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文学•蜀道杯•散文】牟 民／山东／向党员看齐
【作家简介】
从懂事起，我知道父亲是一名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共产党员，村支书。大门旁挂着光荣人家的牌子，每到大年三十这天，村里大小干部排成一行，敲锣打鼓，给我家送慰问信，给贴上门对，带来十斤猪肉，感到无上荣光。父亲言谈举止潜移默化，给我的印象，父亲是红色的革命的。我的家族中，有九名党员，我填表时那一个个党员仿佛一面面旗帜，闪耀在我的眼前。我暗下决心，要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有一年，我们家乡遭受了灾荒，大人孩子啃树皮吃糠咽菜，上级发来救济粮，存放在仓库里，钥匙攥在父亲手里。我们和叔父家几个孩子饿得躺在炕上，吃的花生皮和谷糠，大便拉不下来，相互用筷子抠。花生皮谷糠吃完了，树皮吃完了，只有躺在炕上挨饿。母亲央求父亲，先借一点粮食，救救孩子，可是遭到了父亲的强烈训斥。他饿着肚子，领着全村人开荒种粮，秋后喜获丰收，度过了艰难的灾荒。面对满场院的红高粱玉米，父亲激动得脸红了，我看见了父亲血管里那流淌的红红的血液，和那红红的本子融合在一起，我为父亲的执着顽强而感动。父亲虽然是一个残废军人，他居功不自傲，他任村支书，提溜着一只胳膊，照样和社员一起上山下地，泥里水里泼干。冬整大寨田，父亲拿着镐头叉镢跟社员一样干，把左胳膊股肱处曾经被炮弹打断的骨头又震裂了，他去医院打上石膏，接着回来，又上了工地。有个别社员干活时，聚一起家长里短。父亲满脸微笑，拿着镢头走过去，那些社员赶紧散开干活。有家夫妻闹矛盾，要打离婚，父亲去了，在炕下板凳上一坐，一脸温和地盯着两口子一个劲儿抽烟。然后让他们相互诉说理由，说完了，父亲说，你俩跟我去拉一天犁，再给你们开离婚证明。夫妻看到了父亲温和中不满的脸色，立即和好了，应着不离婚了。父亲走时说，整天吃饱了撑的！
父亲走在街面上，高大的身影让社员们肃然起敬。 不是父亲会说会调解，是父亲有威严，有影响力，用当下时髦话说，有范儿。
上学后我常常缠住父亲，让他讲打仗的故事。父亲总是说，打仗就是流血牺牲，没故事。父亲越不讲，我越觉得父亲神秘。学校聘请父亲给讲革命先辈们为国家忘我奋斗，前仆后继的故事。他只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无数次战役，讲他的首长战友，很少讲自己。至于父亲怎么左胳膊伤残的，他从没在我们面前说过，我都是旁听母亲的。我渴望长大，渴望成为一名如父亲那样人人敬仰的英雄。上中学时，我常常背着粪篓子，放学路上来回捡粪，那时候时兴做好事，我便把捡来的粪，偷偷倒进集体的粪堆里。1975年我来到地方国营栖霞滑石矿，我做了一名亦工亦农工人，我想做一名王进喜那样的劳动模范。我曾经晕倒在坑道里，也曾经抢先冲进掌子面，排除哑炮险情，自己认为要做一个父亲那样的人，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不善言辞的父亲从没有对我们进行长篇大论的教育，他也从来不安排我们做家务劳动，他能做的，就是以身作则，把语言变为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雨天后，院子街道泥泞，他肩挑担子，去河里担来细沙，垫院子垫街道。自留园里的各种蔬菜，他都是一手摆弄，锄草、施粪、浇水，侍弄得菜园里青绿花香，天天有果，打春起，韭菜、小葱、芫茜、黄瓜、大蒜、芸豆、土豆、茄子、辣椒、西红柿等应有尽有。当时上面有规定，只要是残废军人，不管有多少家口，每人平均吃粮都要高出百分之五，家里烧草，村里管着，不用自己出力，父亲却不要村里的特殊照顾，冬季好天里，推着小车去北山拾草，一去一天，傍晚推回一大车草。没个闲空的父亲，身子如陀螺，自动旋转着，从他十四岁开始扛活起，就开始了自我运转，这是农民勤劳的传承吗？还是他自我修炼的成果？父亲不懂劳动价值这些术语，但他用行动用自己的力气智慧不断转化，不断循环，不断增值着自己的价值。我们看在眼里，跟着他学习。放学了，便去做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儿，帮母亲推磨，拔猪菜，拾草，把水缸挑得满满的。 父亲嘴里经常念嘟的一句话是，“好汉争气，懒汉争食”。我们在学校得了奖状，他会高兴地给一毛钱买糖果吃。哥哥下学在小车队里推车，每到秋收时，哥哥把自家分在山里的地瓜放在那儿，先去把孤寡老人困难家庭的地瓜送回家。为了粮食过长江，哥哥组织青年早晨去十里地外的学校义务推大粪，受到上面多次表扬。父亲在我们面前多次说过，你们要向哥哥学习，干啥要让人竖大拇指。随着岁月流逝，我们兄妹六个长大了，我们兄妹哪一个得了学校或者单位的表彰，他会买瓶好酒，喝的满脸红通通的，仿佛他得了大奖。年底回家，他首先会问我们，今年得了个么奖励呀？没有，他会很严肃地拉长脸，不言语。这说明父亲对名气很重视，曾经问过他，你们当初提着脑袋去打仗，想过名气吗？
想过，想过兴许通过打仗，弄个一官半职，改变自己的穷命。可上了战场，啥也忘了，脑袋里只有打仗。时时刻刻面对死亡，你要个球名气？
那你为啥嘴里挂着名气，要求我们求名求利？
我是用名气激励你们捧好饭碗，不是让你们手里捧着名利去吃名利，那你就动弹不得了，成了过河的海绵，越走越重，压掉自己。
看来父亲的名利高于我们心目中的名利，经过战争的名利观还是开阔高展的，我不禁肃然。
不善于表达的父亲把名声看的比命高贵。谁要是拿了集体的东西，父亲会虎着脸，逼着你送回去。他说，贼是小人，做不得。记得大灾荒那年，一次大队发放救济粮，每家10斤地瓜干。守着一大堆地瓜干，父亲把秤，一家家发放。我在人堆空里，趁人不注意，抓了三块地瓜干，高兴地跑回家。父亲知道了，打了我一巴掌。然后抓着我的手，找到大队保管开门，把地瓜干放到仓库里。保管员说：“算了，就这么三块地瓜干，不够塞牙缝的，让孩子吃了吧！”
“不行，不能惯他这个臭毛病，等大了还了得！”父亲严肃地说。
大灾荒那年，本家一个同辈兄弟饿得躺在炕上，婶子央求父亲从大队仓库里借点儿粮食。父亲说：“那是全村的救命粮，我不能开这个口啊！”那位兄弟连病带饿去世了，为此，那位婶子记恨了父亲半辈子。
师范毕业后，我来到了偏远的县立二中，一干就是24年，年年当班主任，奔波在题海中，忘记了春夏秋冬，只知来往穿梭于三点一线。我注定当不成英雄了，可是我心目中依然向父亲看齐，他无私无我的共产党员的精神始终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我虽然当不了英雄，却和未来的英雄们生活在一起。我看到一个个涌动着的青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丝毫不敢懈怠，每时每刻感到肩上沉甸甸的，我将为他们的成才成人助一臂之力。我是一支燃烧的蜡烛，红红的火苗，照亮温暖着身边的青年男女。我的双脚已经牢牢地扎根于三尺讲台，没有什么惊人的业绩，几千名走出的弟子，如我一样找到心灵的归属，这是莫大的荣幸。
再次看到父亲那红红的党员证，是在某个春节那天，政府发放老党员补贴。父亲双手颤抖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包裹，慢慢解开。党员证闪闪发光，父亲对着它，轻轻吹了吹，像珍惜生命一般非常庄重地递给对方。我忽然想到，我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证件了，于是我第一次向组织递交了申请书，心中有了红色家园的正式追求，工作起来，热情高涨，埋头苦干，向着目标奋进。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够与父亲靠得更近，和我们这个大家族靠得更近，直到水乳交融。
1995年5月，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听了，特意买了一瓶烟台古酿，骑自行车跑到我们学校，跟我喝酒庆贺。父亲那天说了许多话，记得最清楚的话是，小子，我是党员，你哥党员，你又是党员了，咱爷仨都是党的人了。好好干，听党的话，没错！
听党的话没错，这也是他任村支书三十年的经验总结，忽然想起一幕幕情景：父亲去上面开会回村，家不进，立即召集全村党员干部开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布置落实；不管多么晚，会议精神绝不拖到第二天；第二天，父亲到各个小队检查，督促落实。为此，历任公社书记会拿父亲的雷厉风行说话，咱们都要向老牟书记学习看齐，用军人作风，不打折扣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三年了，他的无声的行动和金贵的语言，时刻影响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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