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国汉语辞书外译工作
充分认识辞书外译的必要性
我国辞书如林，辞书事业可谓历史悠久。然而，这些辞书中有世界影响力的并不多。A History of Foreign Language Dictionaries的作者R．L．Collison曾说：“大约两千多年前，辞典编纂在中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其所取得的辞典成就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却一直不为西方所知晓。”
我国曾经制定并实施了两次国家级的辞书规划：首次全国辞书规划（1975—1985）和第二次全国辞书规划（1988—2000）。在这两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外语类辞书规划均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而我国汉语辞书外译情况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不仅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辞书和辞书理论，也需要推介自己先进的辞书和辞书理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提就是汉字汉语“走出去”，而汉字汉语“走出去”则离不开让中国辞书“走出去”。国内不少单位成立了“翻译与词典学研究中心”“翻译与词典研究所”等机构，但是他们的成果大都集中于翻译国外著名辞书和辞书学理论。因此，中国辉煌辞典文化的对外推介工作亟待加强。
根据辞书特点选择翻译理论
运用多模态翻译理论加强近现代汉语辞书外译。近现代所编的汉语辞书有的已经开始注重外译尤其是英译。此外，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也有很多注重英译工作，虽然在具体操作中难以摆脱内向型辞书的编纂理念，大多数词典只是内向型词典的缩写本或是翻译本，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但注意英译还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也有别的语种外译，但是与英语外译相比数量要少很多。
近现代汉语辞书外译应该适应新时代，注重针对性、体验性与实用性，形式要丰富多彩，要多模态进行意义翻译传达与风格再现，以满足大家对汉语辞书的多种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多模态获取、检索、分析和使用辞书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近现代汉语辞书外译需要从理论上寻找、归纳与梳理不同模态意义的生成规律，进行适用性改造，探索译文中多模态信息传达的途径、策略与方法。
运用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理论加强中国古代汉语辞书外译。我国古代辞书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释名》《玉篇》《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等，很早就受到国外关注，已有多语种译介研究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国内却很少有人进行关注和研究，古代汉语辞书外译的情况值得深入挖掘。
相对于近现代汉语辞书，古代汉语辞书外译需求主要还是集中在有需要的圈子里，普通人感兴趣的还不太多。由于古代汉语辞书的特点，书中许多词语具有多重含义，给译者带来更多挑战。为了便于国外读者理解，古代汉语辞书译介中往往含有大量的阐释性文本材料，比如脚注、尾注、序言、按语、文内释义、文外说明等。通过丰富的注释，文内文外增加很多解释性文字，译介者为读者理解古代汉语辞书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信息，这属于典型的厚翻译。美国非裔学者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将“厚翻译”定义为：“寻求通过阐释和相关注释在内涵丰富的文化语言语境中定位文本的翻译。”鉴于古代汉语辞书本身的典籍特点以及它在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译介者采用译语文本包含大量阐释性文本材料，为读者提供背景知识信息，从而引起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关注和兴趣的厚翻译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也可以用别的翻译理论，古代汉语辞书外译也应该注重实用性，比如英国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900）的《说文解字》相关译介研究著作，重点不是理论探讨而是实践分析，这是由其目的决定的，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帮助外国人从字源方面更好地掌握汉语汉字。
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互相促进
在中国汉语辞书外译过程中还需要加强相关研究意识，翻译和研究同时进行。不仅要研究汉语辞书自身文本具体翻译，也要关注如何译介汉语辞书相关的背景影响、文化内涵、历代研究等。这需要综合运用语言学、文化、译者、读者等相关的多种翻译理论对中国汉语辞书外译进行研究。目前学者对词典译介已有所研究，比如孙迎春对词典译介提出四大具体的标准，但是专门的中国汉语辞书外译标准、原则、方法等与外国辞书汉译既有共性也有区别，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思考，根据实际需要加强中国辞书外译专门研究。中国汉语辞书外译还有很多现象值得研究，比如翻译过程中具体疑难字词考证、某部汉语辞书甚至整体中国辞书外译历史梳理、汉语辞书译介传播过程中的跨文化特点、现代科技对中国汉语辞书外译的影响等等，这些都可以大大拓宽辞书研究与翻译研究领域。
目前国内研究辞书译介的文章大都是谈论国外辞书如何译介到国内，这不利于中国汉语辞书外译，因此需要综合运用各种翻译理论进一步加强我国汉语辞书外译情况研究，深化对汉语辞书外译意义的认识。
丰富中国汉语辞书跨文化译介传播的方式。中国汉语辞书外译应当具有全球视野与跨文化传播意识，在方法上不拘一格，统筹兼顾，将汉语辞书文化内涵译介出来，这样才是真正成功的译介。中国汉语辞书跨文化译介传播方式，除了传统媒体传统译者针对某些中国辞书的外译出版之外，还应该把传播渠道多样化。比如，可通过跨文化教学进行中国汉语辞书译介；通过跨文化交流与多国学者合作进行中国汉语辞书译介研究；通过电子化新媒体等用外文译介传播中国汉语辞书，多渠道开展电子化项目等。
外译语种不应局限于英语。我们需要积极推进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汉语辞书的多语种外译工作，比如《现代汉语词典》不但出汉英双语版，也陆续启动格鲁吉亚语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波斯语版等翻译工作。当然，考虑到语言影响力、实际需要以及相关翻译人才等因素，中国历代汉语辞书还是要优先推进英译工作，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强多语种外译、转译，扩大跨文化译介传播影响力。
重视辞书在构筑强国梦中的激励作用。近年来有国人提出“辞书强国”的主张，认为加强中国辞书外译对我们实现“辞书强国”梦很有意义。李宇明教授谈到了“辞书强国”的两个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看本国辞书有多大的国际市场；第二个标准是看有没有世界领域的经典样本。
实际上，目前中国汉语辞书外译的情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汉语作为全世界“应用力”排名第二的国际语言的地位很不相称。为了实现辞书强国梦，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外国学者去做汉语辞书外译的工作，中国学者更应该主动积极地参与其中，努力推进中国汉语辞书外译与研究。现在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和国外出版社用外文发表或出版的有关中国汉语辞书的文章或专著越来越多，体现了中国学者为构筑辞书强国梦所作出的努力。
（作者单位：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