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走过荆棘的旅程（十八）不堪回首的往事 / 开普饭

不堪回首的往事

————选自张书林自传《走过荆棘的旅程》

文/张书林

三弟返校后，大约过了两周，我才收到弟弟的来信。信的内容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已到，勿念。收到这封信后，我又给他去了一封信，里面夹了五块钱，让他别为家里操心。

因妻子待产，家中花销加大，再加上村办企业呈遍地开花趋势，我所在的厂子优势不明显，和李云商量妥后，我便从村办企业辞了职，准备单干。

1985年3月，在李云大哥的帮助下，我把自己的一处门头房出租给学校，供学校创办企业。该学校校长有个闺女，其女婿时任平度银行信贷股股长。于是，利用这层关系，我从平度银行贷了两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解放牌货车，专门跑运输。有了车，我一方面跟火车站储运部合作，将平度产的水果运往蓝村、高密火车站台。另一方面，我专门去了一趟东北，将山东的小麦、花生、水果收购后销往东北。

跟火车站合作久了，人就混熟了。高密火车站有一个主任跟我关系不错，某天将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介绍给我，说给我当司机。这个司机是一位退伍军人，大约三十岁，叫袁鹏，让我们喊他小袁。我见他个不高，席间颇有眼力见，便答应先试用一段时间。

四月份一天，天空下着小雨。我去天津谈妥了一宗生意，往位于天津拉萨道的一家进出口公司送几车大理石板。

那天我们很早就出发了，等我们卸了货，吃了午饭，顾不得多休息，我和小袁便拿着公司支给我们的部分货钱便往回赶。

走到淄博北外环，夜色刚刚拉开帷幕。黄昏中，我们行驶到一处上下坡，我提醒他慢点开，注意安全，但小袁开着车，故作轻松地说：“张总您就放心吧，我开了好多年了，没事！”

我感到货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连风都不安地在耳边拂来拂去，我内心不敢有任何松懈。车顺利地上了坡，开始下坡，正巧前方有个十字路口，隐隐地还能看到远处行走的人群，我焦急地喊道：“小袁，快停车，快踩刹车！”

但正在此时，刹车踏板却失灵了。小袁六神无主地频频踩着刹车，也慌了：“张总，张总，我们该怎么办？”

我把头探出门外，冲着人群大声喊着：“快闪开啊，闪开！车失灵了，快闪开啊！”声音里都有了几分颤抖。

这时，前方十字路口有个老奶奶背着书包正好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过马路，如果撞上去后果不堪设想，我冲小袁指挥道：“快拐弯，往前边沙土路左拐！”

小袁急忙手忙脚乱地打方向，终于，车子“哐”一下撞到一堆沙子上，熄火了。却听身后“咔嚓”一声，好像有人被撞了。我赶紧打开车门，从车上跳下来，只见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男子被撞倒在地，昏迷不醒，他的头撞破了一个口子，汩汩地冒着鲜血，脚边的一辆金鹿牌自行车也给撞碎了。

此时正好路过一个当地的年轻人。我让小袁一个人先守着车。我求这个年轻人帮忙打了辆当地的出租车，我们赶紧一起把这位受伤昏迷的男子送到医院。

挂号，交钱，检查……一个夜晚，我在医院里穿梭，等待医生的手术。匆匆忙碌和焦急等待让我暂时忘了自己的内心有多么害怕，有多么无助。

次日清晨，这位受伤的男子醒了。看到他安然无恙地醒来，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哗哗”往下流。

他看着我，脸色苍白地笑笑说：“你别哭，我这一生净遇着这些车祸。去年我还被撞过一回，比这个还厉害！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嘛，你别害怕，也别难过，再说了，我是咱淄博张店公安分局的，我姓刘，昨天晚上我本该加班，这样也算工伤了，这点伤单位还能给报销。你别怕，你放心，身为人民警察，我也不会诓你……”

本来他是一位受害者，最应该被安慰，没想到在这位一身正气、关怀体贴的警察同志面前，我反倒成了被安慰、被谅解的对象了。

我趴在他床沿，哭着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刘大哥，我对不起你哇！”

他抬起一只没有挂吊瓶的手，说：“我原谅你，没事，这不都好好的嘛！”

他越说，我哭得越凶了。昨天的那场车祸就像是一场梦魇，我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啊！如果一切能重来，我更希望受伤的是我啊！

到了中午，我给刘大哥去打饭，当地医院食堂有包子却只能用粮票购买，我没有当地粮票，正在我六神无主之际，身后排队的一位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冲窗口师傅说：“师傅，你先给这位小伙子包子，我这里有粮票！”我不知道这位好心的大姐姓什么，再三询问大姐也不说，只说了一句话：“小伙子，就这点事，总能过去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这位陌生人的好心帮助和一句良言让我心里觉得很感动，像被四月的暖阳晒过似的，顿时又有了希望。

同刘大哥吃了饭，收拾碗筷的空当，刘大哥所在单位上下几乎所有领导同志都来了。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刘大哥向领导解释了基本情况，便恳请领导说：“谁也不愿意摊上这种事，这个小伙子也不容易，局长您看看安排安排，就让他们走吧！”

领导看了看我，点点头，就小声对他身边的一个小同志嘱咐了两句，这个小同志便带着我到了事故现场，我们把车开到公安分局，填了一张事故表，他们就让我们走了。

那天突如其来的事故，让我忘记了对刘大哥，对当地公安局所有同志说一声谢谢。但那天所发生的一切让我感念至今。时隔多年后，我和刘大哥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现在刘大哥在岗位上坚守了数十年，光荣退休了，只是他的小腿肌肉有些收缩，走起路来不太利索，这都是当年那场事故的后遗症。但一直以来，刘大哥都没有问我要任何补偿，也没有对我抱怨过什么。我现在唯一能对他做的就是在做生意路过淄博时去看看他，帮他捶捶腿，陪他说说话。每次看着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样子，我心里对他是多么愧疚，又是多么感激啊！

近一个月没收到三弟的来信了，等我从繁忙的生活忙碌中沉淀下来想到三弟时，时间已到七月份。快放暑假了，我想问问他什么时候回家，接连给三弟去了几封信，但一直没有三弟回信。我心里一直悬着这件事。

八月的平度，天高气爽，大泽山的紫黑诱人的葡萄挂满了支架，在镶着金边的葡萄叶间来回闪烁，晃动着神秘的油光。李云如愿为我生了一个儿子，看着儿子皱巴巴的小脸，呢喃的小嘴巴，亮晶晶的黑眼珠，生活真是充满希望，充满奇迹。

一天我从兰村火车站跑完运输回到家已近半夜，吃完晚饭，忽然接到电报，说重庆那边来的电报：弟病重，速来。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三弟向来体弱多病，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一般的病他压根不会告诉我们，我心里又着急又担心，真恨不得立刻生了翅膀，飞到三弟那里看一看。李云看我脸色不好，宽慰我放心，三弟吉人自有天相。这样说着，夜里我没睡踏实。第二日清晨，我和小弟从青岛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

身边的乘客来了又走，操着不同地方的口音，有的乘客穿着背心，手中夹着一根香烟，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似乎诅咒着什么。在袅袅的烟雾中，我和小弟迷迷瞪瞪地点着头，但我丝毫不敢熟睡，唯恐一个不留神，揣在怀中的几百块钱就被别人顺走了。两个人就这样随着两天一夜的火车，在窗外不同的景色映照下，交换着睡了一会儿。

好不容易出了重庆火车站，只见天地之间，山连着山，我们茫然地走在重重叠叠的山路上，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碰到一位中年汉子赶着驴车拉生意的大声吆喝，我们叫住他，惴惴不安地问：“从这儿到重庆大学怎么走？”

赶车的殷勤地问：“坐不坐车？坐车十块！”

十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到底是欺负我们人生地不熟，我和小弟都漠然地摇摇头，两个人眼看着就要走。

“五块走不走，五块我拉你们过去！”我们弟兄俩还是摇了摇头。

只见那赶车的不耐烦地用手指了指西边不远处的一个山头，骂骂咧咧地说：“从这儿走哇，一个小时就走到那边啦，那边就是啦！呸，学生就是麻烦，真是乡巴佬！”

他把我们都当成了学生。我和小弟顺着他指的方向，走了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一片低矮的楼房耸立在半山腰上，门口墙壁上方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重庆大学”四个大字。

按照弟弟以前在信里写的那样，我们从一处白色房子里找到他学院的分管老师。老师让班里一个老家同样是山东的男生带我们来到×××第三医科大学西南医院血液科。路上，我们向这位学生打听，这才知道三弟的患病经过。

原来，七月份学校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作为班长，三弟和辅导员组织同学们趁这个假期到山上郊游，放松一下心情，同时也拉近同学之间彼此的情谊。结果三弟走到山脚下，就开始扶着岩壁咳嗽。老师和同学见他没有发烧，都以为他只是小感冒，就让一个男生留下陪着他，等着。等同学们玩完下了山，已经是晚上了。好不容易三弟撑回学校，病情却开始加重。不仅咳嗽不断，而且还浑身发烧。同宿舍的兄弟吓坏了，就背着他来到××医院做检查。

因为三弟是第四届高考的大学生，医院副院长亲自给三弟抽了血，做了检查。做完检查后，院长看着一脸苍白的三弟，对我三弟说：“你明天不用亲自来了，让你同学过来，从化验窗口给你拿化验单就行了。”

到了第二天，趁同学还在睡觉，三弟自己偷偷溜出来，等太阳升起，他来到医院领取化验结果。

三弟对窗口说了名字。

一个女大夫戴着眼镜，隔着窗户，头也不抬，问：你那同学没来？

三弟说：“没来，他让我帮他来拿。”

女大夫扶了扶眼镜，煞有介事地说：“化验结果当天就出来了，你那个同学病得很厉害啊！”

三弟心里咯噔一下子，但仍面不改色：“大夫，他是啥病？”

大夫接着说：“血癌。很厉害！”

三弟领着化验结果，轻飘飘地走出了医院。他抬头看了看天空的太阳，忽然觉得重庆的阳光很刺眼。

这件事对三弟的打击很大。身在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长久以来的孤独、苦闷深深压抑着他，现在突然有医生告诉三弟得了不治之症，他觉得自己头顶的一片天空都垮了，眼前一片漆黑。

他漫无目的孤零零地走在异乡的山路上，落叶荡悠悠地落在地上，一动不动，随风翻卷着绿色的叶片，这就是死亡啊，不痛不痒，不喜不怒。他定睛看着一片绿色的落叶躺在脚边，那些昔日曾在叶片中流动的绿色如今也停滞了，凝固了。

三弟看得发呆，看得头晕目眩。他找了一处僻静的角落，靠在一棵树上坐下来。他闭上眼睛，感受身边如同死一般的寂静。

他的人生明明还没有开始，就要谢幕了？不甘心啊，真是心有不甘啊，这样想着，眼泪就顺着三弟瘦削的面颊流了下来。

他想起小时候在东北，陪同二哥在五彩斑斓的长白山上跳来跳去的岁月，那里回荡着他发自心底的人生誓言啊！只是，那片山还记得自己吗？

他又想起在平度，第一次见到舅舅时的情形。那是他们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啊，他第一次看到躲在舅母身后表兄妹一双双怯生生的来自同龄人的明澈而又熟悉的眼睛！

他想到自己的大哥、大姐、二哥、嫂子、小弟，所有的亲人都在他的脑海中过了一遍，他脸上一会儿笑着一会儿哭着，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忧伤还是快乐。

他也想起那些陌不相识的人温暖而关怀的目光，这些曾默默帮助过自己的人啊，自己还没来得及报答他们啊，自己也还没活够啊，但威严的老天怎么会管一个穷小子弱不禁风的呐喊呢，就像夏天的麦子，秋天的落叶，稍一成熟就被人们收割了，就被风吹散了。

他更想到母亲，母亲教他牙牙学语，母亲为他熬药，为他珍藏的那两个鸡蛋。他想起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受过那么多磨难，都能挺过来了，为什么日子眼看着好过一些，自己就得跟这个世界告别了呢？

自己缺席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三弟绝望极了，眼泪越流越多，地球照样有黑天白夜，照样有一年四季，自己匆匆来这世界上不留痕迹地走一遭，到底为了什么呢？

三弟最终还是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学校的老师，在老师一脸吃惊的表情中，他哭着说：“老师，我是不是要死了？我感到自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老师抱着三弟，哭着安慰他说：“书良，你是老师见过顶聪明的好学生，老师不相信这是真的，老师陪你去趟医院，看看能怎么治好，好不好？”

医院第一次的诊断结果绝对是百分之百正确、毋庸置疑的专家意见，连复查都没有复查，就建议三弟马上住院。老师说：“这样，书良学校这边先申请一笔救助，你先住院，我回学校给你家人发个电报，你不要担心！”

三弟抬着头说：“老师，电报就发五个字——'弟病重，速来！’我二哥看了，他会过来找我的。字发多了，会太贵。”

我和小弟赶到医院，护士把我们带到三弟的病房，我可怜的三弟正挂着吊瓶，虚弱地躺在病床上。他看起来真是瘦了许多，我们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曾经活蹦乱跳的三弟，他脸上好看的双眼皮在昏黄的灯光下抖动着，看来他睡得并不安稳。

我们推了推三弟，三弟见我们来了，挣扎着坐起来，一句话还没有说，眼泪就开始流。

是心里埋怨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到吗？

还是久盼的家人到来后的安慰？

我抱着他，他身子很轻很轻，瘦骨嶙峋的，好像一碰就碎了。我紧紧抱着他，他的心跳和我的心跳一样，在怦怦跃动。如果不是他苍白瘦削的面孔，不是这间冷冰冰的病房提醒，我很怀疑：眼前这个青年小伙子是一个病人？真的是我的三弟？

我们三个抱头痛哭。过了一会儿，三弟心情开始平静下来，瞪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哽咽地问：“二哥、小弟你们吃饭了吗？”

我点点头，说：“吃了。”

三弟放心地点点头，对我说：“我可能没有很长时间了，还没来得及报答你们啊！”三弟说不下去了，我给他擦干眼泪，泣不成声：“傻弟弟啊，还说什么报答啊，你好好的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报答啊！”

说着说着我放声大哭起来，小弟弟也是泣不成声。三弟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这是医院，你们都别哭了……”

三弟又擦了擦我的眼泪，继续说道：“哥哥，趁着天气晴朗，我们出去走走，照几张相吧！”

医院后面有一个喷水池，里面种了睡莲，中间有一个鲤鱼造型的假山石，鱼嘴朝天噘起，从里面缓缓地喷出水来。我们找了一个照相师，在医院里拍了很多照片，可当时照相馆由于技术的原因，底片多数都报废了，只为我们洗成了一张我们哥仨在喷水池前照的照片，而这一张照片成了三弟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印记，也成为了他留在我心中永恒的记忆。

我和小弟在医院住了几天，身上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大哥闻讯，也带着些钱从遥远的东北辗转赶过来。我看三弟躺在病床上只是发烧跟咳嗽，嗓子里像扯了一个大风箱，一声咳嗽一口长痰，不像有不治之症的模样。心里多少不再那么紧张，便让大哥和小弟留下来照顾三弟，自己先回去准备把车卖掉，换成钱再回来接三弟回家治疗。

主意已定，我跟三弟说好，等把车卖了就回来接他。他心思沉重地看着我收拾行李，张张嘴似乎有什么心事跟我说，但直到我离开了医院，他都没有说出口。

我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最后的永别！

我从来都没有料到，最后一次碰面竟然是这样仓促，他是带着未竟的心事走的，我这一辈子都无法触摸到他弥留之际的隐秘，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和长久的悔恨。

我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在弟弟最需要的时刻留在他身边照顾他，伺候他，安慰他。如果我知道这将是我们弟兄俩最后一次见面，纵有千千万万个理由让我回老家，我也会留在他身边陪他守着人生最后的时光，只因为——他是我的三弟。

回到家，我把车挂上一个出售的牌子，天天在集市上等着买主。那时村办企业多，个体单干的少；大部分人还没见过车，也不会开车。有的人走上前来询问价格，听到那几千块钱的数字（废铁价），都瞠目结舌，摇摇头走了。当时，三千来块钱就能买到平度市位置最好的一处楼房，大家都捂着钱，轻易不花。

一天我从集市上疲惫不堪地回家，突然李书记到我家，说是重庆那边的电话。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李书记家，听到电话那端的三弟，隐忍着哭泣，声音虚弱得可怜，他问我：“哥，我现在不发烧了，你不想我吗？怎么还不来？”

我听了，放了心，安慰说：“哥这边事情马上忙完，一忙完就过去。”

又过了两天，又接到三弟的电话，这次他在电话那头哭泣着说：“哥，我感觉自己快好了，就是很想你，你不想我了吗？”

我鼻子一酸，又安慰他说：“弟弟，你别害怕，再过几天我就去看你！”

接完第二个电话，又过了一周，那天我醒来，看了看床头的挂历，8月20日。一整天我提不起劲来，外面明明大晴的天，我心里却感到发慌。晌午，我突然接到电报：病危，速来！我脑子“嗡”的一下，这四个字就像晴天霹雳，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

坐客车，转火车，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我感觉我的躯体在火车上，心早就到了重庆。火车“哐且，哐且”又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在环山的怀抱中没了去路，停下了。我趔趔趄趄下了火车，腿都在发抖。那天重庆的雨下得格外大，眼前一片模糊，我不知道是眼泪还是雨水。弟弟你可得等着我啊，哥哥马上就来了！这样想着，我的心一阵酸楚。越过一拨又一拨人群，我像一片浮萍不知怎么漂出了车站，山城重庆天地间全是山，我竟一时恍惚突然找不到一条路。“扑通”一声，我不小心摔倒在地，跪在台阶上，又硬又冷的石头磕破了膝盖，鲜血直流，我再也绷不住，捂着脸失声大哭。

来来往往的人群，冷漠而疏离，没有人在意一个失魂落魄的异乡人的伤心而无助的哭泣，他们在雨中奔跑，你推我搡，把一切仓皇都留给这场大暴雨。

有一个赶驴车的人从这里经过，我哭着问他到医院得多少钱，赶驴车的说得十块钱。我哀求他说：从这里就到那个山头，三块钱行不行？他见诓我不得，三块钱也是钱，也许是见我可怜，只好硬着头皮拉我去医院。

三弟啊，你可要等着我啊，我已经来了，你朝思暮想的二哥来了！

下了车跑到医院，小弟已在医院停尸房等我，他哭得红肿的眼睛抬着头望着我，眼神里写满了哀怨和无助。他面前一张狭小的病床上躺着一具冷冰冰的尸体，头被白布覆盖着，只露出一双瘦小苍白的脚。

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眼前的就是我昔日的三弟啊。他怎么会那么瘦呢，怎么会那么小呢？

我摇着头，不敢相信，脸上眼泪纵横，我默默地走上前去拉那冷漠的白布。就在二十天前，我三弟还活着，还能笑，还能哭，还能跟我们一起拍照，给我们介绍重庆的好风光！怎么一下子，一点征兆都没有，人说没就没了？

我怎么能相信我三弟就这样走了？

我三弟还活着，他还活着，这个不是我三弟！

我绝望地拉开白布，心里祈愿着上苍这不是真的，但泪眼迷蒙里还是看到了三弟那熟悉的乌黑浓密的头发、俊朗的眉毛、漂亮的大眼睛还有苍白的嘴唇，这是我的三弟啊，天啊，这是我的三弟无疑了。

一路风尘仆仆，紧赶慢赶，终究还是来迟了一步！

“三弟啊，你不是想你二哥吗，你起来睁眼看看啊，你二哥来了，我来了啊！”我再也抑制不住地扑在他身上，握着他没有血色的手，拼命地推他，捶他，拉他站起来，可我的三弟啊，无论我怎样喊，怎样推他，他仍旧一动不动。我一下子跌坐在地，把脸埋在手掌里撕心裂肺地哭：“可怜的三弟啊，你是再也听不到二哥的声音了，你狠心不要你二哥了啊，你再也不会醒来了，对不起啊，弟弟啊，我来晚了，你二哥蠢啊，到底还是来晚了啊。可怜的弟弟啊！三弟啊，你醒醒啊，三弟！二哥来了啊！你不是最想二哥吗，三弟啊！”

“二哥，你别太难受了，你别哭了啊！三弟在天之灵……”小弟也说不下去了，他哭着抱着我，安慰我，可我们两个越安慰，越哭得厉害。大哥也上前去抱住我，三个人哭成一团。

待我们心情平复下来，我们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小弟一边哭，一边告诉我三弟去世时的情景。我这才知道原来就在发电报第二天中午，我的三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天上午，三弟突然开始发病，咳嗽得说不出话来，一张小脸憋得通红，嗓子里像噎了一口痰，简直要喘不过气来了。小弟焦急地叫着：三哥，三哥！见三哥还是喘不上来气，赶紧去喊大夫。

不一会儿院长带几个护士赶来了，测了测体温，37.4度，不发烧；他跟身边的护士说了句什么，护士慌慌张张地走出去准备药物。又要打点滴！小弟哭着哀求院长说：“大夫，我三哥喘不上来气，先帮他顺顺气，让他喘口气吧！”

院长皱着眉头，说：“你先出去，我懂怎么治疗，你不要在这里碍事！”

三弟看着小弟，摆摆手，想说什么话，却被一口痰憋着说不出来。院长紧紧抓住他的手，说：“你先不要说，什么都不要说。”

三弟直直地看着院长，脸上露出惨白的笑，顺从地点点头：“哦，我不说，什么也不说，我明白。”

还没等护士回来，院长握着的三弟的手没有一丝力气地松了，他一下子往后仰去。

小弟和大哥扑过去，可是他的好兄弟已经没了呼吸。病房内一片安静，小弟怀疑地看着站在一旁的院长，一边哭，一边拉着他整齐的衣服，声嘶力竭地喊：“你赶紧救救我三哥，我三哥还没死！他还活着！”

护士拦着发疯一般的小弟，院长转过头，对大哥和小弟淡淡地说：“你们家属预备后事吧！人已经走了。”

“你胡说，我三哥还没死，你们要赶紧救救他啊，求求你们了！”小弟给大夫跪下来了，可那些医生还是摇摇头，走了。

这事有点蹊跷。我来到院长办公室，敲开门，院长正埋头在一堆文件里，见我们来，他转过头来，示意我们坐下，礼节性地问我们有什么事。

我跟他谈了谈三弟最后的病情，以及整个治疗过程用了些什么药等。院长一边翻三弟病例，一边回答了我的疑问。我说：“大夫，我三弟是血癌吗，我上次回去就是联系了当地医院，想把三弟接过去治疗。你看他只是咳嗽，一点没有血癌的症状，既没起红点，也不出血，没有发烧，只是呼吸困难。你们这个诊断我真的很难接受！”

院长难以置信地望着我，沉吟良久，才说：“是不是血癌，我们医院也只是探索性治疗，你弟弟这个病，其实我们也没什么把握。”

“大夫，这样吧，你们写个证明吧！你们写个证明，我明天就带我弟弟回家。”我万分悲痛地说。

拿着医院开具的“白血病证明”，我让当时所有给三弟诊治的大夫都签了字。这张证明上写明了三弟患病症状和诊疗过程。后来，我的家庭条件稍微好一些，我将这张证明和三弟基本情况联系了多家肿瘤医院，经过多位专家反反复复分析后，无不痛惜地说：“根据你三弟的患病症状分析，应该不是白血病，应该是缺血性肺病，这种病在1985年也并不是不治之症。哎，只怪当时我国医疗水平有限啊！一条生命啊！”

停尸三天，第四天，我联系了当地火葬场，没有想到，那么善良懂事的三弟最后这样孤独地零落异乡。早知这样，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三弟来重庆上大学了！我宁愿他在老家守着贫穷的日子，什么事都不做，只要他还活着！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先把三弟的骨灰盒寄存在火葬场，接着和小弟来到三弟曾经学习的地方，我们在他的校园里走了一圈，以前我三弟还活着，他带我们参观学校；现在他走了，我们走过他以前走的路，到他教室里坐一会儿，却再也无心观看这里的风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铭记这里的一切，因为三弟曾经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以后，我们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三弟活着的时候住在学校3号楼325房间，我们敲了敲他宿舍的门，宿舍里一共四张铁床，其中只有一个学生在宿舍里休息，其他两位同学还没来。打开门，听到我们是张书良的家人，也听到三弟的噩耗，这位同学眼睛里含着泪花抱了抱我们，他带我们走到三弟曾经睡的床铺，又到开水房帮我们打了热水，帮我们收拾三弟的东西。

三弟的东西实在不多，简简单单两床薄被褥，两双白球鞋，几身衣服，一枚校徽，大部分都是书和学习材料。我们从床底下将他的行李箱拉出来，预备将这些东西全装进去，都拉回家。

我打开箱子，看到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我曾经给他寄来的信，我一封一封重新打开，一个字一个字读，我心里懊悔极了，怎么以前自己说话这么生硬，怎么没有再多多宽慰他，多说一些疼爱的话呢？这样想着，我的眼泪就一滴一滴打在信纸上，晕染了上面的墨水，一朵一朵晕开的字，就像窗外一朵朵飞快翻滚远走的乌云。

我又从箱子最底层找到了一堆零钱：五毛的、一块的、两块的、五块的。我难过极了，再也止不住失声痛哭：我曾经给他寄的钱，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花。

我痛心地扶着他曾经睡过的铁床，禁不住泪流不止。这张冰冷、坚硬、沉默的睡床，以前我三弟活着时，它也曾感受过三弟的呼吸和体温，聆听过三弟朗朗的读书声和写字的沙沙声。

现在，这一切都太迟了，我三弟再也回不来了！

午夜梦回，多少往事悠悠。

多少次，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一个人坐在窗前的沙发椅上，点燃一支烟，随着烟头的一明一灭，缭绕的烟雾飘散，我不禁又想起我的三弟——书良，那个跟我一同长大、为人友善、品学兼优的少年。

三十多年了，我的三弟书良距今已经离开我有三十多年了。

光阴荏苒，早已物是人非，个中的沧桑和幸福、甜与苦，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去回味，去感喟？童年时所受的累，所吃的苦，和书良弟弟相依为命的日子仿佛还在昨天，仿佛不过弹指一挥间。我始终觉得我的三弟书良还没有离我而去，那个活了二十多年的三弟，一直就待在我的身边。我不愿意去相信，我的三弟书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只能生活在我的记忆里了；可我，不得不去相信这个事实——他确实已经离开我，他的灵魂已经安然地去了，去了另一个天与地泯、悲与喜无的地方。

童年旧事还历历在目，每当我陷在回忆里，我的脸上就禁不住荡漾着幸福的笑容。我仿佛看到他一脸笑呵呵的模样，轻快地跑到我的面前，还是那样一副弱小的身板，还穿着那一身白色运动服，还是那样的青春和潇洒，他还那样亲切地喊我一声“二哥”。可待我充满渴望地走过去，轻轻呼唤一声“书良”，禁不住想要抚摸一下他的面庞，想要拥抱他的时候，我弟弟的身影一下子幻化成四散迸溅的星星点点，不过瞬间，我的三弟书良便从我眼前消失了。

我的三弟已经离开我了，他真的已经离我而去了！

我和小弟把三弟从重庆接回来，找到舅舅，联系村里择了日子，把他的骨灰连同他的书一同埋葬在母亲身边。

生前三弟最放心不下的便是母亲，母亲生前最疼爱的也是他，现在他们再也不用分开了，三弟再也不用奔波千里去遥远的地方读书，母亲再也不用牵挂他。如果泉下有灵，在那个无病无灾的彼岸，三弟一定又在为母亲读书了吧？

看着舅舅和村里几个好心人帮着出殡，下葬，我抱着穿着白色丧服的儿子将泥盆摔得粉碎，散落的碎片一下一下扎在我的心房上，疼得我喘不动气。怀里的儿子抱着三弟的遗照也大哭起来，我们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头，走过我们经常走的那条大马路、那条村河、那片田地、那一片片树林。我踉跄地走着，几乎站立不住，小弟搀扶着我，但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总觉得这一幕是那么不真实。

远处的彩霞绮丽，一只大雁孤独得不知该飞往何方，我呆呆地站在新坟前，恍恍惚惚地产生了一个错觉：我的三弟还活着，我的三弟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

不知道怎么回的村子，怎么谢过来帮忙的人，那一天留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场无声而杂乱的电影。

无数个白天黑夜，听着李云抱着儿子在炕上咿咿呀呀学语，我坐在桌前提起笔来，突然想起要给三弟写信。可等我铺好信纸，却一下子凄惨地想到了这个事实，我再也难掩心中难过，伏在桌子上身体一起一伏：我的三弟已经离开我了。

三弟走了，他把我的半条命带走了。一连几个月，我几乎三餐难食，脸色憔悴，形容枯槁，瘦得很厉害。我无心做生意，索性不再出门。可每当我在家里听到门外邮递员那熟悉的骑车送信的声音，每一次我总忍不住跑出门外，拦着他，希冀地问：“有我的信吗？有重庆寄来的信吗？”

一次次，我万分失落地走回家，关上门，就是再强劲的风也吹不走我心底无尽的忧伤和浓烈的怀念。

这年春节前，大哥携家带口站在了我的面前。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站了五六分钟，而后相拥而泣。大哥回来了，一大家子人又开始了忙碌的日子，这也让我渐渐从苦闷的生活阴影里走了出来。

转眼到了来年春天，我的那辆车停在门口早上了一层锈。门口的大树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车上，我看着屋内李云依旧沉默地忙里忙外，我怜爱地看着她消瘦的身影，不知为何，我忽然释然了：我要是个男人，就不应该自暴自弃了，我得为了这个家，换个活法了。

欠银行的两万多块钱，每天都在产生着新的利息，我必须先把欠的钱还上。这个车，我以后不会再开了，它毕竟承载了我太多伤心而痛苦的记忆。我花两万三买的这辆车，开了没几天，我想两万二卖掉。有几个买家以为价格可以商量，大部分想出一万五、一万七买走。我回绝了他们。三弟在世时，我几千块就想卖的车，没人买；现在弟弟走了，没有两万二，我坚决不会卖，我一分钱都不会再降了。

当时附近村李戈庄里有个小名叫“七月”的单身汉，他原来有一份好工作，也有老婆和孩子，其乐融融一家人。可他没事经常喝酒，一喝酒就上瘾，次次喝得不省人事，不着家。他媳妇每逢他喝酒就头疼，经常半夜三更出去找，每次他不是躺在大马路上口吐酒沫，任由身边的汽车呼啸而过，就是抱着一棵树站着睡得稀里糊涂。长此以往，媳妇受不了，干脆办了离婚手续，收拾细软带着孩子离开他。媳妇不在，从此再无人管他，他越发喝得凶了。

嗜酒到如此地步，也算奇人一个！

当时平度还有一个大名人，人称“田总”。此人曾因犯事被判了刑，坐了几年牢。出狱后，他利用父亲任天津某外贸公司总经理之职的便利，以极低的价格将该公司出品的玻璃杯子运来平度，以每个杯子三五十倍的利润进行零售，很快就发了家，成为在平度叱咤风云的人物。

田总听了七月的事后，对他很好奇，就让他来自己的饭店帮忙。能给平度大户打工，七月当然很高兴，他对田总说：“田总，我不要工钱，安安分分给你干，你只要管够我'苞米香’就行了！”“苞米香”是平度当地自产的一种粮食酒，一瓶七八毛钱，售价低廉，闻言，田总更觉得此人出奇。

一天我走出大门，正好碰上七月迎面而来，他一条腿支着，另一条腿抖着，笑嘻嘻地问我：“这是谁的大车，放路上？”

我打趣说这是自己的车，说：“怎么了，七月，有想法？”

“哦，这是书林你的车啊！”他嘴巴酒气熏天，说，“你的车，那我不跟你干仗了！书林，我现在在田总那里干，有时间去玩！”

我半信半疑：“你认识田总？那可是大人物啊！”

“不仅认识，他还管我酒！”七月牛气地说。

“那你抽空跟他说说，我这辆车要卖了，你要跟他说了，我回头管你顿酒！”我冲他喊道，看着他晃晃悠悠的身影，我就说了一句玩笑话，心里也没抱什么希望。

哪知第二天，一个戴着墨镜，穿着大皮靴的人骑着一辆很拉风的摩托车来到我家。

停了摩托车，他仰着脸问我：“你就是张书林？”

我说是。

他说：“你好，我姓田。”

我一听田总来了，赶紧让进屋，给他泡了一壶茶，我对他说：“田总，你可是平度的大人物了，今天你能来我家，我真是蓬荜生辉，三生有幸！”

田总也不含糊，我们客套了一阵，他就直接跟我说了：“大老弟，你这个车我要不合适，你看看价格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把我自己的基本情况，还有三弟去世的情况跟他讲了讲，他听了，也是唏嘘不已。最后，他说：“你带我先去看看车。”

我带他来到大车旁，我们上了车，他开着出了村试了试，又开回门口。对我说：“大老弟，这样，明天我牵头，西关村要成立一个村办企业，到时候我介绍你和西关村的书记、村主任认识认识，他们需要车，这事你就放心吧，我帮你把车卖了！”

第二天我在家等着，到了中午，七月叫我去西关村的一个饭店。我来到时，发现田总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也在场。落了座，田总郑重介绍了一下，我这才意识到坐在对面的这两个瘦高的汉子原来就是西关村的村书记和村主任，而在我右边的就是西关村的会计。

村支书开门见山：“书林，我听田总说了你的事，我们最近要开个厂子，你的车我们也想买，可是村里现在没钱了，我们得贷款才能买啊！”

我一听，这事好办，我就把自己曾经怎么办理的贷款跟他们说了说。他们听后，拍着大腿说：“田总说你的车还行，我们心里就有数了。看来你的车就是专门等着我们哩！”

就这样我的车以两万二的价格卖出去了。卖了车，我先把银行贷款还上，还剩了一笔钱。

找了一个好天气，我买了五块钱的猪头肉，炸了一盘花生米，拌了一碗黄瓜，买了一提苞米香酒，请来七月，兑现了当时的承诺。另外，我还额外给了他二十块钱，算作我的谢礼。

卖了车，这也算是为我的过去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一个人若已到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赖的时候，逆境会使弱者失败，也更能造就强者，风雨后往往会变得更坚强。我望着窗外渐渐升起的朝阳，突然发现似乎好久没有被太阳温暖过了。在这个宁静的清晨，我听着门外孩童你追我打的嬉戏声，院里自己儿子的笑声，屋顶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混杂在一起，一片祥和，我想，这是美好的生活在向我招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