年后会好的。”
关停的那天夜里，电闸出事，穿黑色制服的人守在门外，留守的读者自发亮起手电，还有人点起蜡烛，那是最后一次盖茨比书店的读书会，有人弹唱起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荡》。
工作人员做完最后一场活动，老猫召集了几个朋友一起搬书、搬家具、把整个房子清理干净，恢复租来前的模样。
搬完之后，他们去楼下买了几瓶酒，在空落落的大厅里喝酒聊天。
那是我第一次见陶然哭泣，他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胡话。老猫拍了拍他的肩膀，要他不必过于沮丧。
“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就关掉了呢？”
“总会再开的。”
老猫笑了笑，他安慰了一个个工作人员，如往常一样，独自离开。
本来他们也知道，不可能一辈子在一起生活，但是因为在一起实在太舒服，所以当他们真的离开时，还在的人非常低落。
第二天清晨，我去到本部。眼前的萧条让我倍感失望。就像是五道口清晨的酒吧，几片落叶在空空荡荡的路边昏昏沉沉。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清楚地记得咖啡馆的热闹喧嚣，记得空气中野蛮生长的酒精气息和天台上热情相拥的红男绿女，但眼前的咖啡馆却只有灰尘在空中起舞，已是傍晚，仍没有人员多起来的迹象，即便过去两个小时，也只有二三人在咖啡馆喝着饮料。若是进入厕所，腐败混乱的痕迹更是爬上四方，令人一刻也不愿久留。这里曾经彻夜不眠，吸引许多青年一探究竟，如今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不知何处是归宿。
我在两天后坐上回乡的火车。在开往北京西站的地铁上，满满当当的人像箱子里积压的货物，准备派往不同的地方。地铁上的一个个人头连成网格，把本就不大的空间尽可能切割，直到无地可用，每个人都在变形。上地铁的人总盼望进去，地铁里的人希望进的人越少越好。这让我想起过去挤地铁的早晨，你总要面对被挤出的难堪，第一次你也许会生气，多遭遇几次，也就默默承受了。那时日复一日，我穿梭于密集的人潮与伟大的建筑，听人们说起爱与梦想，却终归只是听说，也只是经过而已。
下雪了，北京再次套上银色的衣裳，我躺在南方故乡的沙发上，看北京朋友们欢庆下雪的盛景。朋友圈里，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独独不见老猫的身影。
住客们以为书店只是暂时关停，一阵唏嘘后，继续自己的生活。但渐渐的，随着老猫沉默日久，他们感到不对劲，陶然告诉我，他已经很久没有老猫的回复，我翻了翻通讯录，才意识到上一次老猫的更新是在去年冬天。
我四处打听老猫的下落，没有人知道，打他的电话，无人接听。倒是遇见几个追债的，找不到老猫，找上了我们。我不得不回到五道口，寻找老猫的踪迹。小区还是老样子，老人和孩子其乐融融，但书店的招牌不见了，本部敲门声无人回应，前方一片昏暗，仿佛一个我从未踏足的地方。
身旁一个大叔猛吸了一口烟，对我说：“八成是跑了。”
自那以后，生活实验室的原住客像流民一样分散了。
我尝试发信息给老猫，结果都是一样的。
老猫消失后，有人说，盖茨比书店会在新的城市开店，但熟客心里明白，即便开了，除了一个名字，那将会是完全不同的空间。如同一场漫长的告别，盖茨比书店门边的墙上挂满寄语。关于老猫的怀念不久后就烟消云散了，人们投入下一场狂欢，宣泄新的感动和刺激。老猫在北京没有太多朋友，他的租屋如今也已空空荡荡，我去到那里，唯一的发现是一份手稿，手稿封面，一首狄兰·托马斯的诗清晰可见：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赤条条的死人一定会
和风中的人西天的月合为一体;
等他们的骨头被剔净而干净的骨头又消灭，
他们的臂肘和脚下一定会有星星;
他们虽然发疯却一定会清醒，
他们虽然沉沦沧海却一定会复生，
虽然情人会泯灭爱情却一定长存;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在大海的曲折迂回下面久卧，
他们决不会像风一样消逝;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
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
信仰在他们手中一定会折断，
双角兽般的邪恶也一定会把他们穿刺;
纵使四分五裂他们也决不会屈服;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海鸥不会再在他们耳边啼，
波涛也不会再在海岸上喧哗冲击;
花朵开处也不会再有
朵花迎着风雨招展；
虽然他们又疯又僵死,
人物的头角将从雏菊中崭露;
在太阳中碎裂直到太阳崩溃，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老猫暂时离开了雾都，他具体去哪，我不知道。我一度以为他逃债去了，因为我真的撞见了找老猫讨债的人。有一天，当我和几个老友见面，喝到醉醺醺时，有人无意中说:“老猫啊！他可能被搞了……”
“被搞了？”
“八成是旧账又被翻出来了……”
“旧账？”
“都是旧事了。”
“可是，谁要搞老猫？”
“不知道，可能是举报过他的学生？”
那男人笑笑，“不过也可能，是有人想拿地了。”
他借着酒劲，天不怕地不怕地说下去:“盖茨比书店那块地可值钱了。”
“但老猫不是和房东有租期吗……”
“所以啊，找个由头把他搞了。”
在那场幸存者的聚会，与会者谈论起盖茨比书店的回忆。关于老猫，关于青年空间，关于所有暂无音信的人，在雨中沉默以对。
老猫像一个消失的符号，就此尘封在迷雾中。宴会继续，繁华照常，北京城的名流们依然夜夜笙歌。在他消失后，我决定去一趟他的故乡，那是一个仿佛被世界遗弃的村镇，数不尽的空房子，孤独地矗立在荒野之中，到了夜晚，那里仿佛要被黑暗吞没，只有零星的照明，说明还有人类存在的迹象。据当地仅存的留守老人说，这座村子从市场化经济开始就人口外流了，从前是青壮年离开，后来老人和孩子也成群结队走了，有的是去打工，有的进城和家人团聚，留下空屋，和日渐荒芜的田地。
在老猫的故乡，已没有人认识老猫，他像一个断线的风筝，和故乡彻底失去联系。我沿着唯一的公路，乘车进城，才终于捕获关于他童年时期的蛛丝马迹。听说，他早早就随母亲进城念书，我问那个人：“他的父亲呢？”那人杵在墙边，呼出一口烟说：“早没了。”
“不对，他跟我说起过，他和父亲的故事。”
“我从没见过他父亲。”那人很确信地说，“从没有。”
那天，我又想起老猫对我说的话，想起他离家北上，在北京奋斗的日子。他那时笑得像一个孩子，月光拂面，如神灵施洗，他的眼睛在黑暗中仍明澈动人。
我跟随那人，来到老猫和母亲的旧居，门口上，已贴着等待拆除的字条，室内都被一扫而空了，剩下杂物和黏稠的蛛网，在那些灰墙白瓦中，根本看不出一个人曾经留下的鲜活印象，所有东西都被清洗，等待毁灭后的重建。
老猫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也失去了故乡，那一刻，我恍惚明白了自己和他真正的联系，那个令我疑惑许久、触动彼此的真正的情感装置，在这个世界里，或许有些东西本就不存在的，但因为这虚无，创造了新的存在。
第一部结束，下一部：胡说。讲述以青年胡说为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