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森||走东口——宁武人海拉尔经商 / 开普饭

内容简介：清代，晋西北宁武县一带商人，经张家口，出山海关，到东北以至蒙古国和俄国经商，称为走东口。本文记述宁武商人跨过长城，到海拉尔等地外出经商的实况，以及走东口宁武人后裔的现状。

“走海拉尔”速略

宁武商帮，是山西商帮的一支劲旅。而山西商帮，在清初就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

“走口外”缘起

早在清军未入关前，旅商于关外的山西商人，就在清军入主中原的战略行动中，为其运兵、载械、购粮，做出过军事贡献。因此，清政府对山西商人不仅关注，而且多有惠顾。《清世祖实录》记载：“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其二省（注：山西和山东）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所出，国用不匮矣。启入，摄政和硕亲王极曰：尔等之言是。”

入关后，清政府对晋商的重视更胜一筹。康熙和雍正都认为，山西是晋商辈出的杰地。而在山西人中，凡经商者，都是“上”人。

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乙卯，帝言：“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者，多系晋省之人，土著者盖寡。”雍正二年（1724）五月九日，雍正皇帝在刘于义的奏疏上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与此同出于《雍正朱批谕旨》一书之五十八册，又载雍正八年（1730）二月十二日朱批：“晋省民人，经营于四方者居多。”

宁武商人赴海拉尔经商，最早可上溯到清雍正年间。

雍正十二年（1734），由于沙俄屡犯边境，清政府根据当地守军呈报，始向海拉尔一带移民。移入的居民，主要是蒙古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牧民和壮丁。但同时，也招北京和山西等地行商来此经商，藉以巩固边防，发展当地经济，稳定地方。之所以如此，除了以上的原因，还由于平息康熙朝中期等外蒙准噶尔叛乱的多次远征平叛战争中，山西商人又屡多贡献，担负着军需运送重任，出色完成了使命。战争结束后，山西商人分驻于清军威及之地，继续为其服务。而清政府则出于招抚、利用山西商人，作为巩固政权、开发利源，寻求财赋收入的政治需要；特许晋商在蒙俄边境贸易，作为对他们贡献的犒赏。于是，一些手持清朝皇帝所赐“龙票”（类似护照或准营业执照）的山西商人，率先在这一地区定居下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宁武商人作为山西商帮的重要支系，开始了此后世代不息的远途经商活动。由于当时的海拉尔地区尚无城池，地处荒芜，清政府决定在海拉尔河边新建城池。这就是说，最早定居海拉尔的宁武商人，在最初的海拉尔城开发建设中，就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据徐志超《海拉尔地区旅蒙商的兴衰起伏》一文记载，到乾隆年间，因朝廷“屯垦实边”“就旗实边”和“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给旅蒙商人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凡是到这里的人，只要努力劳动，就会因地得福，安居乐业。……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某些商人为图谋厚利，也不远万里接踵而来。他们在城内竞相征地购房、投资设肆。明代以来的某些山西商人，早就以发展势力相当大的资本，袭断着北方许多贩运贸易，握有大量货币资本。他们对到海拉尔经商的商人，在借贷资金、垫支货物等方面有所资助，帮助了同行业的发展。”

乡间传言，清光绪年间，宁武城内人李巴爱文、李三文弟兄二人，远离家乡，始到海拉尔经商。

在走海拉尔的宁武人中，不少人是并无什么资本的穷苦人。他们只是迫于生计，为了寻找生路，才远走他乡的。在海拉尔，这些人最初一般是给在海的宁武商人做店员，打杂工；有的人深入到陌生的牧区（称草地）去，以帮助蒙族人打羊草、捡拾供生火用的干牛粪，来赚取微薄报酬。这些靠苦力维生的宁武人，不少人虽历尽艰辛，仍无发展，以至最终穷困潦倒，无家无嗣，客死他乡，名不见经传。

赴海拉尔经商，宁武人称之为“出草地”“走口外”或“走海拉尔”。继李氏弟兄之后，城内李小狗、赵三成、刘生儿、张锁仁等，也先后到海拉尔经商。到了清末民初，宁武人在海拉尔经商者，逐渐增多。

大多数走海拉尔的宁武人，在陌生的环境，和艰难的生计中，以顽强的奋争和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克尽万难，苦心经营，最终在海拉尔经商、创业，成家、扎根，世代生息，长期定居，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乡土情谊，并求得了自身的长足发展。他们自信地说：“今天，生活在呼伦贝尔市的山西省宁武县人已经将自己的身心和情感融入了这方净土。”（注：海拉尔现为呼伦贝尔市的一个区。）

随着宁武人到海拉尔经商者日渐增多，且多集群聚居。所以，在海拉尔立市后，市内有一条街道的居民，几乎全都是宁武商人的后裔。人们称之为“宁武街”（非官方法定地名），即是宁武商人在此活动历史悠久和成就卓越的文明积淀和实录，也标志着旅海宁武人对故土的深深恋情。

随乡入俗

宁武商人在海拉尔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针对当地物资奇缺的实际，也进行各种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一些商人就是从手工业起家，逐步发展为手工业作坊，以至较大的工厂。这些手工业，有打铁的烘炉，生产小农具，如锄头、洋镐、铁锹和制作大车所用的铁部件；以及生活用品，如刀、斧、锤、铗子等。有小型的木铺，加工大车、桌、椅、柜、面板、锅盖等。还有金银铜铺，生产牧民惯用的雕塑佛像和供佛器皿，以及佩戴的装饰品和常用铜家具。之外，还有修表、成衣、制鞋、皮件铺和糕点月饼铺等。在经营方式上，多是工商兼营，门店既是生产作坊，又是营销商铺。而门店和住宅的结构，也大多是从经商实际出发，临街门面卖货，门面后院即是工厂和住室。

由于宁武经商者以信义取财，商品适销对路，经销当地汉族居民所需商品，更多的是经销蒙族和俄罗斯侨民欢迎的物品，商路开阔，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由于当时既无铁路，又无公路，宁武经商者最初主要是乘坐木轮铁箍的二牛抬杠车，甚至徒步前往海拉尔。之后，也有骑骆驼者，每程需6个多月。

在海拉尔经商10年以后，若商务有成，方可回乡与家人一聚。其间，当然也有不少与当地居民缔结姻缘，或将在宁家眷接往海拉尔定居者。

每年都有一些旅海商人回来探亲。适当其时，走海拉尔的宁武人都要相互帮助，彼此照应。准备回乡的人，要把留驻乡亲的物件礼品等，全都捎带随行，经过长途跋涉，把游子的亲情带回故乡。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从关内出关外，从关外回关内，路途漫漫，行旅多艰。从宁武出发，经张家口，出山海关后，便是所说的“口外”了。由此到海拉尔，路途虽然平坦，但地旷人稀，荒漠无际。夏日烈日炙烤，不息赶路；冬日朔风如刀，寒冷难耐。有人这样记述当时路途所见：在零下36度的严寒中，旅蒙商人“在途次第冻毙……沿途驼马，冻僵者亦不少。”春秋二季，时遇沙暴，天昏地暗，路堵埋人。

旷日持久的负重旅行，除了山高水险和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艰险外，难以防备的“骑匪”等强盗和乱兵的劫掠，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笔者的两位叔祖父（王佐臣、王虎臣）在前往海拉尔的出行途中失踪，一位外老祖父在携物回程中，被人抢劫财物后暗杀于喇嘛庙，即是旅海宁武人艰难生计的缩影。

后来，一些较富有的商家，以坐“架窝子”作为交通工具。所谓“架窝子”，即是把两条粗壮大木，绑在两副鞍架上，中间用苇席编织成可供一两人坐卧的“窝铺”，以两匹骡子或马驮载的民间运输工具。

为了适应当地经商需要，宁武商人一般都学习蒙语和俄语，尊重当地民族弟兄生活习惯和民族风俗。逢年过节，都要与当地本藉居民互邀赴宴，关系极为融洽。蒙人爱吃汉族水饺，宁武商人就在冬季大量制作羊肉水饺，用大笸箩置室外冻结，如核桃状。家中常备，以便蒙客登门招待。蒙藉居民亦将本地特产的奶皮、奶干、奶茶、奶酪等，不时赠送宁武商人，加深友谊。

善贾经营

在长期的经商活动和与当地蒙族弟兄的接触中，宁武商人及多数旅蒙商，摸索出了一套“善贾”的牧区行商“生意经”。他们相约成律，把蒙古礼仪定成铺规，严格恪守。他们尊重牧民，取信牧民，以与之交朋友、拉关系、拉主道、搞赊购、送货上门，和经常串门儿聊天等方式，增进了解和友情，竭力扩大销购数量，加速资金周转。

除此之外，旅蒙宁武商人对于蒙族人的衣服佩饰、饮食嗜好、婚葬祭礼、禁忌风俗等，无不研究到家。例如：他们从内陆购进黄、紫、绿三色绸缎，是卖给牧民的；购进首饰耳环，是投妇女所好的；运来稷子米、白酒、砖茶和食盐，则是面向广大牧民的。

实际上，在内陆农耕文明与边疆游牧文明的交流和融汇进程中，包括宁武走海拉尔商人在内的山西旅蒙商，肩负了搭架民族友谊金桥，和信息传递使者的重要使命。

“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不仅使宁武商人在海拉尔立稳了脚跟，而且生意红火，蒸蒸日上。

徐志超先生写道：“与蒙人多年相习的旅蒙商，用尽各种方式迎合牧民所好，根据牧民所需及时进货，故财源茂盛，生意兴隆。旅蒙商以此垄断着广大牧区市场，因而致使后来乘机而迁入的俄国旅蒙商人，皆'裹足不前’，买卖'景况不佳’。”

这说明，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宁武旅海商家的实力和经商理念、经营策略，经商成就，远胜于俄罗斯商人。

笔者家族中，即有老舅爷长期在海经商、定居，其后代赵（张）志成原为海拉尔市政府办负责人，后调海市外贸办负责。笔者祖父王德元、父亲王俊、舅爷张虎娃青壮年时代，都曾随张氏(父亲王俊的大舅）在海经商。笔者外老祖父刘生儿赴海意外死亡；其后代继居海市，二舅刘盛一家，至今定居海拉尔。

旅海宁武藉谭氏后裔谭俊先生，早年参加海拉尔工人运动，1948年当选市职工总工会常委；1949年在海市中共党的活动公开期间，是首批公开的电业支部九名党员之一。1950年1月任市委组织部长。

商品贸易

宁武商人在海拉尔早期经商的主要途径，是以海拉尔为基地，将货物运到一个叫齐亚的市场出售。

宁武商人在海拉尔对蒙贸易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是蒙族居民喜爱的绸缎、木制家俱、银器、马俱、布匹、粮食、茶叶、甘糖、烟草、金属和陶瓷器皿等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生活日用品。

这其中，茶叶是一项大宗商品，尤以砖茶为著。其原因，是嗜茶的各阶层俄罗斯人和以肉食为主的游牧蒙族人，特别爱喝滟茶和奶子茶。以至“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一位当时曾在其地旅行的俄罗斯人瓦西里·帕尔申在其《外贝加尔边区经行》一书中这样写道：“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班。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到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你。”

在一份清政府文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茶叶在边防方面的重要地位：此项贸易，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可使“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这说明，在当时俄罗斯屡犯我国边境的情况下，茶叶贸易，甚至起到了扼制边境冲突和巩固边防的特殊重要作用。

正是清朝政府的重视，和对茶叶大量需求的市场引力，促使包括宁武旅海商人在内的山西商帮，大做茶叶生意，从中赚取丰厚利润。并在客观上对国家安全做出了贡献。

砖茶（又称茶砖）是海拉尔地区居民主要的茶叶商品和生活必需品。这是一种厚约一寸，长约一尺，宽约六七寸的长方形砖形茶块，冲泡后色泽特别红艳香浓。而砖茶的原产地，则远在湖北、湖南，甚至福建的武夷山。除砖茶外，还有花茶、粗茶和红茶。

如此遥远的进货渠道，如此长途的贩运经销，足见宁武商人经商理念之开阔广博。

宁武人在海拉尔经营的较大商铺，有李家的“玉升和”、毕家的“同义升”、蔡家的“广胜荣”、王家的“广利恒”、谭家的“福新永”，以及“红昌玉”等。大都经营日用百货、棉布或酱醋加工，皮毛加工等。

宁武商人从海拉尔运回内陆的商品，主要是牧民们自己生产的大量皮张、皮毛、牲畜和土特产品。一些在海拉尔打零杂工的宁武人，虽赚钱远不能与商人相比，但一般也均钱袋盈实。他们带回宁武的物品，多是打工挣到的布匹、绸缎（时称简绸、简缎）。至于货币，则主要是银元。

交易方式

最初的交易方式，主要是“以货换货”，“以物易物”。只要双方同意，即可成交。这其中，鉴于当地物品的奇缺，由不等价交换导致的不公正交易，也是存在的。据记载，在当时集市上，旅蒙商用一个烟嘴可换一匹好马；一瓶掺了水的白酒，可换得一车羊毛；一块银元能兑换几张牛皮；一块砖茶可换几只羊；一盒火柴能换一张羊皮等。

据老者回忆：一些商家用商品换回的羊，无法出售，又吃不完，只好整个冬天顿顿饭都以羊肉为食。至于当今人们十分爱吃的“杂碎”，也就是那些头蹄等“下水”，在那时，是根本没有人去吃的，全部扔掉了。

这种悬殊极大的不等价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反映了当地物资奇缺，但畜产过盛，单价低廉；当地土著民民风淳厚、憨实，以骑射放牧为生，文教则相对滞后的原始状态。

在与一些不通文字的蒙人交易时，若对方赊欠，商家多用画实物的方式记账。如买一把火铲，就划一把火铲。这种赊欠方式，原本是建立在购销双方诚信基础上的。但也有个别商人，从中使“奸”，将火铲画成铁锹。时间一久，便以铁锹价索要，获取高额利润。

马帮驼帮

从最初的人背货物、徒步行进和二牛抬杠车经商起始，后来，宁武商人前往海拉尔等远埠经商的运输，逐渐被马帮和骆驼帮取代。这就是闻名史册的晋商外贸“驼帮”的一支。车帮和驼帮以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亦有马匹、牛车。

《清稗类钞》记载：“山西行商有车帮。……虑有盗，往往结为车帮。……每帮多者百余辆，其车略似大古鲁车。车约可载五百斤，以牛御，一御者可御十年。日入而驾，半而止，白昼牧牛，必求有水之地而露宿焉。以此无定程，日率以行三四十里为常。每帮车必挈犬数头，行则系之车中，止宿则列车为两行，成椭圆形，以为营卫。御者聚帐棚中，镖师数人，更番巡逻。入寝，则以犬代之。谓之卫犬。”笔者祖上的宁武“大成店”兼营镖局,雇佣武师,其主要业务即是为商帮保驾护旅。

享有“沙漠之舟”美誉的骆驼，其耐久力和负载力非一般驮畜可比。每只骆驼的负力196公斤，拉引力380公斤。为了安全，宁武商人与其他山西商人的“驼帮”结队出行，从关内一路北上，出长城，出走关外。一般每15只骆驼编为一队，每队有赶驼者两人，赶驼者骑马指挥。集10队为一房。每房计有骆驼150只，马20匹。赶驼者20余人，主要是经商的老板。驼队上路，队伍壮大，浩浩荡荡，刹似大军挺进。

宁武驼帮的商路，一直延续着最初的轨迹。即由宁武出发，经张家口、山海关，过喇嘛庙、哈尔滨，终抵海拉尔。

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宁武县城仍有每队10余匹的驼帮，进行长途贩运业务。

晋商驼道

包括宁武旅蒙商在内的晋商运载工具，在草原沙漠地带是骆驼，在崎岖山路用骡、马、驴、脚夫和独轮车，在平原地区则是驼队、马车、骡车、牛车和驴车，但以骆驼为驮运路程最长、贡献最大的驮畜。故而，当代学者称其为“晋商驼道”。

我国古代商家旅蒙通道，大致有“南三线”驼道和“北三线”驼道之分。旅蒙商人走的是“北三线”：即晋商东北驼道、晋商华北驼道和晋商西北驼道。而旅蒙宁武商人所走的路线，主要是晋商华北驼道。

晋商华北驼道，从先秦一直存在到民国时期，甚至新中国建立后的1957年，还能在汾河上游和滹沱河一带，不时见到晋商运货的驼队。华北晋商驼道在明清时代是最为兴盛的，这是晋商与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进行国内外贸易的主商道。宁武及晋西北旅蒙商家所走的华北晋商驼道路线，其主干有两条：

一是西口道：宁武关—朔州—岱岳(今山阴)—右玉杀虎口[即西口](或从大同至丰镇)—归化(西支线有包头、固阳、五原、临河等;东支线有武川、四子王旗等)—集宁—伊林(今二连浩特)—扎门乌德(今蒙古国中部)—库伦—买卖城(中方)—恰克图(俄方)—伊尔库茨克……”此线的派生线路有“归化—赛尔乌苏(今蒙古国西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边境口岸买卖城，已成为当时“晋商军团”进军俄罗斯腹地(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的桥头堡。

二是东口道：宁武关—朔州—岱岳(今山阴)—大同—河北张家口（即东口）—北京(北宋称幽州、金称中都、元称大都、明称北京、清称京师)—天津—出山海关—东北地区—海拉尔——蒙、俄”。

无论东道，还是西道，从内陆到北疆，长城都是必由之处。故而，古老的长城还兼负有经贸往来的历史使命。

在海拉尔的宁武人现状

打从17世纪开始走海拉尔以来，宁武商帮与海拉尔结缘，已有三个多世纪的历史。由于历史的原因，久远的史实已经难以考证。为了缅怀先辈，增进乡谊，愦递后人，现居海拉尔的宁武乡亲，于2004年10月，公议搜集整理了一部《在呼伦贝尔的山西省宁武县人名录》（海拉尔现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为了支持编写本卷《宁武商帮》，编纂者之一的刘盛先生千里迢迢，经半个月的邮程，寄来《名录》。这部《名录》，向我们展示了宁武商帮后裔在海拉尔的现实风采。

现居海拉尔的宁武人，除已从海拉尔移居外地工作、学习者外，年龄在20岁以上的成年男女，共计将近400人。

现居海拉尔的宁武人，多是前来海拉尔宁武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传人。他们的先辈，即《名录》所记载有名的第一代来海宁武人，大多已经故世。这些已故的宁武人，大多是在100——130年前从宁武家乡来到这里的。

居住在海拉尔的宁武籍人现状如下：

年龄状况

当地现有宁武人中，年龄最长者杨道珍老人94岁（女，已故的侯瑞先生夫人）；

80岁以上者三人：常月英83岁（女，已故的秦怀玉先生夫人）；刘卓英82岁（女，已故的王鼎臣先生夫人）；冯福才（男）80岁。

年龄在70岁～79岁之间者，有10人。余为70岁以下者。

姓氏状况——

当地现有宁武人，分属27个姓氏。

其中王氏59人，李氏27人，毕氏27人，蔡氏25人，梁氏24人，刘氏20人，杨氏19人，赵氏19人，谭氏14人，常氏14人，张氏13人，侯氏13人，武氏12人，亢氏9人，崔氏9人，游氏9人，冯氏8人，秦氏8人，郭氏6人，白氏5人，朱氏4人，吴氏4人，韩氏4人，陈氏4人，辛氏1人，齐氏1人，杜氏1人。

职业状况

现居海拉尔的宁武人所从事的社会职业，以从事各类经济活动者居多。这种状况，或许以继承先辈旅海经商传统有关。之外，亦有从政及其他管理职业者多人。这说明，在海拉尔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旅居海拉尔的宁武人，早已融入了当地的社会主体。

粗略统计，各业从业人员情况略为：

工矿企业：53人；

商业供销服务经贸：44人；

现在担任处长、局长、科长、场长、站长、经理、主任、书记等领导职务者：27人；

党政机关干部：21人；

粮食加工或经销者：21人；

个体户或个体业主：21人；

农牧民：20人；

铁路交通运输业：19人；

电力工业：17人；

教师：16人；

医药：12人；

金融财务会计：11人；

政法和警察：11人；

文化艺术影视：5人。

今天，生活在海拉尔的宁武人，对他们已经扎根的黑土地，充溢着深挚的感情。在不断谋求在这里更大发展的同时，他们对故乡怀着深深的回念和眷恋之情。他们殷切渴望：“增进乡亲联络，扩大对山西省宁武县祖籍人文历史的宣传”；“促进祖藉文化与呼伦贝尔草原文化的渗透、融合；推动两地的经济文化信息交流；增加两地人流物流的互动。”

2004年，现居海拉尔的宁武乡亲自行组织、自筹资金，经过以毕琳、蔡遵、赵志诚、王毅、蔡振安、刘盛、侯治邦等组成的编纂委员会广泛征集，精心考证，编写了一部《在呼伦贝尔市的山西省宁武县人名录》。该名录的《编前语》，文字简约，内涵广博。字里行间，无不扬溢着在海宁武人情浓于水的乡土情结。现附于此，以便增进故乡人对远在海拉尔乡亲的了解。

附：《在呼伦贝尔市的山西省宁武县人名录·编前语》

正当居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山西省宁武县人踏着先辈的足迹，满怀豪情同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之际，应广大乡亲的要求，《在呼伦贝尔市的山西省宁武县人名录》应时而生。盛世传情，沟通信息，凝结友谊，对于后人传承艰苦创业，坚忍不拔，做事育人，团结互助的先辈精神；促进祖籍文化与呼伦贝尔草原文化的渗透、融合；推动两地的经济文化信息交流；增进两地人流物流的互动，颇具重要意义。

诚然，追循先辈们起步和发展的轨迹，时间由此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中叶。在那外辱内患，哀鸿遍野的年月，先辈们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徒步历经几个月，来到这个游牧民族生活的呼伦贝尔地区。以经商、放牧和手工业作坊为依托维持生计。其间也不乏携大清皇帝“龙票”的旅蒙商人成员。在长期的岁月中，先辈们与边疆各民族和睦共处，相濡以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为乡亲队伍的生存、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锻炼造就了许多经营管理人才，为呼伦贝尔的开发，尤其是对海拉尔市的商业、手工业和民族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共和国的重要历史阶段，在宁武人中还涌现出许多党政军不同级别的领导人物。在民族解放、国家开发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天，生活在呼伦贝尔市的山西省宁武县人已经将自己的身心和情感融入了这方净土。从这里走出的宁武人工作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世界各地，人数难以统计。《名录》编录的人员仅限于现在生活在呼伦贝尔市的山西省宁武县成年人，不包括未成年儿童和未在呼伦贝尔境内工作、学习的人士。

《在呼伦贝尔的山西省宁武县人名录》虽然难免有遗漏等缺憾，但参加编纂的人员确是义务劳动，尽心竭力。多次会议，多方调查，商讨落实有关事宜，使其内容翔实，经世致用，以期达到增进乡亲联络，扩大对山西省宁武县祖籍人文历史的宣传，愦递后人以记忆，给予先辈以缅怀之目的，成为乡亲们之间的友谊之链。

对给予《名录》编纂、出版支持和赞助的有关人士在此一并致谢。

2004年10月15日

（本文根据海拉尔乡亲提供的资料，整编而成）

作者简介

王树森：山西省宁武关人，1946年生。中国作协、山西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历任小学和中师语文、音乐教师、文工团编导兼演奏员、宣传文化干事、县委办副主任、党史县志办主任主编、文联主席等。从事文艺工作50多年，创作出版各类作品600余篇（部），总约1千万字。成书著作有《兵变》《隋杨泪》《阎锡山这个人》《山西王阎锡山》《冈村宁茨受审记》《血溅中山陵》《履踪瞻絮》《忻州历史文化丛书·方舆概略》，及地区文工团专著《忻闻诗画》等30余部。作品体裁涉及长、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传记、报告文学、戏曲、纪实等多种领域；分别发表或出版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八一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香港天马图书公司，及国内相关文学艺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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