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评审的“爱恨情仇”
一
近日，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刚刚结束，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一个职教界的朋友发来微信问我，今年我申报副教授，对照条件都够了，却没有通过，究竟是啥原因？我不是评委，自然可以回答三个字“不知道”。但我理解，此时此刻，朋友也不是真的需要我给出一个准确答案，只是她感到闹心无处伸冤罢了。我斟酌了一下脑海中跳出的一些话语，最后有选择地说：“据我所知，在同样够条件的情况下，总不能都通过，那么就看谁的条件更硬了。比如，你核心期刊一篇，人家都是两篇，你两篇，人家都是三篇，那么你就没戏了。”“照你这样说，如果我今年不在硬条件上做些增加，明年依然落选了？”“明年的情况谁知道呢！”
晚上，我看到她在朋友圈发的一条消息：曾经的满腔热情和无穷的力，被现实撕碎，迷糊，伤感，空白……
还有一个职教同仁发来微信：今年我明明够条件，可是市里就是不给我往上报，究竟是为什么？
我竟无言以对。
还有一个职教同仁，花了四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地告诉我他是如何评上教授的……
我同样无言以对。
我最近正在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有种感觉，教师在职业生涯道路的拼搏，很类似金庸笔下的江湖，有名冠江湖的大侠，有武艺高深的隐者，有拜师学艺的高徒，有隐姓埋名的高人……在每一位教师心中，或多或少地都有着与职称有关的“爱恨情仇”。
二
我做过中职教师系列的高评委，对现行的评审机制略知一二。教师的材料到了评委手中，没有人去掂量其中的科研分量和学术价值，更没有人全面、立体地分析一位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取得的成就。公平公正地说，不是评委们不负责任，而是现行的评审机制决定了评审方法。在两三天的时间内要从众多的申报材料中遴选出建议人选来，别无他法，只能在硬条件上作比较了。所谓的硬条件便是：按照任职资格的要求，逐条对照，不够的淘汰，够了的再作比较。最后，按照规定的比例提出推荐人选。关于任职资格的要求，文件上写得清清楚楚，无需我赘言。
这样的评审机制会把教师的精力引向何方，恐怕是不言而喻的了。或许有人会说，评审条件不是兼顾了教育教学科研竞赛等各方面工作了吗？这样的导向何错之有？
我以为，正如高考一样，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代替现行的评审机制，那么，这个机制仍将会延续下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提出质疑，也不妨碍我们对现行评审机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进行剖析。质疑和剖析的目的是为了评审机制的不断改进与完善——正如高考每年都有所改进一样。
教师申报职称靠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实绩？哪些人、哪些机构才有资格作出评判和审定？职业学校里该不该建立学术委员会？教师的软实力（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和受欢迎程度）如何体现？评审机制导向作用该如何设计？所有这些，都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认真加以解决的。
三
从根本上说，看一个教师的任教能力和教书育人的水平，绝不是看他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出版了多少本专著，而应该是看他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学生反应如何、社会反响如何、对推进学术发展和学科进步有什么积极意义？如果既符合上述条件，又有物化成果呈现固然应该予以肯定，但如果物化成果虽然不多但分量很重，颇能说明问题，也应该在评审的考虑范围内。只有形成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才有利于鼓励、激励教师静下心来、潜下心来专心致志地教书育人。只要是教师系列，无论是高校系列还是中职系列，大体上都应该如此。
有一个被许多人引用过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著《挑灯集》一书中有一篇名为《学术高下是怎样衡量的?》的随笔，文中写了他关于“评职称”的看法：
我认为真正有分量的论文，发表在不见经传的刊物上也会受到重视；没有真才实学的论文，就算发表于天下第一学报，也只可能是得谈笑耳!
今天，好些学府(很不幸包括香港的学府)，衡量教师的学术水平，总是“数”文章的字数，发表的刊物是第几流等等；内容如何则置若罔闻。也难怪有位求职港大的教师，就力举自己在一流学报发表过的数字，使我啼笑皆非。
一九六八年，年轻的我在芝加哥大学向一位前辈教授问及升级的准则。我问：“升级要有多少篇在一流学报发表过的文章?”答日：“没有规定，我们主要是看文章的内容。”我再问：“那么只发表过一篇重要的论文也可以升级吗?”答日：“不是的，连一篇也没发表的也行。我们只要看还没发表的文稿内容如何就可以决定了。”
后来我知道，一位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任教职的朋友连博士论文也没有写就连升两级而成为“正教授，那时我刚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职几个月，就申请升为正教授，交出去的支持文章，只有短短的十一页，后来该院的社会科学院院长就找一些校外的专家作评审，所得的回应是：“这十一页足够了。”
十一年来，我在港大当系主任，同事们的去留、升职，或聘请新人，我的衡量准则，连十一页也不要。我需要知道的，是他们有没有说过一两句创新而大致上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重要的话。同事们向我推荐任何人，我总是问：“简单地告诉我，这个人说过些什么？
四
前几年在报刊上看到一个数据（出处想不起来了）：我国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五，但这些论文的平均索引率仅排在世界第一百二十位。这两个数据说明了什么问题？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有关量子理论、狭义相对论和布朗运动等方便的五篇论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看世界的方式。他一生的主要贡献，也就在这几篇论文中了。
1956年，杨振宇、李政道合写的一篇论文，让他们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2006年，中山大学朱熹平教授和旅美数学家、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曹怀东，在历经十年研究后，以一篇论文，给出了庞加莱猜想的完全证明，破解了这一为数学界关注百年的“世纪数学难题”。
如果按照现行的评审机制，上述几位大学者、大科学家恐怕连正高也是评不上的。于是，有学者呼吁：几年不写论文行不行？论文少一些行不行？
梁启超举荐陈寅恪的例子也颇能说明问题。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清华“四大导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按理说，陈寅恪要任清华教授，起码得拿出几篇像样的论文来鉴赏和证明一下。但遗憾的是，当时的陈寅恪没有。黄延复在《陈寅恪事略》里有一则关于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的故事。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后来的事实正如梁启超所言，陈寅恪成了一代国学大师。
五
评职称成了教师心中的痛点。
没有哪一个教师不想着职称晋升的，不说有名有利，名利双收了，既然做了教师这一行，总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吧。如果做了一辈子的教师到了退休时还是个讲师，情何以堪？于是，就像上九层塔一样，上了一层后，看看很多人都比你高一层，环境逼着你必须再上一层，到了上一层，发现很多人又比你高一层，于是再攀登……当攀登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蓦然回首，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到了终点。盘点人生，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得到和失去看起来是矛盾对立的，但在有些时候又是和谐统一的。为了晋升职称，减少在教书育人方面的投入或者为了教书育人在职称晋升方面没有追求，前者是不尽心的教师，后者是不完满的教师。
我的主张是：教师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做优秀，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从中享有成就感、获得幸福感。科研成果应该是“自己优秀”的副产品；职称晋升是成就感的副产品。倘若真的如此，职称晋升就会由“痛点”变成教师职业生涯的“亮点”。我认为，在现行的评审机制没有根本性地改革之前，这是教师应有的选择。
2017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