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文学奖看莫言创作
樊 星
作家莫言
多年来，“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的问题一直不绝于耳。文学界不必说了。我在大学教书，学生们也常常问这样的问题。由此可见，国人有深重的“诺贝尔情结”。这“情结”，无疑是中国文化何时走向世界、何时得到世界的尊重这一心态的强烈体现。虽然，事实上，中国文化已走向了世界——从无人不爱的中国菜到神奇无比的“功夫”，还有高深莫测的“风水”、华美绝伦的京剧、酣畅淋漓的张艺谋电影……但国人并不满足。他们还渴望中国作家拿下诺贝尔奖。到了2000年，已经加入了法国籍的华人作家高行健拿了那个奖，可是，“法国籍”的身份仍然给好事者留下了话柄。这一次，莫言终于争了这口气，圆了这个梦。关于“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的老问题应该可以烟消云散了吧！有作家曾经认为，中国作家难以走向世界的根本症结是翻译不力。可事实上，好些当代中国作家的书都被翻译成外文，而且在国外卖得不错。也有人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不可能获诺奖。可现成的例子是，日本的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十分推崇莫言。他早就预言莫言能拿那个奖。一个诺奖得主如此推崇一位中国作家，还不足以说明中国作家已经跻身世界第一流作家的行列么？而今，大江健三郎的预言果然实现。这对于那些骨子里为自己是华人而感到自卑的人们，应该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吧！如此说来，能否拿那个奖其实有相当的运气成分。西方有些伟大的作家（例如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厄普代克……）长期名列诺奖候选人中，却一直与之无缘；而有些成就其实一般的作家却阴差阳错地获了奖，并因此引起了理所当然的质疑，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拿奖，有时是众望所归；有时，则像买彩票一样，需要运气。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和莫言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作家，还有不少：贾平凹、韩少功、刘震云、余华、王安忆、阎连科……包括已故的史铁生，都有问鼎诺奖的实力。莫言是他们中的一位代表。莫言获奖的理由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其中，“民间故事、历史”都是中国元素的代名词。
莫言的早期作品就很有诗情画意。例如他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就写得空灵而神秘。《民间音乐》通过一个村姑的独立自强、超凡脱俗以及她对一个流浪盲艺人的无望之爱，写出了普通人对于心心相印境界的追求和那追求的感伤意味。小说中关于“那洞箫要在月夜呜咽，方显得意境幽远，情景交融”的描写就颇得古风之妙，读来意境朦胧、余音绕梁。《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小说通过一个一言不发却情感丰富的乡村孩子对于爱和梦想的痴迷与幻灭，表达了作家的童年记忆。“透明的红萝卜”成为虚幻又美好的梦想的象征。在谈到《透明的红萝卜》的风格时，作家说道：“生活中是五光十色的，包含着许多虚幻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生活中也充满了浪漫情调，不论多么严酷的生活，都包涵着浪漫情调。生活本身就具有神秘美、哲理美和含蓄美。”“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朦胧美。我觉得朦胧美在我们中国是有传统的，象李商隐的诗，这种朦胧美是不是中国的蓬松潇洒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呢？文艺作品能写得象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学境界。”这番话表明了作家对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虽然故事的背景是“文革”，但是小说主人公黑孩那些奇特美丽的感觉、那个透明而虚幻的梦却被作家写得那么朦胧可爱、惹人神往。其中，既有作家本人的童年记忆，又有对心灵可以超越世界的哲理感悟，还有对人的丰富、细腻感觉的纤毫毕现的诗意刻画。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作家强调《透明的红萝卜》的古典意蕴，可是由于小说显而易见的先锋气质，此作也被公认为“新潮小说”的代表作。如此看来，莫言的“新潮小说”也可以说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派小说”了。追求现代派风格，却绝不跟在西方文学的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努力将中国的文化元素揉进去——这是许多中国作家的清醒意识和自觉追求。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东方意识流”之称，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将荒诞手法与巫楚色彩熔于一炉，高行健致力于“禅剧”的创作……都因此而难能可贵。在莫言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这足以表明：莫言无意让“魔幻现实主义”束缚住自己“天马行空”的天性。时而，那批判指向的是底层人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例如与《红高粱》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筑路》，就深入刻画了“文革”中一群民工的麻木心态：“那年头人都像半傻，脸上都挂着死相，人人都相识，人人都陌生。”杨六九有了一点小权，就“感到当官确实胜过为民，代理队长也可以倒背着手不挖土”；后来，他为了风骚女人向荞麦居然杀害了向的残疾丈夫；孙巴子喜欢偷鸡摸狗，因为老婆生了双胞胎，担心罚款，就遗弃了女婴，却最终因为目睹那女婴被疯狗吃而绝望自尽；来苏意外发现了金银首饰，又因为那些金银的失踪而疑心孙巴子，与其打斗，并最后发疯……一切都显得那么贪婪、残忍、疯狂，同时，也显得那么可怜、可悲！还有短篇小说《草鞋窨子》，也通过对几个农民悲惨生活的刻画写出了他们的可怜、可恨：袁家兄弟因为贫穷合娶一妻，却彼此冷漠到从不说话；小轱辘子因为想占女人的便宜而被人算计；与他相好的寡妇因为被男人们欺负怕了，只好嫁给县长的爹；还有“大白鹅”因为与镇上的头面人物睡过觉而不可一世、无人敢惹……一切都与贫穷、冷漠、势利、乖戾密不可分。再看短篇小说《枯河》，写一个乡村男孩在支书女儿的激使下爬树，没想到树枝断了，他摔成重伤，却因为树枝划破了支书女儿的脸而受到了支书的脚踢、抽打，还有胆小如鼠的母亲的毒打、亲哥哥的抱怨……小说写出了一个孩子的绝望，也道出了“人世的寒冷”。更有中篇小说《弃婴》，也通过暴露乡村抛弃女婴的罪恶，诅咒“人类进化至如今，离开兽的世界只有一张纸那么薄”，“我恨透了丑恶的人类”的冷酷现实，同时也诅咒“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这些显然打上了作家痛苦的故乡记忆的作品，与他旨在揭示“即使在'文革’期间的农村，尽管生活很贫穷落后，但生活中还是有欢乐，一点欢乐也没有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这一感悟的名篇《透明的红萝卜》形成了反差相当大的对照。
作者像
樊星，著名学者。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的研究。1997年—1998年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2016年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著作《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曾于1998年获湖北文艺最高奖——屈原文艺奖。论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选择》曾于2001年获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一等奖、于2003年获湖北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还曾于1999年获得“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于2009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武汉大学“十佳教师”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