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马礼逊英译《红楼梦》手稿研究
《红楼梦》的首次英译归功于第一位英国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最早提供这一学术信息的是英国汉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闵福德（John Minford）。
马礼逊
2009年，闵福德教授在为乔利（H. Bencraft Joly，1857-1898）撰写的英译《红楼梦》再版“前言”中说：香港博士生Ms. Amy Ko研究马礼逊时，发现了一封书信，大约写于1812年前后，至今未刊。信后附有一篇《红楼梦》译文，是目前所见《红楼梦》最早节译文。
马礼逊是与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同时代的人，他的翻译用的是现代英文，他对中文的掌握也很全面。所译内容出自《红楼梦》第四回，讲的是少女英莲被拐、污吏贾雨村贪腐以及恶少薛蟠出逃的故事，其译文流畅而又准确[1]。
2012年，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葛锐（Ronald Gray）在《道阻且长：<红楼梦>英译史的几点思考》一文中重申了这一学术发现，同时指出：“此事令人惊异之处在于：这项翻译发生于1812年——距离中国国内《红楼梦》的首次出版仅仅20年。”[2]
1812年是嘉庆十七年，距离乾隆五十六年（1791）《红楼梦》首刊本“程甲本”问世大约二十余年，由此可见，这部文学巨著是被作为“本朝”作品或“当代小说”得到译介，时间之早确实令人讶异。
马礼逊手稿是《红楼梦》英译之嚆矢，学界梳理《红楼梦》翻译史时，大多会提及这一译稿，然而，由于手稿难以查找、译文字迹模糊等多方面原因，迄今为止，尚无一篇论文对其进行全面研究，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契机。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本文根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收藏的第一手材料，考察了其资料来源、译介缘由、中文底本、译文特色，并结合《红楼梦》翻译史，阐明了这一译本的文化贡献。
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了国内罕见的东观阁本“文畬堂藏板”刻本，此刻本对于《红楼梦》版本学研究也有一定学术价值。
2012年，笔者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参观和翻阅过部分“马礼逊中文藏书”（The Morrison Chinese Library）。这些藏书是亚非学院图书馆的特色收藏，堪称镇馆之宝。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马礼逊中文藏书”宣传材料
马礼逊于1807年9月远赴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大量购买中国书籍。1823年返回英国时，带回一万卷汉籍，主要是1750—1820年间出版的木刻书，涉及中国历史、哲学、法律、医学、宗教等多个学科。
马礼逊原本想把这批图书捐献给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却因版税等问题被拒绝，只好临时存放在“伦敦布道会”。马礼逊去世后，这批藏书于1837年被刚成立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接受，1922年转入亚非学院。
1998年，伦敦大学魏安（Andrew C. West）教授系统整理了这批藏书，编著出版了《马礼逊藏书书目》（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为这批资料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马礼逊藏书书目》
笔者当时正在英国搜集经典小说的英译材料，懂得这批藏书的珍贵，只是尚不知马礼逊英译《红楼梦》手稿同样藏在亚非学院图书馆，并且已被制作成了缩微胶片。
2016年3月，日本关西大学召开“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八届国际学术大会”，来自中国台湾的著名马礼逊研究专家苏精教授做了题为《キリスト教宣教師史料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基调发言，文中再次提及马礼逊英译《红楼梦》手稿。
他说：“马礼逊翻译《圣经》受到后世许多研究者的注意，但是研究者普遍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他为了准备翻译《圣经》，曾经广泛练习对中文各种文类的英译。这些练习的作品一部分曾经出版，但还有很多手稿仍留在档案中，等待研究者挖掘利用，例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蕉窗十训》以及《论语》《红楼梦》的部分章节等等。”[3]
《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
根据苏精教授提供的线索，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购买的“伦敦布道会”缩微文献档案中，开始查找马礼逊英译《红楼梦》手稿，据说作为“附件”附录在一封书信后[4]。
1994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曾发布过《伦敦布道会档案指南》（Guide to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1764-1977），内容长达一百六十多页。
根据这一指南，马礼逊书信当在“中国南部来信”（13.4.1 South China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1803?]-1927）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购买的相关缩微文献，题名Missionary Archives on Asia，编号3585。
《伦敦布道会档案指南》
题名的微妙变化为检索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经过一番周折，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笔者在纸版目录索引第3页找到了相关来信的缩微胶片，共四百二十二张，总索引号H-2138，题名Incoming Letters 1803-1927。《红楼梦》译文和题解分别出现在第十四张和第十六张，索引号分别为3303182814和3303182897[5]。
1812年，马礼逊在伦敦出版了译著《中国通俗文献译稿》（Horæ Sinicæ: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其中翻译了《大学》（Ta-hio）、《三字经》（San-Tsi-King）等7种汉籍。
《中国通俗文献译稿》封面（1812）
马礼逊遗孀在《马礼逊回忆录》（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中说：这些译作只是他学习汉语时的翻译习作，不过为博人一粲，最初并无付梓之意。[6]最终得以出版，显然是得到了“伦敦布道会”的支持与资助。
该书“致辞”（Advertisement）中说：“下列译文所示汉籍作品，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已经得到了布道会董事们的确认，这些译文是译者（马礼逊）寄给他们的，在得到他们的许可后，而今得以出版。”[7]
《马礼逊回忆录》所刊图片（1839）
马礼逊或许当时正在翻译《红楼梦》，只是尚未完成，所以没能编入这部译著。
同年12月22日，马礼逊将最新翻译的各类译文再次寄给“伦敦布道会”，同时给该会秘书写了一封长信。阅读这封两百年前的长信可以得知，这次寄送的译文总共12篇，《红楼梦》译文就在其中，位列11。
马礼逊原拟出版《中国通俗文献译稿》续编，《红楼梦》译文或能为新著“提供乐趣”（which may afford some amusement）。然而，不知何故，这批译文最终没能出版，故此湮没至今，甚为可惜。
马礼逊在信中说，由于时间紧张，没能誊抄一遍，以修订其中的错误。可见，手稿是他的初译稿，故涂抹修改之处随处可见，尤其是“护官符”一段的翻译，辨读起来相当困难（参见。
马礼逊“护官符”翻译手稿
值得欣慰的是，在12篇译文中，与字迹漫漶的个别译文相比，《红楼梦》译文虽然潦草，但整篇译文尚可分辨，这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
马礼逊《红楼梦》译稿大约完成于1812年底，这部手稿虽然没能出版，却是《红楼梦》英译之嚆矢，在《红楼梦》西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马礼逊之所以翻译《红楼梦》，与这部作品的文体属性密切相关，这从他对《大学》与《红楼梦》二者的比较中即可看出。1812年，马礼逊出版的《中国通俗文献译稿》节译了《大学》中的部分内容；同年，翻译了《红楼梦》。
对于学习汉语的马礼逊来说，经书《大学》过于深奥，相比之下，小说《红楼梦》更为浅显。关于二者之间的取舍，他在1816年出版的《中文对话与单句》（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中有着明确表述。
《马礼逊传》
该书既是马礼逊初学汉语的翻译习作，也是为西方人量身定做的汉语教材。其中拟想了一段师生之间的对话，全文如下：
先生请坐，同我看书一会。请教，请问初学看甚么书为好？先学《大学》要紧。恐怕《大学》难明白，是否？其次念《红楼梦》甚好。《红楼梦》一本书，我未曾见，先生见过么？我没带来，如要看，我寄信到省取来送上你看。狠好，我多烦你寄信取来。领命。《红楼梦》书，有多少本？共二十本书。此书说的全是京话。（Rev. Robert Morrison,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 P. Thoms, 1816, pp. 64-66.）[8]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中文对话与单句》，但不知何故，多年来始终不能借阅。
笔者2008年赴美访学时，在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韩南教授（Patrick Hanan，1927-2014）的亲自导引下，于哈佛燕京图书馆首次读到该著，回国后撰写了《作为海外汉语教材的<红楼梦>》，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6辑，其中引用了上述文字，但由于当时时间紧张，抄录匆忙，个别文字出现错误。
2011年以来，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先后将该著做了数字化处理，目前通过谷歌图书等多种渠道，可以免费下载。
《中文对话与单句》在欧美图书馆的丰富收藏，说明这部书流传较广，对于19世纪的海外汉语学习，或许发挥过重要作用。
《中文对话与单句》
从以上对话可以得知，在马礼逊看来，相比于《大学》，《红楼梦》语言浅近，且是用“京话”写成。在当时，学习汉语，尤其是在帝都学习北方“京话”，是马礼逊等来华西士的梦想。
比如，1812年2月12日，马礼逊在给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1737-1801）的信中就曾说过：“最近一位官府之人来访，他提起您的名字，还说他记得您曾去过北京，又问我是否去过北京，当我回答说没有时，就像别人常问我的那样，他也问我怎么学会中国话的，他说如果我能去北京，只需几日，便能让每个后来可能会审问我的官员相信，我不过是个普通的中国学者。我猜想，北京的氛围该是学习汉语的最便利的地方。”[9]
由此可见，借助流行小说《红楼梦》学习“京话”，在当时是马礼逊的热切需求。
《中文对话与单句》全书以三十一段对话为核心内容，旨在通过不同生活场景的对话来学习汉语的字词与表达。
其中，第二十五段对话是对病人的问候，内容出自《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翻译的是该回开头袭人与宝玉之间的一段对话。始于“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止于“二则定要惊动别的人，不如由他去罢”。
《中文对话与单句》所译《红楼梦》（1816）
对于来华西士而言，通过宝玉探望袭人这一场景来学习相关的汉语表述，在现实生活中未必实用。但马礼逊对于《红楼梦》语言实用功能的开发，却可见出该作在当时的广泛传播与影响。
除了《红楼梦》，《中文对话与单句》还引用了《说唐后传》《英云梦传》两部小说中的对话场景，他对小说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1817年，马礼逊在其专著《中国一览》（A View of China）中，更加明确地表达了通过小说学习汉语的观点。
他说：“对一个欧洲人来说，没有中国人帮助，几乎不可能学好中文。下面的课业，对任何一个想学好这门语言的人来说，或许都是最好的。最初可以阅读一部小说作品（the works of fiction）。'小说’即'琐言’（small talk），它们并非全用白话（colloquial）写成。《好逑传》（The Happy Courtship）英文书名译作The Pleasing History，是白话的。《红楼梦》（Dreams of the Red Chamber）采用北京方言，也是白话的。”[10]
《中国一览》封面（1817）
《好逑传》在1719年就有东印度公司商人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的翻译手稿问世。1761年，英国德罗摩尔主教（Bishop of Dromore）帕西（Thomas Percy, 1729-1811）将它整理出版。
鉴于《好逑传》早有英译本出版，故而马礼逊提及该作不足为奇。他对《红楼梦》的发现与翻译，可谓先知先觉、别具慧眼。
马礼逊来华时，适值《红楼梦》开始风靡之时。“梦痴学人”说：“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家喜阅，处处争购，故《京师竹枝词》有云：'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11]
马礼逊来华后五年，就意识到这部小说的炙手可热，很自然地将之纳入汉语学习语料。故此，利用流行小说《红楼梦》学好“京话”，是他关注这部文学巨著的根本原因。
《马礼逊回忆录》
马礼逊英译《红楼梦》手稿全文共计十四页，翻译了《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前半部分内容，始于“如今且说贾雨村授了应天府”，止于“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就无甚话说了”。
考察译者所用原著底本，是研究译作的必要前提。根据以下四方面证据，笔者初步断定马礼逊所用《红楼梦》底本当是“文畬堂藏板”东观阁本。
第一，在相关学术研究方面，《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４辑所刊王雪娇论文《从马礼逊<华英字典>看<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早期传播》指出，马礼逊于1815—1823年间出版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大量采用《红楼梦》中的字词语句。
根据这些字词语句，作者认为马礼逊所用中文底本，为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书坊付梓重镌的《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12]。
其中，最典型的证据是《华英字典》第三部第211页“一僧一道是此书枢纽”，恰是东观阁本第一回正文“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的行间侧批。
《华英字典》
东观阁本是目前所知“程甲本”刊行后较早问世的刻有评语的版本，在《红楼梦》评点史上举足轻重。根据曹立波教授的统计，嘉庆十六年东观阁本系统著录有十二种刻本，马礼逊究竟使用的是哪个刻本，尚需进一步探究[13]。
第二，在相关图书著录方面，根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网站提供的信息，马礼逊1812年翻译《红楼梦》之前购得两种《红楼梦》版本，均为1811年出版，一个三匣二十册（20 fascs. in 3 vols.）；一个四匣二十四册（24 fascs. in 4 vols.）。“遗失图书查找”（Lost and Found）中注明，四匣24册版本已经遗失。
魏安编著的《马礼逊藏书书目》对保存下来的这部《红楼梦》有着详细著录：
Hongloumeng. 1811. RM 248.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 novel i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chapters. Originally written by Cao Xueqin (Cao Zhan, ?-1763). This edition revised and edited by Cheng Weiyuan (c. 1747-c. 1818) and Gao E (c. 1738-1805) in 1791-1792.
RM c. 357. h. 25. 20 fascs. in 3 vols. 17 cm.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清）曹雪芹（曹霑）著，（清）程伟元、高鹗补订。]
清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刻本，文畬堂藏板。
版式：版框 13.9×10.0公分；四周单边；10行22字，旁批；版心题《红楼梦》。
图像：像赞二十四幅。
扉页：镌“嘉庆辛未[16年]重镌；东观阁梓行，文畬堂藏板；《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扉页背面有东观阁主人识语。
序跋：程伟元序，乾隆辛亥（56年）高鹗序。（Andrew C. West,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8, p.278.）
“文畬堂藏板”第四回（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本）
联系此前《中文对话与单句》中马礼逊所言《红楼梦》“共二十本书”，保存下来的这部《红楼梦》正是三匣20册。
关于这一版本，一粟的《红楼梦书录》也有详细记载：
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重刊本，一百二十回。扉页题：“嘉庆辛未重镌，文畬堂藏板，东观阁梓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背后有题记。首程伟元序，高鹗序，次目录，次绣像二十四页，前图后赞。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二字。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一粟《红楼梦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文畬堂藏板”虽有著录，但在国内始终未见藏书，因此成为《红楼梦》罕见刻本，在著录、研究方面，常常出现错误，以讹传讹。比如，“文畬堂”常被写作“文畲堂”。
第三，在相关图书收藏方面，“文畬堂藏板”《红楼梦》至今保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索书号为“RM c.357.h.25”（参见[图9]）。
在伦敦大学卢荻教授的帮助下，笔者拿到了部分影印件，发现前十回留有明显的朱笔阅读痕迹，人名、地名、断句等均用朱笔标示，个别错字也用朱笔做了修正。
比如，“雨村看时，土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谚俗口碑”，阅者将“土”改为“上”。又如，“珍珠如士金如铁”，阅者将“士”改为“土”。十回以后没再出现朱笔阅读痕迹。虽然无法根据笔迹判断阅者就是马礼逊本人，但“文畬堂”刻本的发现甚为宝贵。
“文畬堂藏板”封面（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
除了伦敦大学，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藏有同一刻本，该馆对这一图书的著录（Notes），明确标明来自“伦敦布道会特藏”（Special Collection from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参见[图8]）。
2019年2月，学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澳大利亚藏本，显示了这一刻本的研究价值方兴未艾；伦敦大学藏本至今尚未影印出版，相信随着版本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刻本也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在相关中文文本方面，马礼逊所译《红楼梦》文字内容，在《华英字典》和《中文对话与单句》中均有保存。两相对比，《中文对话与单句》中出现的《红楼梦》片段不但字数多，而且内容集中，完整翻译了宝玉与袭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全文如下：
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命长。终是废人了。想起此言。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觉的滴下泪来。
宝玉见他哭了。也不觉心酸起来。因问道。你心里觉得怎么样。袭人勉强笑道。好好的。觉怎么呢。
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烫黄酒。要山羊血。黎
丸来。袭人抽他的手笑道。你这一闹不大紧。问起多少人来。倒抱怨我轻狂。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经明日你打发小子问问王太医去弄点子药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觉的。可不好。
宝玉见了有理。也只得罢了。向案上斟了茶来给袭人漱了口。袭人知宝玉心内也不安稳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则定要惊动别的人。不如由他去罢。（Robert Morrison,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1816, pp.194-200.）
以上断句仅用句号，完全照搬《中文对话与单句》的标点断句，除了“弄点子药吃吃就好了”，别的地方均无差误。
《红楼梦》各版本文字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黎
丸”在目前所见《红楼梦》版本中用字差别较大。程甲本、程乙本为“㠟洞丸”，列藏本为“牛黄丸”，庚辰本、己卯本、甲辰本、蒙府本、梦稿本、戚序本、舒序本为“黎洞丸”，唯有东观阁本为“黎
丸”，而且，“
”是“由”“同”二字组成，不少人误以为是“山”“同”二字组成，该字仅见于“文畬堂藏板”为代表的“东观阁本”系列刻本。
职是之故，我们有理由相信，马礼逊《中文对话与单句》所引《红楼梦》中文底本，当为东观阁本（参见[图10]）。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对话与单句》所引中文，与马礼逊藏书中发现的“文畬堂藏板”《红楼梦》相比，存在三处不同：
一是“袭人抽他的手笑道”一句，在“文畬堂藏板”中为“袭人抽了他的手笑道”；二是在“倒抱怨我轻狂”一句后，“文畬堂藏板”尚有“分明人不知道，倒闹得人知道了”一句；三是“宝玉见了有理”，在“文畬堂藏板”中为“宝玉听了有理”。以上三处不同，两处为漏字，一处用字不同，有可能是一时笔误所致。
马礼逊1812年翻译第四回时所用底本，与1816年翻译第三十一回时所用底本理应一样，故此，其手稿所用中文底本，当为东观阁本，而其藏书中发现的“文畬堂藏板”，恰是东观阁版本系统中的一个刻本，由此推测，马礼逊英译《红楼梦》手稿所用中文底本当是“文畬堂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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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马礼逊自1812年首次翻译《红楼梦》，到1823年出版《华英字典》第三部，前后十多年间，多次引用和译介《红楼梦》，他所收藏和使用的版本，均为东观阁本。
由对底本的考察，不仅发现了马礼逊译稿的中文依据，而且为学界找到了亚非学院收藏的稀见刻本，即“文畬堂藏板”，这个刻本因有朱笔修正，较之其他东观阁本，更有研究价值。
对比“文畬堂藏板”《红楼梦》，马礼逊译文在语言翻译方面，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由于英译《红楼梦》是马礼逊学习汉语的习作，所以，整体看来，“逐字直译”的特点非常显著。比如：
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压服口声也罢了。”
Yu-tsun laughing said: “It is not safe, it is not safe. Stop till I again think and think about it. If I can stop their mouths, it will be enough.”
为了保持中英文一一对应，马礼逊不惜重复翻译“不妥”与“斟酌”二词，致使译文读起来相当笨拙、生涩。这种“逐字直译”的翻译方法，在他此后的《红楼梦》英译中也有明显体现。比如，1816年出版的《中文对话与单句》所译袭人与宝玉的对话：
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
Sëǐh-jin, seeing that she vomited blood on the ground, became half cold.
马礼逊英译《红楼梦》题解与译文
作为一本汉语教材，《中文对话与单句》进一步放大了“逐字直译”的特点。该书在排版上就突出了汉语的中心地位。汉字居中竖排，左边是拼音，右边是英译词。
这种编排体例使中英文一一对应，无论是用词，还是语序，都亦步亦趋地遵从汉语表达习惯，由此使译文带上了明显的直译痕迹。
表面看来，译文似乎没有疏漏，但仔细读来，“冷了半截”原本是一种内心反应，直译为英文，很容易被理解成是一种身体感受。可见，“逐字直译”未必能够更为忠实地传达原著精神。
第二，马礼逊译文虽然通过“逐字直译”努力保持中英文语言形式的一致性，但却经常将“间接引语”改为“直接引语”，这是其译文的又一特色。比如：
我家小主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
My master said the third day from hence is a lucky day—on that day I’ll receive her into my house.
此句原著为“间接引语”，而马礼逊却在“接入门”前增加了主语“我”（I），由此，“接入门”这个动作的发出者只能是“小主”，“门”（house）也相应变成了“我家”（my house）。回译为中文，这句变成：“我家小主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那天我会把她接来我家。”由此，原文的“间接引语”被悄然转换为“直接引语”。
《马礼逊评传》
表面看来，这种转换有悖于马礼逊小心谨守的“逐字直译”，但若结合其翻译目的，这种转换也合情合理。究其原因，主要因为“直接引语”更能还原说话者的神情，给读者以直接的情感体验，相比于转述或陈述，人物之间的直接对话在现实生活中更有代入感。
同时，作为汉语学习语料，“直接引语”也更为实用，更有利于译者学习汉语，这或许是他大量将“间接引语”转换为“直接引语”的根本原因。
第三，与《大学》相比，《红楼梦》语言相对浅近，但诗词曲赋的翻译，依然给马礼逊造成了很大困惑。
他在《中国一览》中说：“对于初学汉语的人来说，每部分开头的诗歌阅读起来相当困难。所有关于人物服饰、居所的描写，以及门上、房间里题写的'匾额’也很困难。如果缺乏中国典籍知识，那些被称为'对子’或'对联’的句子，也同样莫名其妙。它们经常暗指某些人物、地方或事情，除非熟悉相关典故，否则会令人费解。但故事中提到的人物，他们的言行，一般说来比较容易。”[14]
这从他对“护官符”的翻译中即可见出。“护官符”具有寓意全文之大旨，写作时运用了谐音、双关、押韵、夸张、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将“四大家族”的富贵奢华刻画得淋漓尽致。如何用英语再现其修辞手法及内在意蕴，是每个译者都要面对的挑战。
《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
从手稿上相关内容的大片涂抹，不难看出马礼逊面对这首短诗时的笔头窘迫。就文体而言，马礼逊意识到“护官符”是一首用当地白话（in the colloquial dialect）创作的诗歌（a verse）。然而，在翻译时，他并没有采用韵文形式。以“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一句为例，19世纪三位译者的翻译存在明显差异（参见[表1]）。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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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 |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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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 |
Kea is not Kea (i.e., Mr Kea Sëĕ is not false), his Hall is built of white jades, His horses are go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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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腊 |
The house of Chia has riches untold, Its Halls are of jade, and its horses of Go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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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利 |
The “Jia” family is not “jia”, a myth; white jade form the Halls; gold compose their horses! |
马礼逊直接音译了“贾不假”，在后置括号内添加注释说“薛贾先生不是假的”，这一解读明显有误。包腊（Edward Charles Macintosh Bowra，1841-1874）和乔利的翻译，不但更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意蕴，而且还兼顾了诗歌节奏与韵律，包腊甚至直接采用了诗行的排列方式，他的翻译不仅颇为传神，读起来还朗朗上口。相比之下，马礼逊的译文不免粗糙浅陋。
第四，马礼逊使用的是19世纪的现代英语，某些译词颇能显示当时的社会风尚。其中，译者对于同性恋文化的理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五，中国封建社会断袖之癖盛行，曹雪芹对这一现象并不回避。《红楼梦》第四回说冯渊“酷爱男风，不甚好女色”。19世纪以来，不同译者对于“男风”一词的翻译有着巨大差异：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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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 |
酷爱男风，不甚好女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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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 |
He was much addicted to unnatural crimes and felt a dislike to wom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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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腊 |
He was excessively addicted to evil courses, and cared little for female beau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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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利 |
He had a strong penchant for men’s, and not much for women’s soci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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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斯 |
He was a confirmed queer and not interested in gir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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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 |
He was a confirmed queer and took no interest in women. |
由[表2]可见，马礼逊将“男风”译作unnatural crimes，包腊译作evil courses，二人用词均含贬义色彩，前者表示“变态的罪恶”，后者表示“邪恶的关系”。
相比之下，后面三人的用词则渐趋客观。乔利译作a strong penchant for men’s，意为“酷爱男性”；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和杨宪益译作a confirmed queer，意为“一个坚定的同性恋者”，进一步淡化了译者的感情色彩和褒贬态度。
《马礼逊小传》，广学会1935年刊行。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及马礼逊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其一，马礼逊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英国将同性恋视同犯罪予以严惩。1533年，英王亨利八世制定法律，对同性恋判处死刑。这一法律前后维持三百多年，直到1861年才宣布废止。
其二，《旧约·利未记》有云：“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15]作为一名传教士、一名神职人员，马礼逊深谙这一教旨，他对同性恋的态度可想而知。
第五，马礼逊翻译的个别词汇，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至今具有借鉴意义。“龙王”一词的翻译就颇具代表性。“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马礼逊将这两句译作：
There is another family whose building the palace of A-fang could not be a hundred miles in extent. At Kin-Ling there is an officer—the King of the Village Kin-ling—The Neptune of the Eastern Ocean when in want of a bed of gems applied to the King of Kin-ling for it.
回译为中文，意思是：“还有一户人家，其宫殿建筑阿房宫的面积，方圆不足一百英里。金陵有个官员，即金陵村的王。当东海的尼普顿缺少一张宝石做的床时，就向金陵王来索要。”在此，马礼逊误将金陵的“史家”与“王家”混为一谈。
《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
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其译文基本准确。在此，他将“龙王”译作“The Neptune of the Eastern Ocean”颇不寻常。
19世纪唯有马礼逊将“龙王”译作The Neptune of the Eastern Ocean。1868年，包腊译作the dragon King[16]；1892年，乔利译作the Lung Wang，King of the Dragons[17]。到了20世纪，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同样译作the Dragon King；牛津大学教授霍克斯另起炉灶，译作the King of the Ocean。
整体看来，将“龙”字译作dragon的情况较为普遍，而马礼逊却代之以Neptune。Neptune 指的是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尼普顿，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Poseidon），波塞冬是个威猛、强悍且具英雄气概的神，愤怒时天崩地裂，温和时风调雨顺，在对风雨的控制力上，与中国的“龙王”确有相通之处，两个神灵的互译，保留了“龙王”在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职能与正面形象。
实际上，马礼逊也曾将“龙”译作dragon。1819年，他在《华英字典》中给“龙王”提供了三种英文解释：the dragon king，god of the sea， the Neptune of China。[18]对于喜欢“逐字直译”的马礼逊来说，在翻译《红楼梦》时，将“龙王”译作the dragon king，似乎比the Neptune of the Eastern Ocean更为直接和自然。但他却没用前者，反而采用了后者。
《出麦西传注释》
究其原因，与《圣经》的中译密切相关。马礼逊是第一位将《圣经》完整地译成中文的西方传教士，其译作《神天圣书》1823年出版于马六甲（Malacca），翻译过程中，得到了第二位英国来华新教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en, 1785-1822）的帮助。
在翻译底本的选择上，两人虽然参考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但主要依据的是英王詹姆斯1611年钦定的“詹姆斯王本”，即King James Version，简称KJV。19世纪以来，“詹姆斯王本”在英语世界广受欢迎，被看作《圣经》英译的“一个奇迹、一座丰碑”（a miracle and a landmark）[19]。
著名基督教研究专家李炽昌（Archie C. C. Lee）教授指出：“詹姆斯王本”《旧约圣经》中出现的六个单数“dragon”，马礼逊、米怜有五个译作“龙”，一个译作“海之妖兽”。从1823年到1919年，中译本《旧约圣经》不再用“龙”来翻译dragon。
李炽昌说：“虽然《旧约》中的'龙’字在最近的翻译中已经基本消失了，但是'龙’这个概念被理解为撒旦（Satan）和上帝的敌人的观念，却已经在许多中国基督徒的脑海中固定了下来。”[20]
作为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对dragon的认识，显然来自西方文化。在基督教传统中，dragon是恶龙，象征着魔鬼，这种认识根深蒂固。[21]但在马礼逊来华的嘉庆、道光年间，中国“龙”是神异动物，指代皇帝，代表着皇权。
《马礼逊与中国文化论稿》
由此可见，“龙”与dragon这两个词，在中英文语境中原本有着天壤之别，不宜进行语义转换或文化对接。熟谙中西文化的马礼逊、米怜用The Neptune of the Eastern Ocean来翻译“龙王”，比带有邪恶之感的the dragon king，实际更符合当时的文化语境，至今也有借鉴意义。
马礼逊是《红楼梦》的首位英译者，英译书名Dreams of the Red Chamber沿用至今，这是他在《红楼梦》学术史上的首要贡献。
2010年，德国学者吴漠汀（Martin Woesler）在《德中协会通讯》发表论文《<红楼梦>译名的百花齐放》[22]，该文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第一，作者发现了一个《红楼梦》英译材料，即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翻译的一个《红楼梦》片断，认为这个片断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红楼梦》节译资料”。
第二，作者结合小说文本分析了“红”“楼”“梦”三个汉字，以及与之对应的red、chamber、dream三个英文词的含义，并用大量篇幅对chamber一词做了词源学分析，认为德庇时将《红楼梦》书名英译为“The Red Chamber Dreams”，不但恰当地传达了小说书名的内在意蕴，而且开创了用这三个英文词翻译《红楼梦》书名的西方传统。
《马礼逊研究文献索引》
马礼逊手稿的发现，使德庇时的翻译退居其次。马礼逊译文正文开头，有这样一行字：Extract from a novel entitled Hung low mung。他将《红楼梦》文体属性界定为西方的“小说”（novel），同时把书名拼读为“Hung low mung”。
1816年，马礼逊在《中文对话与单句》中再次使用“Hung low mung”拼读书名。1817年，他在《中国一览》中首次用“Dreams of the Red Chamber”翻译书名。由此可见，马礼逊才是第一个用dream、red及chamber三个词翻译《红楼梦》书名的开创者。
1819年，德庇时将《红楼梦》书名拼读为Hung-how-Mung，误将low读作how；英译名“The Red Chamber Dreams”显然脱胎于马礼逊的“Dreams of the Red Chamber”。
1829年，德庇时英译诗集《汉文诗解》（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再次提及《红楼梦》书名时，调整了词序，完全采纳了马礼逊的英译书名。
第二，马礼逊主要从社会学角度认识《红楼梦》，他对这部巨著的两次评论，均着眼于其社会学属性，而非文学性。
1824年，马礼逊曾为自己购买的中国图书编写过一个书目，近四百页，包括副本在内，著录图书一千一百一十四种。在这个手写书目中，马礼逊将《红楼梦》的内容概括为“北京一个富裕家庭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rich family in Peking），这是他对该著的整体认识，显然着眼于其社会内容。
马礼逊英译《红楼梦》手稿除了译文正文，还有针对第四回撰写的一个简短的“题解”，用一张信纸单独题写，可以看作这篇译作的封面，“题解”全文如下：
《马礼逊与广州十三夷馆》
This is a lamentably faithful picture of the state of Society in China. The checks to oppression are few. Anything may be bought—almost any crime be committed with impunity if the offending party can and will pay for it.
回译为中文，意思是：“这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令人遗憾的真实写照。对压迫的限制很少。任何东西都可以收买——几乎任何犯罪都可以逍遥法外，只要犯罪的一方能够而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针对这一“题解”，闵福德说：“作为一名传教士，马礼逊更关心中国的社会弊病，而非这部小说的文学品质。”[23]
闵福德(左)与霍克斯合影
在《红楼梦》研究史上，从社会学、历史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常把带有“护官符”的第四回看作是理解这部文学巨著的“一把钥匙”。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提出阅读《红楼梦》“必须抓住第四回，它是全书的总纲”。
《红楼梦》前五回在小说结构中意义重大，每一回都有独特作用。马礼逊既然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记录北京家庭的回忆录，所以，跳过带有神话色彩的第一回、出场人物密集的第二回，以及宝黛初会的第三回，直接翻译故事相对独立完整又直面社会问题的第四回，应该是他审慎考虑的结果，因为贾雨村徇私枉法审理案件的内容，符合他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整体认识。
同时，他对第四回的选择可谓独具慧眼，与后来中国主流红学视第四回为《红楼梦》总纲的观点不谋而合。
第三，马礼逊视《红楼梦》为学习“京话”的典范，这一观点被19世纪来华西士继承下来，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化传统。
19世纪涉猎《红楼梦》的来华西士，几乎无一例外都从“京话”的角度肯定该作的语言价值。
比如，1842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认为《红楼梦》虽然乏善可陈，但却是学习北方官话（the northern court dialect）的很好素材。
郭实腊
1846年，英国人罗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在《中国话》（The Chinese Speaker）中节译了《红楼梦》第六回，他说其汉语语料主要来自“京话”（the Mandarin language）。
1867年，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1831-1878）在介绍中国小说时，将《红楼梦》纳入“京派”（Pekingese school）小说，认为该著在语言上的显著特征是几乎完全使用“京城当地的白话”（the colloquial dialect of the Capital）。
由此可见，作为《红楼梦》的先行读者，马礼逊等早期来华西士主要是本着学习“京话”的权宜之计而关注《红楼梦》，他们的语言能力还不足以从文学的角度欣赏《红楼梦》。这种特殊的背景似乎注定了他们对《红楼梦》的接受，在当时也只能停留在语言学习的层面。
整体看来，马礼逊英译《红楼梦》手稿具有明显的初稿特征，译文简单直白，缺乏语言润色，断句、分段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也较为随意。“逐字直译”的翻译方法虽然使中英文对译，但读起来不够连贯，某些语句翻译得较为生硬，难以传达《红楼梦》原著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马礼逊墓
尽管存在以上不足，可是，作为最早的《红楼梦》英译文，马礼逊对这部文学巨著的发现和翻译，开启了《红楼梦》的西行之旅，其译文也保留了当时的语言特色与社会风尚，故而在《红楼梦》英译史上不可或缺、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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