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森||远足长城外的定旅蒙商 / 开普饭

内容简介

本文追溯清代以来定襄县旅蒙商家，远足长城外，到包头等地经商的经营模式、商品种类、诚信经营、行商古道等。原稿搜索自百度网及相关史料，是作者应《定襄县志》薄振宇主编之约，审读该县县志初稿期间，搜集所撰。

清康熙年间，山西商人开始持龙票到口外以物易物，用生活日用品换取蒙古族的牲畜、皮毛、药材等。乾隆初年，包头村最早出现的工商行业，就是旅蒙商行。

第一节

经营模式

定襄人梁如月创办的“如月号”，是包头最古老的商号，持续经营约250余年。梁如月开设的铁匠铺，专门为蒙古族打马掌、刀具和打猎用的铗饶、箭头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的开展，逐步形成了包头村。由于包头村人口骤增，为适应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如月号杂货铺经营货物种类齐全，上至杂货布匹绸缎，下至铁柳圪搅棍棒，不久就成为包头六大杂货铺之首。

由于人们婚丧嫁娶越来越频繁，“如月号”不断扩展业务范围，又购进了一对紫檀香木轿杆。当时，用此轿杆乘轿，犹如今日坐上宝马轿车，连包头巡检赴萨拉齐厅办公，清明节城隍爷出府，都得租用此轿杆。道光年间，“如月号”有店员30余人，现存的光绪年间商家账薄中，都有与“如月号”金钱往来的记载。

包头的定襄商人做旅蒙生意，一般是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主要以绵羊和砖茶作为交易的价值尺度。通常的折算标准：1匹骡马等于12只1岁绵羊，1头公牛等于32只1岁绵羊，1块砖茶等于1只1岁绵羊或者3张绵羊皮。尽管实际交易中，也有不等价交换的情况，如1瓶白酒就可换走1只羊；但对一些大的商号来说，包头定襄商人都尽力维护商誉，坚持信誉第一，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

商行主要是购买牛、马、骆驼和狐狸皮、猞猁皮、貂皮等，在内蒙古蒙古族居住区主要收购皮张和绒毛。运往蒙古族聚住处的主要是布匹、生烟、砖茶、粮油、鞍、珊瑚、玉器装饰品。蒙古行与皮毛行是兄弟行业。皮毛行是中间行。蒙古行把皮毛、牧畜运到皮毛店、牲畜店，从中获利。皮毛店、牲畜店再推销出去得利。蒙古行从陆陈行、粮货行把粮食、日用百货买好，再到蒙古民族地区挨门挨户销售。

定襄商人到蒙古族聚居地做买卖多为现货交易，有的还可赊欠。遵循蒙古民族习惯，买卖要随季节不同而不同。农历十二月至翌年一月为售货时期，二三月收购各种小皮件，四五月抓羊绒时期收购羊绒，五六月收购驼羊毛，七八月收购马匹、牛，九至十月收购绵羊、骆驼、山羊。大雪、小雪之间收购绵、山羊皮。大商号不付现金现款，只给开出凭证，名为钱贴，牧民得拿着钱帖，到包头去兑换。

我国西北地区出产许多名贵药材，如甘草、枸杞等，尤其是大量皮毛之类商品，须向外输出。甘草产地主要在内蒙西部和陕西、甘肃、宁夏北部地区，清末年产量约八百万斤。当地甘草的泡制、加工、买卖，多系山西人经办。清乾隆年间，定襄人张六乡及其子孙，在杭锦旗荆棘地刨采甘草，逐步发达，还设立了“德盛成”商号。

第二节

诚信商德

旅蒙定襄商人之所以立足商海而不败的可贵商德和诚信，是靠着忠义诚信的儒家思想才赢得市场，并且为包头在那个时代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包头定襄商人从商生涯的真实写照，证明一条商贸定律：“大富靠善，大胜靠德。”

老包头对包括定襄旅蒙商人在内的晋商有这样的描述：“商贾昔多晋人，敦信义，重承诺，故迄今犹有三晋之遗风。财物相交虽钜方，唯以片语要约，无契券，无中保，及期而尝，毫厘不爽。苟以失信，人皆相戒，无与交易，市贸易，尚公平，贵诚实，唯负贩牙侩间或机诈罔利，富商大贾，不屑为也。”

当时包头晋商做生意的高度诚信，从这些评价中可窥一斑。

旅蒙定襄商人招收学徒坚持标准，并且在实践中选贤用能。学徒3年除干杂活外，还要练习珠算、写毛笔字，出师后贤者留用。老板考验学徒的办法很奇特，如年初一要给学徒赏压岁钱，老板故意把一袋钱倒在厅内陆上，让学徒们抢钱，抢钱最多的就成了被炒鱿鱼的对象，而那个拿钱最少甚至分文不取者，则可能成为日后的重用之人。这办法看似笨拙可笑，但也是晋商的一种本地创造。

旅蒙定襄商号的内职人员，一律不许携带家眷，不许长借短欠、挪用号内人员财物或者兼营其他业务，禁止嫖娼或者吸食鸦片，不许向财东和掌柜送礼，凡打架斗殴、挑拨是非、结伙营私，或者不听调遣者予以除名。对于被开除人员，别的商号一律不用，有些商号还规定：学徒入号的头10年，除在总号3年学习做生意的一般知识外，还必须到前营或者后营柜台分别学习3年，学熟记经营的路线和住宿的地点。因此，几乎所有做旅蒙生意的定襄商人都会讲蒙古语，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并且练就一身骑马和看牲畜口齿、估肉斤的过硬本领，这就为他们严冬酷暑走包串户售货和收购畜产品，提供了条件。

光绪年间，13岁的定襄人牛邦良挑着菜籽担，千里远足走西口，来到包头镇。先在皮毛店明远堂学徒。光绪十九年（1893），忻州人邢保恒、张世英、丁锡珍合资5850两白银，在包头开设广恒西，聘用牛邦良为经理。牛邦良经营有方，头3年结账，广恒西就获利5万两白银。1902年，广恒西有资本10万两白银，店员100余人，买下涌泉巷40亩地，修建了店铺、客房、伙房、库房等。广恒西输出的皮毛，占包头输出总量的一半以上。1918年，广恒西资金达到50万两白银，取代了当时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的垄断地位。

牛邦良经营有道，店内管理严格。每天晚饭前要过大堂，亦即业务人员汇报当天行情、成交情况。牛邦良还每天亲自在店内巡夜。广恒西服务周到，讲究诚信。1916年，广恒西发生大火，烧毁了客户储存的货物，牛邦良亲自照薄册逐宗清点，然后一律按价赔偿，使广恒西获至“宝店不漏针”的佳誉。

定襄人邢九如，少年时家境贫寒，14岁家父病亡。两年后，其大父又去世，家境更加贫困。邢九如看到母老弟幼，贫苦无钱，不得已而弃学经商，弱冠之年即远走京东赤峰县经商。经过40多年勤劳经营，使家道终于达到富足丰盈的境地。

经商致富的定襄商人，乐于投资宗族活动和慈善事业。定襄人邢大绪，在漠北经商，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据定襄《邢氏族谱》记载：“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

旅蒙定襄籍的几代商人，他们的血泪溶于内蒙、俄国土地。随着兴盛一时的山西票号在口外名头的传布，直到现在，在呼和浩特仍有定襄巷存在。

第三节

定襄古道

自从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在其北境修筑边墙，以及秦朝大规模修筑长城起始，直到明清时期，定襄及整个忻州地区以史称“地边胡”的区位优势，构建了粮布业的辉煌史。

地处雁门关里的定襄商人，面对当时北方民族和中原汉民族长期敌对状态下，核心物资的巨大需求，即双方“两粮”（军需粮食、民需粮食），“两布”（军需棉布、民需棉布），“两油”（军需食油、民需食油），以及“两器”（军需铜铁器、民需铜铁器）的需求，“近水楼台先得月”，或依托官许的“通商互市”，或凭借民间的“走私贸易”，实际运行的“太阳下驼队”和“月亮下驼队”，都始终闪射着黄金白银的璀璨光芒。直线距离雁门关仅65公里的五台山300余座寺庙的修建成功，不仅是朝廷出资、施主布施和僧尼化缘，也有包括定襄商人在内的关南商帮捐输的大量银两。

定襄商人旅蒙经商的古道，萌芽于先秦、雄始于汉魏、渐勃于唐朝边贸开放、崛起于宋辽澶渊之盟、兴盛于明清时代，而衰落于民国时期。曾经至少2000多年客观存在于我国大陆地区，居“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接合部的定襄及所有山西商人，凭借这一特定的区位优势，勇走天涯，世代薪火相传，开拓了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古商道。这便是先秦以来有文献记载的“通商互市”。

定襄旅蒙商人的运载工具，在草原沙漠用骆驼，在崎岖山路用骡、马、驴、脚夫和独轮车，在平原地区则形成驼队、马车、骡车、牛车和驴车，但以骆驼为驮运路程最长、贡献最大的驮畜。故而，当代学者称其为“晋商驼道”。

我国古代商家旅蒙通道，大致有“南三线”驼道和“北三线”驼道之分。旅蒙定襄商人走得是“北三线”：即晋商东北驼道、晋商华北驼道和晋商西北驼道。

旅蒙定襄商人所走的路线，主要是晋商华北驼道。

晋商华北驼道：从先秦一直存在到民国时期，甚至新中国建立后的1957年，还能在滹沱河畔一带，不时见到晋商运货的驼队，以及大批朝觐五台山的佛教僧侣及信徒们。华北晋商驼道在明清时代是最为兴盛的，这是晋商与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进行国内外贸易的主商道。定襄旅蒙商家所走的华北晋商驼道的关键有两处：“雁门关”和“右玉杀虎口”。

其主干路线有两条：

一是定襄县—雁门关—岱岳 (今山阴)—右玉杀虎口(或从大同至丰镇)—归化(西支线有包头、固阳、五原、临河等；东支线有武川、四子王旗等)—集宁—伊林(今二连浩特)—扎门乌德(今蒙古国中部)—库伦—买卖城(中方)—恰克图(俄方)—伊尔库茨克……”此线的派生线路有“归化—赛尔乌苏(今蒙古国西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

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边境口岸买卖城，已成为当时“晋商军团”进军俄罗斯腹地(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的桥头堡。二是“定襄县—雁门关—岱岳(今山阴)—大同—河北张家口—北京(北宋称幽州、金称中都、元称大都、明称北京、清称京师)—天津—(东北地区)”。

（本文化根据百度网及有关史料整理编写。）

作者简介

王树森：山西省宁武关人，1946年生。中共党员，中国作协、山西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历任小学和中师语文、音乐教师、文工团编导兼演奏员、宣传文化干事、县委办副主任、党史县志办主任主编、文联主席等。从事文艺工作50多年，创作出版各类作品600余篇（部），总约1千余万字。成书著作有《兵变》《隋杨泪》《阎锡山这个人》《山西王阎锡山》《冈村宁茨受审记》《血溅中山陵》《履踪瞻絮》《忻州历史文化丛书·方舆概略》《人民艺术家张美兰》，个人作品全集《王树森作品大系》（共30册）及地区文工团专著《忻文诗画》等36部，主编出版亘古第一部《宁武县志》。作品体裁涉及长、中、短篇小说，散文，传记，报告文学，戏曲，纪实和文史专著等多种领域；分别发表或出版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八一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香港天马图书公司，及国内相关文学艺术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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