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解殖理论：改造民族主义的方案
不满于反/后殖民主义（anti/post-colonialism）在考察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问题上遗留下的偏误、肤浅与不及，以查特吉、杜赞特、巴利巴尔等为代表的解殖理论（de-colonialism），在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民族主义局限性的勘察中提出种种改造民族主义的思想方案。
原文 ：《解殖理论：改造民族主义的方案》
作者 |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胡俊飞
民族主义无法解除殖民体系
与反/后殖民主义一样，解殖理论仍是在与帝国主义密不可分的关联中阐述和肯定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里的意义，但解殖理论并不承认殖民主义已经成为过往，解殖仍是知识者需要努力的未竟之业。民族国家仍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秩序的“普遍化标准范式”，“新的全球化生产、流通和文化交流”并没有如哈特、奈格里所说，能够为“无边界、无中心的世界帝国的诞生创造可能性条件”，各种帝国主义的操作手段在今天依然有效，“曾经一度盛行但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式微的帝国主义行径正在再度出现”。
然而，经典的反殖民思想已不能理解和应对“换上了现代新装”、变化了形态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安全地躲避在文化表征领域清点帝国主义的遗产，并天真地承认各种文化反抗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于殖民主义的内外部，获得民族独立后的反殖民主义应及时地转入“关于社会与文化新的富有想象力的观念中，以避免旧的观念的复归”。告别殖民主义是后殖民主义未有道出的向往。面对新殖民主义的现实，彻底铲除殖民主义仍是未竟的事业，不满于反殖民思想的不逮与后殖民批评的懈怠，解殖理论寻求超越前人拘泥于现象、对策的肤浅层面以及在与殖民主义关系的狭窄视界讨论民族主义议题。深究民族主义最终不能完成解殖任务的认知根源，探考民族与阶级、性别、种族等政治形式既敌对又共谋的辩证关系，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实绩。
帕沙·查特吉
印度政治思想家帕沙·查特吉从哲学认知层面剖析了民族主义为何不可能从根本上驱逐殖民主义的命题。查特吉搬用萨特的主题-问题（thematic-problematic）框架说明了东方民族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同一性。东方民族主义在问题上，即具体观点上与东方主义正好相反，东方民族主义的对象与东方主义虽都一样是“东方人”，但他是主动的、积极的、独立自主的，而不是东方主义所认为待被表述、沉默的他者，前者也没有后者中存在的西方对东方的操纵关系，然而在主题层面，即“认识论和伦理体系”上，东方“民族主义思想完全接受和采纳了与东方主义相同的本质主义概念”。民族主义的结构和其所批判的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思想中的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其无法作为武器完全根除殖民主义。不同于法农、赛义德等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人为区别开来，说明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走着只是方向相反的同一条道路的方式，查特吉把两种资产阶级重新统一起来，由资产阶级灌注了启蒙理性的、本身作为资本主义规划一部分的民族主义注定出演不了同是资本主义规划的殖民主义的掘墓者角色。查特吉虽没有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没有连接阶级革命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但他在与资本的关系，甚至是在资本批判中探讨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实是与马克思主义异曲同工的。
以马克思主义真正完成解殖任务
民族主义要对作为启蒙理性为依托的资本主义发起挑战，进而从根本上铲除殖民主义，必须找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工具，用“新的主题和问题，将旧的取而代之”，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此被寄予厚望。民族主义在反对殖民统治时，“对某种特殊形式的城市资本主义形成了制衡”，但讽刺的是却正是“在理性的名义下取得的”。民族主义不可能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对理性和资本结合的合法性发起真正的挑战，民族主义脱离了启蒙理性本身，“并不拥有进行这种挑战的意识形态工具”。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成功地结束殖民统治，并不标志着它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民族主义思想的问题和主题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一矛盾只有当民族主义“获得足以与资本的'普遍’意识相匹敌的政治-意识形态资源时，才可能被消除”（查特吉）。民族主义在今天已经完成了它的规划，它在全球将“自己建构成为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并接受全球权力的现实，在这一“普遍格局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它还并没有穷尽自身的历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裂痕还“清楚地标记在它的表面上”，民族主义将在对自己的超越中完成对殖民主义的终结。
虽然态度十分游移，但查特吉对以资本批判为中心工作的马克思主义担当民族主义挑战资本、根除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源寄予了期望，“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不仅可以完成民族革命的民主任务，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反对资本的斗争，并建立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查特吉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找到了力量，晚期的马克思认为全球形式的资本是“与科学和启蒙理性为敌的”，尚未被资本奴役的国家的人民大众的“陈旧的”反抗有开启新的历史的可能。一方面，正在展开的全球化将打破资本与理性的联盟，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系统地清算了启蒙理性奠定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应解放和团结过往被自己压制、抹去和掩盖的包括性别、种族、阶级形式在内的大众力量，并集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向殖民主义发起进攻。民族主义只有用社会主义的新的主题和问题置换掉资本主义启蒙理性设计的主题和问题，才能真正完成解殖任务。
民族与其他身份认同形式的交织关系
如果说查特吉深入探究了源于认知问题带来的民族主义解殖困境的话，杜赞特、巴利巴尔等人则是在更为开阔的平台上揭示了民族与阶级、种族、性别等政治形式的压制和交缠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为马克思阶级革命论域下的民族观念打开了恢宏的视野。
解殖理论认为，民族叙事在构建统一体的过程中复制了殖民主义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疆界内的底层阶层、少数族群及妇女构成了新的剥削与压迫。杜赞特是从反思历史书写的角度，宏观地对民族国家规定的单线性、目的论叙史模式对性别、阶级等其他身份认同叙述造成的压抑与遮蔽状况予以了透视。民族认同事实上的“含混性、变换性与可替代性以及与其它认同的互动”决定了民族国家叙述必然会与其他共同体叙述发生接触甚至直接交锋，我们在历史中想听到的“不是民族一致而单调的声音，而是一群交互穿插的、矛盾的、含混的声音，相互对抗，相互肯定，讨价还价”（杜赞特）。
历史的主体并非只是民族国家，其他群体的活动在历史的讲述中则湮没无闻。杜赞特揭示了实际历史中民族国家与性别、阶级等共同体对主体地位的激烈争夺。性别与民族的关系交织了征服与反抗，杜赞特指出，一方面，性别意识被纳入民族国家政治体中，民族国家经常遮蔽、盗用女性的身体与意识，另一方面，作为父性权威的民族国家也经常遭到性别身份的挑战与抵制，拒绝“把民族作为界定'妇女’的涵盖一切的概念”。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哪里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也将如影随形，反之亦然。在运用民族主义反抗殖民统治的时候，民族主义通常可能会有复制西方种族主义的危险，狭隘的民族主义因此就有可能繁衍、扩展与复活。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常常可以达成共谋，种族的概念可以充当构建民族共同体的主要策略，但这种归属感有可能被民族主义用来推动某些狭隘的目标，导致歧视、排斥和仇外，甚至极端的种族压迫与清洗。民族与阶级同它与性别、种族间的关系相类。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76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