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重庆故事

最近我读到一本书：《重庆往事1940--1951》（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封面提示：犹太难民在中国重庆的唯一回忆录。

通过电影和书籍，我对纳粹德国迫害屠杀犹太人的罪恶，有所了解。但对二战爆发前后，几十万犹太人逃离后德国的情景，了解不多；我知道上海曾经接纳过两万多犹太人难民，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是世界上唯一无须审查和签证，让外国人入境的地方，不太清楚；上海以外的犹太人，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了解更少。此前，从画册、视屏中看到过大灾大难面前，中国民间的生存景象，亲临其境的文字的叙述，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正是吸引我读下去的地方。

回忆录主人公叫沃尔夫岗.卡佛岗。他的祖父获得过德法战争勋章，八个儿子在一战时都为国家效过力。他们是德国犹太人。卡佛岗的父亲曾是军医，后开私人诊所，专事肺结核的医治。1933年纳粹上台，犹太人开始遭殃。卡佛岗的一个伯伯和一个叔叔被纳粹带走，半年后放回来，黑头发全白了。他们受到的折磨，仅一例可明了：纳粹党用绳子捆隹阴茎，强迫灌水，不准排尿，直到人晕过去。另一个伯伯也关进监狱几月，因为写了嘲笑希特勒的文章，他自证是写于希特勒上台之前，才放了出来。卡佛岗所在的中学，老师们已经公开羞辱他“犹大”，同学们经常对他大打出手，还一边骂：“你个肮脏的犹太狗，滚到巴勒斯坦去”！犹太人在学校、在居住区遭到羞辱，过去的同学、邻居、朋友都在远离和抛弃他们。于是，卡佛岗家族中有伯伯、叔叔、堂兄、堂弟多人去了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属于英国托管，准许犹太人从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土地并在那里定居。随着犹太居民的增多，矛盾增多，后来限制犹太人进入了。卡佛岗的父亲没有选择去巴勒斯坦，他认为那里的医生已很多，没有自己的职业空间。1938年，卡佛岗的父亲因被诬告堕胎逮捕。父亲自辨只是给怀孕的女人看结核病，被判无罪。那时希特勒上台不久，司法尚且独立。母亲在父亲被关押期间病逝。父亲出狱后，决定逃离。

1933年到1939年，有30万犹太人离开德国和奥地利。8万多犹太人到达美国，移民配额早已经超标。1938年，32个国家召开会议讨论犹太移民问题，只有加勒比海小国多米尼加同意增加配额。卡佛岗说：“父亲从出狱那天起，就和我从一个领事馆辗转到另一个领事馆，天天都在跑，每个地方都得坐上几个小时。最后得知，世界上唯一愿意接收移民的国家只有中国，城市是上海。”他们听说，上海没有人会过问你的入境签证或护照，只要能去，就可以落脚。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犹太人就是外国人，与其他在华的外国人一样。从文化上看，中国的孔孟、儒、道都没有对其他宗教的轻蔑或仇视。最主要的是，中国当时还没有移民法规。

但卡佛岗的父亲没有选择上海，而选择了重庆。因为卡佛岗的伯父里昂一家已经辗转到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说跟着政府在大后方比较安全。里昂给他们搞到一张中国内陆的入境签证。父亲被重庆接纳，是医治结核病的肺科专家身份。

卡佛岗和父亲抵达重庆的经历，相当艰难。他们先后从英国、荷兰、法国出境，碍于德国的压力，被拒签过境，返回国内。在几个月的等待后，他们拿到了俄国的过境签证，从阿拉木图飞乌鲁木齐，经成都抵重庆。但是他们邮寄的四个装有医疗设备的大木箱都丢了。每个箱子都有父亲研制的血清。本来有机会从托运公司找回一个重要盒子，卡佛岗的父亲强调里面有治疗结核病的血清，完了！俄国人扣留。几经折腾，一贫如洗，靠国际犹太人救护机构付费到达乌鲁木齐。纳粹对犹太人的出境课以越来越高的移民税，除每人随身可带5马克外，所有财产都冻结，其实就侵吞；接受国家的门槛也高，除高额入境费，对申请者有财产、职业、和技术多重要求。卡佛岗姑妈姑父没有能力出逃，几年以后，“消失”在集中营里。

在重庆，他们遇到了日本人空袭最密集期。但瓦砾中求生的日子，卡佛岗仍有安全感。因为不再有人问他们是不是犹太人，也没有像在德国那样的天天被骚扰，惶恐不安。他看到：日本飞机一离开，大火一经扑灭，老百姓就开始在断壁残垣废墟上建小商店，搭简易棚。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每片木头，每颗钉子都反复使用，“立马就上”生活从不中断。他心想：“我们西方人真是不知道什么是贫穷。战后一些欧洲人甚至因受不了这样的苦，宁愿选择自杀。”。

卡佛岗的父亲和伯父得到一位中国医生的帮助，让在他的医院开了诊室。中国医生在德国留过学。伯父是牙医，带来了器械，而父亲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父亲的病人大多是得肺病穷人，他挣的钱只够糊口。但德国医生口碑很好。那时在重庆的外国人主要是外交官和传教士、少数成功商人、政府的军事顾问，他们能过高水平的生活。在外国人看来，中国的东西太便宜了，商业的习惯，同样的东西，外国人要付钱更多，但人们不清楚，外国人里，还有逃难的犹太穷光蛋。

卡佛岗来中国时16岁。他学重庆话很快，给伯父、父亲当翻译；给富家子弟当德文家教；在主人的机修车间干活。因为他在职业学校当过学徒，喜欢读有关汽车发动机原理的书籍。离开德国时，食物配给；在这里，他能吃饱饭了。

重庆除了遭遇轰炸，百姓又是怎样生活呢？卡佛岗喜欢逛小街小巷，觉得这里的手艺人，几乎没有他们不能修的东西，没有做不成的事。比如：他父亲让作坊根据自己画的图做一个木听筒，木工并没有见过，就做成了；有个人自己开个“卷烟厂”，烟草来自小男孩捡来美国兵扔的烟头；有些女人和孩子从日本人炸毁的房子里拆钉子，锤直，按尺寸分成堆来卖......。他还提到重庆的茶馆，这里有一个很起作用的系统，叫打会，即从朋友和家庭成员中筹集资金：叫上十个亲戚朋友到茶馆，每人出十块钱给需要的人，这人就筹到一百块钱。下星期，这十个人又聚在一起，每人出十块钱，给下一个需要钱的人......以此类推。这样，每星期都有一笔可观的钱来办点事。卡佛岗没有说，被帮助的人怎么还钱，但我想，如果他每星期来还上十元钱帮助下一个人，不用还利息，也是可行的。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自主自由经营环境，经济修复再生的智慧和能力。那么恶劣的战争环境，也没有听说饿死多少人。

卡佛岗给美国空军基地开过大卡车，当过英文翻译。在父亲病逝以后，主要靠长途运输维持生计。即便是战后岁月，车破油缺，他靠自己的修车本领奔波在长途线上。他跑过四川、湖南、陕西、贵州、云南，有时一趟来回，要几个月，修车的时间超过一半，无数次的险境求生。他谈遭遇，很详细，记忆犹新；说到修理，术语精准，可见他的情有独钟。

他说如果不是中国人的救命，自己可能已经死在纳粹的焚尸炉里，如同600万被杀害的犹太人。他感谢中国人的友善，不排外，无歧视。在大家都很穷的时候，让他能有谋生之处。他也说到在嫖妓、鸦片、欺骗、地痞、土匪、走私毒品面前的挣扎，坚持着自己的道德底线，他受到同行的称赞和尊重，在帮会中也有荣誉头衔。

他遇到了心仪的姑娘，真诚等待。传统家庭和新政权都不能容忍中国姑娘与“洋鬼子”的婚姻。他们不能并坐公园，漫步街头。时值抗美援朝，他的黄头发，蓝眼睛总是被当作美国人。有意思的是，他多次被警察传讯，又因诉说自己的犹太人遭遇顺利开释。他们决定离开中国去缅甸。在边境，中国妻子要和丈夫离开中国，还被善意“洗脑”了三天。实在不能让她回心转意，只好放行。卡佛岗在缅甸找不到工作，在仰光与香港的犹太人机构联系上，几个月后，这个机构寄来了移民文件和国际救援组织付费的机票，他们去了以色列。

他们参加了以色列建国初期艰苦卓绝的创建，从住移民营的帐篷，到集体农庄的铁皮屋。已经27岁的他，仍去服兵役，开军用大卡车，最后从海法理工大学的高级机械师位置退休。他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中十分幸福和快乐。

本书的翻译是重庆人董经绚。他到以色列旅游，遇到一位八十多岁黄头发蓝眼睛的老人，一开口就和他说重庆话。随后寄给他一本英文回忆录，他把书翻译成了中文。

1950年1月，以色列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谋求与中国建交，直到1992年，中国才同意与以色列建交。以色列为什么持之以恒地对中国长怀友善？滴水之恩，泉涌相报，这本书或许能让我们对其民族精神有一点具体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