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继柏、彭坚：驳《告别中医中药》

明医公开课

>>>第1883课<<<

近几十年来，中医已经在全球迅速传播，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正在为全世界人民的卫生健康做贡献。然而，就在此刻，我们却听到了来自中医自己国家个别人要废止中医的声音，这就是刊登在《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四期上的题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作者张功耀先生认为：“对待中医中药的正确态度是自觉地与之告别，而不是人为地去废除它。”保护中医已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同时发展，是我们的国策，任何人想要废除中医，显然是违法的。呼吁中国的民众“自觉与之告别”，其理由却歪曲事实，充满谬误。

一、不对等的比较和有意的欺瞒

众所周知，中国属于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而，作者张功耀先生却拿外国的文明史当作贬低中医的法宝。

张文在第一部分“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中，对比了中华医学与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中美洲地区的医学，认为：“古中国的草医草药不但晚起于其他文明地区，而且一直没有找到一条自我进步的道路。”作者将《史记》记载的传说中的名医“扁鹊”与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相比，考证出前者比后者小53岁，“更有甚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扁鹊有任何医学著作流传后世。《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极有可能是伪托扁鹊之名刊刻的，而且已经失传。希波克拉底则无可置疑地留下了包含53个医学主题的《希波克拉底文集》。”

经过这番比较后，张先生得出结论：“要论历史悠久，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历史更悠久，要论内容丰富，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在张先生的眼中，中医与诸多古老的传统医学相比，既无悠久的历史可夸耀，又没有像西医那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因此，他认为：“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我们有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张先生两点不诚实的行为：第一，《汉书·艺文志》记载了西汉初期保存的医学理论著作“医经七家”，《黄帝内经》列为第一家，《扁鹊内经》列为第三家，《扁鹊内经》虽然失传了，但《黄帝内经》却一直保存流传至今。作者有意避开中医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不谈，却拿其出生年代和著作真伪均有争论的扁鹊与希波克拉底来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一开始中医就不如西医的结论。这种“以虚对实”的所谓比较，具有可比性吗？难道是平等的吗？

第二，作者有意回避一个历史事实：即上述所有先于中华的文明，早就消失或断裂。不仅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的文明之火熄灭已久，其创造的医学成就虽然早于中国，但并未不间断地延续至今；即使是作为西医学鼻祖的古希腊医学，也在近代被彻底否定。世界上只有中华文明不曾间断地延续至今，只有中医学，从两千年以前诞生起，一直完整地、不间断地积淀发展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自己独到的体系，仍然在临床得到广泛运用和有着卓越的疗效，这恰恰是中医作为世界古代医学最值得珍贵之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又是“以虚对实”，对读者、特别是对不熟悉中医和中西医发展历史的读者进行有意的欺瞒，这不是有违学术道德吗？

二、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真相

西医学诞生的标志性著作和人物，是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全集》与古罗马的盖伦（Glaudius Galenus,或Galen公元129～200）；中医学诞生的标志性著作和人物是《黄帝内经》与东汉末年的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本人生活于公元前460～370年，但《希波克拉底全集》并非是他一人，而是以他为代表的希腊科斯学派几百年来医学成就的结晶，由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王朝的学者们所收集整理，全书共分为100篇，大约20余万字。《黄帝内经》大约成书于战国到西汉时期，即公元前475～公元22年，也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全书共分为《素问》、《灵枢》两部，各81篇，大约也是20余万字。

希波克拉底

希波克拉底学派不重视人体解剖，采用地、水、火、风“四大”理论作为医学的哲学基础，以黄胆汁、黑胆汁、血液、黏液“四体液”学说作为生理、病理基础，认为人体得病是“四体液”平衡失调所致，纠正失衡的方法有服药、吸罐、放血、海水浴、日光浴等，目的是调动人体的“自然疗能”，以恢复身体的平衡。这种宏观的哲学观点和原生态的治疗方法，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气血精神的基本理论，调节平衡、扶正祛邪的治病理念，以及运用砭石、针刺、艾灸、按摩、汤液等治疗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属于自然哲学，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黄帝内经》的问世，完成了中医对人体和疾病规律的认识论；《伤寒杂病论》的成书，解决了中医的临床治疗方法论。这两种著作，为中医奠定了两千余年的颠扑不破的理论体系。

黄帝内经

西医里程碑式的发展和突破，是在十六世纪。意大利解剖学教授维萨里(Vesalius1514～1564)于1543年，即哥白尼发表太阳中心说的同一年，出版了《人体之构造》一书，西医学从此摒弃了自然哲学的方法论, 与自己的古典传统彻底决裂，将学科重新构建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之上。这一年，是近代科学和近代医学的纪年，是维萨里为西医学树立了第一座近代医学的里程碑，从此，西医与近代科学同步,开始了新的历程。然而，临床实际情况却滞后近两个世纪，直到18世纪，希波克拉底的学说仍然在临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中西医的分道扬镳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距今只有一百年左右。其决定性的标志有两点：第一，是显微镜运用于医学中，开创了微观的认识方法。第二，是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化学合成药物取代了原生态的药物。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的发明，使得西医的药物治疗手段大为丰富，故不少医学史专家，把青霉素的发明，看作是现代医学的里程碑。至今为止，这两点标志仍然是中西医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而且是西医取得巨大成就、同时存在不足之处的关键所在。

三、现代医学背景下的中医学优势

中医是在中国古代和谐文化的背景下诞生的，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道两家，无论是儒家的“中庸之道”，还是道家的“万物负阴抱阳以为和”，都讲究和谐，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中医把“调节平衡”、“扶正祛邪”作为保持健康和治疗疾病的主要原则，而不用“对抗”和“杀死”作为征服疾病的手段，在对付病毒性疾病、慢性炎症、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等疾病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中医把疾病的发生与气候的变化、环境的改变、情绪的波动、饮食起居的失调、性生活的紊乱密切联系起来，即所谓“三因学说”，这种建立在宏观方法论基础上的病因学说，与西医建立在微观和病理解剖基础上的病因学说完全不同，但恰恰是目前西医试图追求的一种“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新的医学模式”，而中医早在两千年以前建立自己的体系时，采用的就是这种医学模式。

中医不以静态的解剖作为认识疾病的出发点，不依赖仪器检测，而通过“望闻问切”直接感受和考察人体动态的生命信息，用辨证论治指导疾病的治疗，这不仅可以为患者节约大量的检查费用，而且密切了与患者的交流，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中医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不单纯是指“未病先防”的预防医学思想，更重要的是在发现某些疾病的发展趋势时，即患者出现证候时或不适时，不必等待疾病已经形成，不必等候检测的阳性结果，即可用药进行防治，这对于老年性疾病、退行性疾病、亚健康状态等，有积极的预防和矫正作用。

中医治病主要以方药和针灸，针灸作为一种非药物疗法，副作用之小是公认的，而中药主要是来自大自然的原生药物，大部分没有毒性和副作用，又经过炮制加工，特别是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配伍成方剂，以“方证对应”作为辨证论治的基本思路，以“调节平衡、扶正祛邪”作为遣方用药的原则，在体内发挥综合效用，既能治愈疾病，又很少产生副作用，决不是简单的“以毒攻毒”。

总之，西医在外科手术、器质性疾病的诊断、危急重症的抢救、维持生命活动等需要现代科学技术支撑的领域占有绝对优势，而在用药物治疗慢性炎症、慢性疼痛、功能失调、内分泌紊乱、病毒性疾病、增生性疾病、退行性疾病、老年性疾病、常见临床综合征、人体亚健康状态等方面，则是中医的优势所在。

四、中医属于世界文化遗产

上个世纪末，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根据近百年来中国的考古学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观点：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中国式的，一种是西方式的，中国式文明的特点是连续性的，西方式文明的特点是突破性、断裂性的。中国的文明形态具有世界性，而西方的形态只是一个例外。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事实证明：人们曾高度赞赏的西方式的发展观，有着方法论的缺陷，这种发展和创造是“不可持续的”。而一度被认为是“保守、落后”的中国古代文明，以其和谐、稳定、顺应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凸现出其方法论的优势，在今天必然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而中国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中医学。

由于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近百年来，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近代科学淘汰了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古代所有的学科门类，惟一无法淘汰的是中医，因此，中医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保存完好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和领地，而且是中国古代科学的样板，活的化石，它保存着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全部要素，是解开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之谜惟一的一把钥匙。我国政府将中医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已向联合国申报，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中医堪称世界上保存完好的、惟一的一份古代医学文化遗产，因此，它既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当东西方文化的汇合已经开始成为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时，正是“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中医的存在，弥足珍贵，有人竟然提出要我们“告别中医中药”，这不仅是一种违背历史潮流的谬论，而且显露出其学术眼光的低下与浅薄，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在期待中医中药为人类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