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举先生主编的《〈论语〉误解勘正》（以下简称《勘正》）旨在清理古今学者对《论语》的错误解说，依照《论语》原文顺序逐一纠正，为读者正确解读《论语》提供依据
一部纠正《论语》误解的力作
——简评《〈论语〉误解勘正》
王永辉2017年03月07日14:45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高尚举先生主编的《〈论语〉误解勘正》（以下简称《勘正》）旨在清理古今学者对《论语》的错误解说，依照《论语》原文顺序逐一纠正，为读者正确解读《论语》提供依据。
《勘正》究寻《论语》正解。阅读该书，可以感受到人们之前对《论语》的误解之严重。面对纷纷歧解，《勘正》明断是非，究寻正解。譬如《里仁》篇第10章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古今注家解读分歧很大，如清代马国翰辑汉郑玄《论语郑氏注》曰：“適，郑作敵。莫，郑音慕。”晋代范宁《论语注》注曰：“適、莫，犹厚、薄也，比，亲也。”唐代韩愈《论语笔解》解曰：“无適，无可也。无莫，无不可也。”宋代朱熹《论语集注》注曰：“適，专主也。莫，不肯也。比，从也。”清代王闿运《论语训》训曰：“適，往也。莫，定也。”康有为《论语注》注曰：“適，往也。莫，毋也。义，宜也。比，亲附也。”南怀瑾《论语别裁》解曰：“'无适也’是说并不希望自己一定要发多大的财，做多大的官。'无莫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曰：“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样干。’”李泽厚《论语今读》译曰：“孔子说：'君子对待天下的各种事情，既不存心敌视，也不倾心羡慕，只以正当合理作为衡量标准。’”这些解释，孰是孰非？《勘正》作者通过审慎比较，认定郑玄、李泽厚所解为优。论曰：视“適”为“敵”，视“莫”为“慕”，符合文意。此语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无所谓敌对，无所谓亲慕，只与仁义者相亲比。关于“適”字，定州简本《论语》“无適也”作“无谪也”。谪、適、敵古通。清惠栋《论语古义》曰：“郑本'適’作'敵’，莫音慕，无所贪慕也。栋案：古敵字皆作適。《礼记·杂记》曰：'赴于適者。’郑《注》云：'適读为匹敵之敵。’《史记·范雎传》：'攻適伐国。’《田单传》：'適人开户。’《李斯传》：'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广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適也。’《注》：读为敵。”对于“莫”，汉郑玄读作“慕”。《汉语大词典》释“莫”曰：“通'慕’。贪慕。”释“贪慕”曰：“向往羡慕，贪恋爱慕。”我们以为，在《论语》此语中释“莫”为“亲慕”，与“適（敌对、敌视）”对应恰当。
《勘正》结论颇具说服力。《勘正》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使结论具有充分可信的说服力。譬如《泰伯》篇第8章孔子所说的“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注家理解不一，有的将“不与”解作“不与求天下”，有的解作“不恳求”，有的解作“不相关”，有的解作“不争战”，有的解作“不宣扬自己”，有的解作“不给自己的子孙”，有的解作“不受禅”，等等。《勘正》的作者广泛征引相关文献，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作了这样的辨正：与，通“豫”，义为“喜悦”、“快乐”。《仪礼·乡射礼》：“宾不与。”郑玄注：“古文与作豫。”《淮南子·天文训》：“圣人不与也。”高诱注：“与，犹说（悦）也。”《吕氏春秋·先视览·悔过》：“寡君与士卒，窃为大国忧，日无所与焉。”朱熹《论语集注》解曰：“不与，言其不以位为乐也。”《论语》这句话应理解为，孔子说：“高大啊！舜、禹得到了上代帝王禅让的天下（帝位），却不喜悦。”得到帝位竟然不高兴快乐，似乎有违常理，而事实确是如此。《史记·太史公自序》记曰：“唐尧逊位，虞舜不台。”不台（yí怡），即不高兴。这恰好反映了古贤帝王的谦逊之德。孔子十分推崇禅让荐贤，他推崇禅让之德的用意，是想改变当时为争君位子弑父、臣弑君的政治局面。君子得到帝位，表现出的是荣辱不惊，淡定；小人则反之，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很多贤君继位时，都考虑到责任和压力，正如《论语·子路》所言：“为君难，为臣不易。”
《勘正》方法灵活多样。论辩、训诂、文献互证是其常用之法。就文献互证法而言，既广泛征引他书之证，也注重《论语》书中自证。譬如人们常常念诵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之“何有于我哉”一句，汉代郑玄《论语郑氏注》注曰：“人无有是行，于我，我独有之也。”宋代朱熹《论语集注》解曰：“言何者能有于我也。”清代陈浚《论语话解》解曰：“我如何能有这般好处呢？”杨伯峻《论语译注》译曰：“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哪些呢？”李泽厚《论语今读》译曰：“我还有什么呢？”这些名家的解释是否正确？《勘正》作者采取了自证法对其进行了证实：“何有”，《论语》中共出现八次，除本章外，尚有《乡党》：“子曰：'惟酒无量，不及乱，何有于我哉？’”《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雍也》：“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子路》：“苟正其身也，于从政乎何有？”《子罕》：“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品味这些“何有”，似是“有何”的倒装用法，是用反问的语气表示“没有什么”。
如今的孔子故里曲阜及鲁西南一带，在表示“某事不难”或“有能力有把握胜任某事”时，口语中常说：“这有啥？”意思是“这没啥”、“这种事算不得什么”。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郑谓他人无是行，夫子乃独有之。与上篇'为国乎何有’，'与从政乎何有’，'何有’皆为不难也。”因此，将“何有于我哉”理解为“对于我来说，有何难的？”（或说作“何难之有”）符合经义。此章是说：把所学的知识默默地记在心中，学习不厌烦，教诲学生不厌倦，这些对我来说有什么难的呢？孔子终生都在这么做，以为是平常事，所以才说得如此轻松。他这样说的目的，一是对别人贵己、以圣智赞己表示谦虚；一是鼓励人们都这么做。
总的来看，该书较广泛清理了《论语》解读中的古今误读，并对这些误读进行了有理有据的纠正，在为读者提供理解《论语》可靠依据的同时，也在标举严谨治学、求真务实之风。
（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讲师）
《论语》与孔子之道再认识
黄怀信2016年10月26日14:47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孔子之道”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政治模式与伦理模式。然而，从当年孔子自称“吾道”、曾参称“夫子之道”、孟子明言“孔子之道”，迄今已2000多年，孔子之道究竟是什么，则一直没有明确系统的答案，更没有相对统一的认识。
孔子的思想主张
通过对《论语》的重新校正与解读可知：孔子所讲的“礼”，是当时尚存或流行的社会礼法和规范，而不完全是周礼；孔子讲“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和谐与安定，而不是为了恢复周礼。“仁”，就是关爱他人；有仁德，就是有爱心。“仁者”，就是具有关爱他人的品行或思想的人，或者能够关爱他人、做过关爱他人之事的人。“行仁”，就是献爱心、做关爱他人的事。传统所谓“全德之名”，是子思以来对孔子之“仁”的误解。“仁”的实质是“爱人”，任何人只要甘愿为他人奉献爱心，都能成为仁者。而为民造福，使百姓免受战争之苦，则是最大的仁。“仁”是个人的自愿，“礼”是社会的约定；“仁”属于道德层面，“礼”属于政治层面；“礼”的存在是客观的，“仁”与“不仁”则是由主观决定的；“仁”既不属于“礼”，“礼”也不是“仁”的主导，“仁”更不得包摄“礼”，二者之间没有主从或领属关系，也不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仁者”不必知“礼”，知“礼”者不必“仁”，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义”，就是合宜、应该。人人知“义”而行“义”，社会自然和谐；国君知“义”而行“义”，天下自然和平。孔子讲“义”，终极目的也是为了社会和谐、天下安宁。“智”的含义虽然只是聪明、有智慧，但在孔子那里，“智”及“智者”有其特定的表现特征和标准，包括不自欺欺人、不惑、不做蠢事、善于掌握时机、务实、知人、好学等。孔子主张“智”、“学”，首先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最终也是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庸”，是德行而非道德，本义为“用中”，即凡事皆以“中”道处理；“中”指恰到好处、合乎标准、无过无不及，也就是最恰当、最合理，而非以往所谓折中。
孔子思想的核心
《论语》最核心的内容是教做人，做人的目标是成为“君子”，而做“君子”的起点是修身。修身之道具体包括知德、孝悌、学文、知礼、有仁、有智、有勇、明义、正直、诚实、守信、慎言慎行、有信仰、有能力、见贤思齐、事贤友仁、认真做事等等。君子之道，包括尚德、自强、上进、不争、不骄、善良、重义轻利、重行轻言、重名声求建树、有知识知天命、有能力可大受、文质彬彬、心胸坦荡、注重实践、不搞宗派、和而不同、主持正义、实事求是、不求全责备、做事求根本、不做亏心事等等。孔子的人格君子论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人格君子的条件除道德层面外，还包括诸如多能、有知识、求建树、重实践等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相关的内容。行事之道，包括小心谨慎、认真厚道、光明磊落、择善而从、实事求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忍小谋大、行必果、重积累、执中庸、敏于行等。交友之道，包括交贤友、讲诚信、不虚伪、重恩义、相忠告、不客套、广交天下友等。为学之道，首先明确为学的意义，包括：改变人性、改变命运、获取知识、弥补不足；为学的目的，一为修己，二为国家；为学的方法，包括培养兴趣、读书为主、注重实践、学思结合、结合自身实际等等；为学的原则，包括从小立志、开卷有益、珍惜时间、打好基础、学以致用、忌急功近利、活到老学到老等等。为师之道，包括良好的道德修养，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创新，诲人不倦，以及能教学相长等品质。弟子之道，包括尊敬老师、爱护老师、孝敬老师、学业上帮助老师等。治国之道，包括“为国以礼”、实行“民主”政治、实行社会分工、以民为本、富民为先，教育为本、薄赋敛、平均财富、备战备荒、取信于民、慎文书等等。为政之道，包括“为政以德”、正名分、正人伦、举贤才、树榜样、悦近来远、戒速谋远、实行奖惩、行礼让、以德化下等等。
孔子思想的价值取向
孔子主张积极入世，为社会所用，而前提是“邦有道”，即国家秩序正常，有正确的政治方针与治国方法；而“出仕”，并不等于做官。关于孔子的性命及天道观：孔子认为人性固然是与生俱来的，但后天环境及人为努力可以改变它，使之发生移易。其“天”，始终是一种自然的、超人格的力量。关于孔子的鬼神观：孔子承认祭祀，甚至虔诚于祭祀，并不说明他真正相信鬼神，因为祭祀在当时本身是一种礼。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说明在其思想深处，并不相信真有鬼神。孔子义利观的表现：得利为正当行为；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必须思义；不以其道得之不处。关于孔子的荣辱观：孔子虽讲究成名，但不是虚名，而是实实在在能为身后人所称道的名，其实质是要求人在生前有建树；孔子以不义、不正、不直之行为为耻，说明在他那里，一切做不应该做的事情都是耻辱。关于孔子的妇女观：前人认为孔子轻视妇女，完全是出于对《论语》两章的误解，而不知所谓“有一妇人焉，九人而已”之“一妇人”只是指来自后宫之妇人，“九人”专指来自社会的人才；“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女子”特指其妻（据“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可知），而非一般女子。关于孔子的平均观：主要体现于《季氏》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章，而旧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的大一统观念主要表现为：以“天下”为一整体，承认“天子”为唯一君主；赞美大一统；反对僭越，维护大一统；期待“圣人”出，“天下”平；亲身实践大一统，包括执雅言、周游列国以“易”天下之“无道”，等等。
孔子之道的终极目标，是“天下有道”，即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文明进步发展。实现其终极目标的途径与方法，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学习，提高人的文化素养，包括：使国君知“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百姓谋福祉；使百姓了解并践行“仁”、“义”、“忠”、“信”、“中庸”、“孝悌”等一系列美德。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语》与孔子之道再认识”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