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竹|吴让之的印学贡献和印史地位 / 开普饭

吴让之篆刻以汉印为底，以邓石如为面，而有强烈的个性，独具特色，自成风格。我们不可能将吴让之的作品误认为邓石如之作，这与浙派几代印人的作品面貌大体相似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正是吴让之的高明之处。学邓石如而不被邓石如所囿，作品丰神流动而庄重典雅，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逃禅煮石之间”“岑仲陶父秘籍之印”“盖平姚氏秘籍之印”“吴熙载藏书印”等最能代表吴让之朱文印风格特征的杰作，与邓石如的代表作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等印之间，拉开了明显的距离。邓石如开创了汉碑额篆书入印的新风，而吴让之则完成了汉碑额篆书与印面形式的完美结合。吴让之作品中文字的屈伸俯仰，笔画的顿挫疾涩、转折走动的紧慢，方圆曲直的照应，无不恰到好处，神固而势强，笔劲而锋显，都表现了他对邓石如风格的发展和完善。

吴熙载竹根四面印韩天衡美术馆藏

如果说邓石如的白文印尚在以汉碑额篆书入印的探索阶段，那么，吴让之的白文印已是书印合一的典范。“吴氏让之”“熙载之印”“姚正镛书画记”“魏稼孙鉴赏金石文字”“甘泉岑镕仲陶所藏钟鼎文字”“宛邻弟子”等白文印，整体风貌清朗雅正，文字变化多端，灵动活泼，圆融净洁。笔画起讫交代清楚，运行流畅，节律分明，以白文汉印为基调而饶有书写的意趣，并且将这些饶有笔意的文字紧凑而又协调地组合于印面，形成顾盼有情、密不可分的整体，既有流畅的笔姿，又有浓郁的金石韵味，完美地完成了“以汉碑入汉印”的重大变革，这是吴让之篆刻超越前人而且后人也难以逾越的艺术成就。

吴让之的刀法之精妙，众口皆碑，无懈可击。篆刻刀法的性情化觉醒，是吴让之开创近现代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善用冲刀，轻浅取势，心手相应，擒纵自如，圆融而且刚劲。无论朱文白文，皆有韵律，有生气，若奋若搏，游刃恢恢。银钩铁画，全从灵和中得来，意态从容，如行云流水，元气淋漓，有不尽之意。他在为汪砚山刻的“画梅乞米”一印的边款中说：“石甚劣，刻甚佳，砚翁乞米画梅花。刀法文氏未曾解，遑论其他。”让翁生平极少作豪迈语，他在这里讥笑文彭不解刀法，罕见地作出如此之“自赞”，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自家刀法的进步意义。他的这种自负，也的确是令人信服的。

对于中国传统艺术，我认为凡面目特异者，其道必小。小道非不难能可贵，然须依于大道。小道之行，当以不违大道为前提。何谓大道？中庸之道才是大道。不矜才使气而自具古意，平正通达而姿致动人，这才是最上乘。吴让之篆刻的艺术精诣在此，吴让之篆刻之胜于赵、吴、黄三家处也正在于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吴让之篆刻那种貌似轻松简淡而骨子里所蕴藏的强悍之气，只有用功临习过吴让之作品的人才能深切地知道。

吴让之篆刻的影响，超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稍后的吴昌硕和黄牧甫，都有过临摹吴让之的学习过程，并且用力甚深，获益甚巨。吴让之篆刻的格局，是造就大家的格局。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吴昌硕说：“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探讨极深，故刀法圜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职是故也。”我的老师蔡巨川先生在他所著的《易厂谭印》中，记述他年轻时，曾见过吴昌硕：“予少时曾晤此公，彼自谓不足学，劝我学吴熙载也。”因为有了吴让之的印作，后来的人开始知道古老的篆刻艺术如何现代化了。吴昌硕与黄牧甫从他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启迪，也就是如何让篆刻艺术具有现代意识。

(节选自《中华书画家》杂志2018年第七期)

吴让之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