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西方汉学的重要窗口 ——《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出版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对中国出土文献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许是周至县）的农民在挖土时发现了一块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大字，下部刻有长达1780个汉字的铭文。除了汉字以外，碑脚及左右碑侧另交错刻有古叙利亚文及汉文。碑铭刻于唐建中二年（781年），叙述了景教在唐代146 年的历史和基本教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灭佛运动，景教受到牵连，《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埋于地下。七百多年后，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况大不一样，当时天主教已进入了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之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天主教教徒的兴趣，将碑铭拓本送给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铭内容介绍给了天主教耶稣会葡萄牙籍传教士谢务禄（AlvaroSEMEDO，1585—1658，又名曾德昭）。据谢务禄记载，他在崇祯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亲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把铭文译为了葡萄牙文，运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译文就已经抵达了驻罗马耶稣会的总会。在罗马，碑铭又被译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铭被著名的耶稣会信徒基尔施（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又名阿塔纳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ProdromusCoptussive Aegyptiacus）里被首次提到。此后，他的名著《中国之图表》（China Illustrata，1678出版）里也载有两种不同的翻译。由此，欧洲各国的读书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许多驻华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汉学家都对之做了翻译和研究，包括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李雅各布（James LEGGE，1815—1897）、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等。

众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也许不必加上“之一”）。自从他于 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购买了上千卷敦煌写本之后，他的名字和中国出土文献就分不开了。谁都知道他坐在石窟里借蜡烛来阅读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敦煌写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对中国其他出土文献没有多少兴趣，几乎没有贡献。中国读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Marc AurelSTEIN，1862—1943)。他在中国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调查，除了购买了大量敦煌卷子，还将之带回伦敦，现收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废墟：中国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与地理探索的私人叙述》里还首次公布了汉代简牍。斯坦因对中国简牍学不无贡献。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书籍，这使他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对中国出土文献的研究始于斯坦因和伯希和抵达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长期驻华的传教士方法敛（Frank H.CHALFANT，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国匹兹堡，在匹兹堡卡内基图书馆做了一次学术演讲，给西方学术界打开了一个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国早期书写》里，方法敛对《说文解字》的六书做了相当详尽的说明，还引用了两种出土文献作为例证。一个是青铜器铭文的《散氏盘》，这是西方学术界第一次引用铜器铭文作为历史语言证据。更引起大众注意的是，方法敛在这次演讲里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刚刚发现的甲骨卜辞。在《中国早期书写》里，他还引用了十几张图画来介绍自己收集的甲骨。

从一百多年以后的角度来看方法敛对《散氏盘》铭文和甲骨卜辞的理解，可以发现错误实在很多。然而，在给西方汉学家开辟一个新的学科方面，他的贡献不可否认。本书即对方法敛以后一百多年的西方汉学家有关中国出土文献的研究做一个综览。遗憾的是，本书未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铭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写本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这两种文献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与研究，众多研究成果远远超过了作者的学术知识。然而，书中除了方法敛介绍的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以外，还会对斯坦因介绍的古代简牍和帛书写本做一个综览，另外对石刻也将做出介绍，希望中国读者会发现一些其从来未知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