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爱江山不爱荔枝的皇帝

每次吃荔枝，我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觉得大自然真神奇，造出这种“色香味形”四美皆具的水果。荔枝堪称最好的水果。是不是“好水果”有两个标准，一是好吃，二是不能多吃。我发现世界上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多吃，比如红烧肉，不能顿顿都吃。好吃离不开“甘脆肥浓”，但“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不宜像白米饭一样无日无之。所以这两条也是判断入口之物是不是“好”的标准。

荔枝的好吃无可争辩。白居易说荔枝“嚼疑天上味，嗅异世间香”。他写过许多荔枝诗。对一种水果喜欢到为它写诗，跟喜欢一个女孩给她写诗差不多是一样的。我并没有把女孩看作水果的意思。事实上，的确有很多人有这种习惯，比如说姑娘像水蜜桃，女孩的脸蛋像苹果、嘴巴像樱桃、眼睛像杏仁，还有别的什么像菠萝、木瓜、西瓜……不一而足。一个女孩从街上婀娜而过，在男人眼里成了一个流动的“生鲜果摊”，折射出中国“食文化”的博大渊深。

并不是只有白居易这么盛赞荔枝。宋代的书法家蔡襄——他的堂侄就是大名鼎鼎的“争议人物”蔡京——也说：“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随便在历史的树下弯一下腰，就能把喜欢吃荔枝的文人骚客捡一箩筐：杜甫、杜牧、范成大、苏东坡、张籍、文征明、齐白石……荔枝性燥，“一只荔枝三把火”，本不宜多吃，文人却不理这个茬，嗜荔不要命。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足够让人咋舌，齐白石还要猛，他的观点跟我一样，“果实之味，唯荔枝最美”，白石老人声称“荔枝日食三千颗，好梦无由续广州”，他真应该取个宝号：“十倍东坡食荔居士”。说个故事：我读小学时有村民打赌，两人面前摆了一大筐荔枝，像两只母鸡啄米，手不停，嘴不止，吃到最后，上进下出，小便滴嗒不止。

荔枝生于热带，对气候要求高，对土壤要求相对低，所以广东、广西、福建的山坡、道旁，红荔点点，状如繁星，是常见的景色，平头百姓既可饱眼福，也可饱口福。我感到特别不可思议的是，荔枝这么美丽娇贵的水果，竟然和狗肉搭在一起，形成“夏至吃狗肉荔枝”的风俗。须知狗肉是上不了台面的，但荔枝却是历朝历代的贡品。

说到贡品，没吃过荔枝的人，恐怕也背得出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个叫“杨玉环”的村女敢跟唐玄宗“摆谱”：“必须满足我吃新鲜荔枝的心愿，才肯嫁你！”不过这要能难住那位风流天子，这皇帝也白当了。为了这“生则同襟死同穴”的爱情，唐玄宗下令在涪州建荔枝园，专门修了一条从涪州到西安的“荔枝专线”，沿途的“邮政所”换人换马，日行八百里，接力将新鲜荔枝从四川送到西安，史书上对此的记载是：“七日七夜至京，人马毙于路者甚众。”（《方舆纪胜》）

荔枝是热带水果，比杨贵妃还娇气。“特级品荔师”白居易总结“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则色香味尽去矣”。幸亏杨贵妃不知道北海合浦“鸡嘴荔”的名头，不然恐怕死人死马更多。皇帝为一时口福，残民如斯！历史讲观感，“盛唐气象”的“大叙事”，难免因这样的历史“小叙事”打了大折扣，让人明白在“家天下”的背景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道理。到了宋代，那个以“瘦金体”出名的宋徽宗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唐玄宗做得“太超过”，想吃荔枝的他从福建将荔枝树移植到皇宫后苑（“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枝丹”）。历史上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这样的蠢事堪为佐证。

（传说中的“荔枝栈道）

倒也有真正懂事的皇帝。从汉武帝设合浦郡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起，岭南就开始进贡荔枝和龙眼，也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继路”，现在的郴州临武是进贡的必经之路，公元103年，于心不忍的临武县长唐羌给皇帝刘肇写了一封信，先是说了一通南方天气炎热，毒虫猛兽又多，伤人无算，跟皇帝说了两个理由： 一，贪嘴算不上皇帝的美德；二，荔枝、龙眼这东东不能延年益寿。这位时年25岁的皇帝不怒而喜，从善如流，当即降旨废了荔贡。

但唐羌可能自己觉得后怕，龙颜有悦，但龙心难测，皇帝“勿复受献”的诏书一下，就自己把乌纱帽掼了。人们常常说，历史是公平的。其实历史并不公平，无论是“知名度”还是“美誉度”，汉和帝刘肇远远不及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不如风流成性的李隆基和舞文弄墨的赵佶。不好说历史上籍籍无名的皇帝都比威名赫赫的更好，但皇帝的籍籍无名背后，也许恰恰是当时无为而治下民众的安宁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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