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摘要：路遥的《人生》写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真实地反映了80年代初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的文化心态与价值观念的转变，男主人公高加林追求梦想与最终破灭的过程正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逃避的历史苦痛，高加林的精神追求正是特定社会时期一代青年的精神追求。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躁动不安的精神状态中，许多农村青年怀着“浮躁”的心理离开黄土地，到城市中谋生，艰难曲折的进城之路中产生的迷茫与困惑是这一代人身上醒目的烙印，《人生》中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高加林正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中奋力挣扎的青年一代的代表。
程光炜教授在其著作《重读路遥》中谈到：路遥的作品中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一条界限分明的鸿沟，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之间的差别就是“身份”的差别，路遥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基本上是农村户籍的青年。这些知识青年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志存高远，有着远大的理想和社会抱负，但他们的家庭出身却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制约着他们的理想的实现，可以说农村户籍是他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从情感上而言，农村给予了他们生命；从理性层面来说，农村又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对生养自己的黄土地的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他们向往城市生活，但他们又是城市的“边缘者”，他们的“进城”之路是曲折而又漫长的，由于他们的出身这一“先天因素”的限制，他们始终难以在城市中顺利立足。
高加林同样是生存在“城乡交叉地带”的、具有两重身份的人。他出生在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黄土高原，在极为苦难、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形成了高加林极为强烈的自尊心和好胜心。高加林的父亲玉德老汉省吃俭用供儿子读书，高加林不负众望，顺利考上了高中。求学途中的高加林有着明确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他不以自身的穷苦出身而钦羡村中富户刘立本，更不羡慕大队书记高明楼，在高加林看来，一村之长的高明楼不能秉持公心，最终必然会向乡村恶势力这一方向发展，果不其然，当高明楼的儿子高中毕业后，高明楼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的工作顶替下去，换成了自己的儿子。刘立本作为乡村富户，他头脑中有深厚的封建思想，重男轻女，小农思想意识浓厚。从高加林对高明楼和刘立本二人的判断上，我们可以看出高加林的与众不同和雄心万丈，自尊自爱是他生命的底色。
特别是作者写到高加林进城卖馍的片段的时候，他生怕遇到熟人而东躲西藏来掩盖自己的窘迫处境。当遇到自己的老同学张克南和黄亚萍的时候，张克南真心诚意地提出在以后的生活中愿意向高加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时，尽管张克南是极为真诚的，但这在高加林看来无异于是一种嘲讽，是张克南炫耀自己优越感的一种表现，因为高加林有很强的自尊心，“因此精神立刻处于一种藐视一切的状态，稍有点不客气地说：'要卖我想其他办法，不敢给老同学添麻烦！’”“你们现在位置高了，咱区区老百姓，实在不敢高攀！”高加林的话里锋芒毕露，自尊心和自卑意识开始交锋，一旦他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时，高加林一定会选择让自己离开黄土地，选择一条平坦的金光大道，因为自尊和自卑激烈交锋的产物一定会是虚荣心的产生。
在《人生》中，高加林经历了高考落榜、当民办教师、教师职务被顶替、回家务农、走后门进城工作、被人举报再次返乡这几个阶段。简单来说，他经历了“进城—返乡—再进城—再返乡”这一循环结构。读者们在肯定高加林积极进取的一面的同时，以传统道德为审判原则，激烈抨击高加林对爱情的始乱终弃。孟繁华曾说：“道德化的尺度实在是个暧昧不明的尺度，它不仅在道德伦理的掩饰下忽略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问题，使批判流于表面化、失效性、庸俗化，同时它亦可以将道德作为借口，压抑普通人正常的情感需求，阻碍时代观念的转换和变革。”道义上的谴责是必要的，但它并不是评价某一事件正确与否的唯一评判标准，我们不能对高加林进行道德绑架。当高加林被告发后返回农村，他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他心爱的女人刘巧珍已经嫁为人妇，此时的高加林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但像玉一样洁白无瑕、像圣母一样仁厚善良的刘巧珍并没有因为高加林的始乱终弃而对他落井下石，相反，刘巧珍想尽千方百计为高加林谋求民办教师的职务，希望高加林能够回到民办教师的工作岗位上，不再过普通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难日子。我们可以尽情推测高加林的未来。笔者相信，高加林会抓住一切机会重新开始进城之路，他一定不会甘心在黄土地上碌碌一生，这是因为他的心比天高，这是因为他的心高气傲，这是因为他的自强不息和强烈的自尊意识。
路遥在《人生》的最后一章第二十三章的标题下写了“并非结局”四个字，笔者相信路遥在写高加林再次返乡时，并没有把它作为高加林人生的终点，而是坚信这是高加林人生的开端。孟繁华也说：“路遥在讲述高加林这个人物时，他怀着抑制不住的欣赏和激情。高加林给人的感觉是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这是80年代，青春的80年代，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度里，一切都是充满新生和希望的，作为作者的路遥本人同样意识到“千千万万的高加林还要离开土地，而且还可能不再返回。”发展与改革的时代轰鸣声早已在黄土高原上弥漫开来，农村的知识青年渴望摆脱苦难的乡村生活，他们不得不与强大的社会现实赤身肉搏，他们必然要承担难以想象的人生苦难和人生悲剧，但理想与个性在青年人身上并未褪去，只要有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存在，一代代的农村青年的拼搏奋斗就永远不会停止。虽然路遥最后写到故土对游子的召唤，“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故乡那片土地是创造与孕育生命的地方，她会包容她的子女们的一切苦难与不幸。但故乡虽好，却已经不是久居之地了。
高加林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曲折，他还会像青年时代这样躁动不安吗？笔者相信，高加林会努力进取的，但他一定是步步谨慎的。正如《人生》的题记，路遥所引用的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自尊与自卑并存，苦难与理想同在。回归深厚的黄土地后的再次起飞，他一定不会再迷失自我。
文学的底色是苦难的。同样，人的生命力也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强大起来的，而《人生》正是写出了这种苦难以及战胜苦难的精神。路遥不仅写出了高加林的苦难，更写出了一代人的苦难。路遥1982年在《文论报》上发表的《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一文中谈到：“当代现实生活迅猛发展，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产生巨大的历史性变迁，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随着农村生活城市化的倾向，交叉地带既出现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又有文明与落后，新思想意识和旧传统观念的冲突，构成了当代生活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选择人生出路之难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普遍存在的。路遥写出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对农村的剧烈冲击，更写出了面对这种剧烈的冲击，普通老百姓心理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改变的问题，他写出了转型时代中国知识青年巨大的心灵阵痛和普遍遭遇的现实困境，但《人生》的基调是昂扬的，路遥表达出了青年一代的困境、期待和追求。韦勒克说“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路遥的个人精神气质就投射在《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身上，作为创作者的路遥，他的心灵世界和主观情绪必然渗透在作品之中，以其巨大的感染力和感召力给苦苦挣扎的青年人带来了希望和光芒。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路遥以自己的生命和超人的毅力为代价和牺牲，以血为墨，为我们弹拨一曲苦难的绝唱——《人生》！
1982年，路遥写就《人生》，距今整整39年了。路遥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奋斗不息的昂扬进取精神感染了无数读者的心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走向了选择自己的人生的征程。正如陈忠实先生所言：“就生命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在中国新文学的天宇上，路遥犹如一颗流星，在短暂写作生涯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辉煌。笔者相信，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路遥仍伫立在亿万读者的心中，以他至死不渝的文学信仰。路遥告诉我们：“青年，青年！无论受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路遥的精神是一座人文丰碑，他用生命构建的文学世界，一定会照亮无数人前行的路。
笔者不禁感叹：我们所处的时代，再也没有像路遥那样拼命的作家了。文学不朽！路遥不朽！愿你的灵魂在“平凡的世界”里的普通劳动者中间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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