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年——张居正注定要消逝的一年

文/诗来

说明朝历史，肯定要说张居正；说张居正，我想从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说起。

某种程度上，这件事的意义被低估了。围绕“夺情事件”，从万历皇帝到群臣，每个人的反应和想法，以及由此展开的激烈争辩，不仅导致了此后明朝廷的动荡，更涉及到明朝赖以治国的根本伦理道德，即封建礼法观念。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可谓是张居正“道德破产”的一年，在刻板地强调以儒家礼法治国的明朝，一个人如果在道德上破产了，在道德上不让人信服了，那即使他贵为皇帝或首辅，也难免受到严格的掣肘和诘难。

1.张居正父亲逝世前的大概情况

首先从张居正和他父亲的感情说起。

其父亲张文明乃是湖广江陵一落魄秀才，娶妻赵氏，生子张居正。从如今留下来的史料中，难以考证幼年张居正和父亲的感情好坏，但基本可以判断的是：张居正和父亲的感情就算不是“甚笃”，但也相当深厚。

和“少年神童”张居正不同，其父亲张文明连考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一直到死，都是个府学生。张居正在仕途上节节攀升的时候，张文明父以子贵，用张居正自己给湖广地方官的信中说，就是颇有些“凭势凌铄乡里”。

万历五年初春，张文明刚患病时，张居正就想请假回乡。但当时朝廷正为14岁的万历筹备大婚事宜，作为内阁首辅，他无论如何脱不开身。

万历看出来张居正的心思，派人到湖广荆州张家探视，并厚厚赏赐。张文明接到皇上和太后的慰问后，拖着病体，感激涕零地叩谢皇恩。

万历皇帝和李太后这么做，既有正面效果也有负面效果。正面效果是抚慰了张居正，使他能安心在朝廷主持大局；负面效果是，皇上和太后越是诚恳地派人探望张文明的病情，张居正越是不好意思再提请假回乡的事。

是啊，朕和太后知道张先生父亲患病以后，亲自派人携带重礼探望，张先生您就安心为朝廷效力吧，不要操心老家的事。

期间，张居正也想过一个折中的法子，即把父母双亲接到北京。这样自己就不用回老家也能经常陪伴父母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子。可惜，张文明不同意。

表面上，张文明给儿子的信中，说自己不同意的原因是勉励儿子身负皇恩，应以朝廷大事为重，如果自己去北京居住，频频探视，会耽误儿子的工作。

至于会不会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张文明患病的身躯已经禁不起舟车劳顿，就很难讲了。

这距离张居正父亲去世，还有十一天。

毫无疑问，从感情上来说，父亲去世了，张居正内心是悲痛的。如果能够放下朝廷的大小事务，张居正是非常愿意回家守孝的。

依据这一点，我们可进一步作出判断：在夺情事件中，张居正以大局为重，不回老家守孝，不仅是一种政治托词，而是实实在在有苦衷的。

张文明于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病逝，张居正得知噩耗时，已经是十二天之后了。张居正父亲去世的时间点，正是张居正在朝廷最志得意满的时候。

2.夺情事件的第一阶段

在整个夺情事件中，张居正一派先发制人，动作十分迅速。

九月二十六日，内阁辅臣吕调阳与张四维就向万历皇帝上疏，请求皇上“夺情”，挽留张居正。

吕、张二人之所以积极恳求皇上挽留张居正，原因在于内阁大权集中在张居正手上，一旦张居正离职丁忧，吕、张二人无力收拾残局，很有可能被政敌排挤出内阁。

十四岁的万历皇帝受到吕、张二人的奏疏后，立即下旨挽留张居正，并再次赏赐银两等物，以供丧事之用。

小万历皇帝很清楚：越是派人厚重去张府慰问赏赐，并厚办丧事，张居正就越不好意思硬要请假回乡了。

但张居正要把表面文章做足，更何况父亲去世，张居正确实也很悲痛。据记载，张居正这几天内，几乎三天没怎么吃饭，说“臣何敢中道弃去，但念生离臣父十有九年，愿赐臣归葬”云云。

在吕调阳、张四维面前，张居正多次痛哭。但吕、张二人知道张居正此时实不愿轻率离京，但碍于传统的伦理纲常，又必须做出样子来，否则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其实在吕、张二人行动之前，张居正私下和老搭档冯保已经协商好，由冯保及冯保指使的礼部尚书张瀚等人恳求皇帝，一定不要让张居正离京丁忧。

但张瀚这个人并没有积极恳求皇帝挽留张居正，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可能觉得张居正这次做得不对，父亲去世无论如何应该回家守孝；第二就是他不愿意站在张居正这一边，不是张居正一派的人。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性还好，若是第二种可能性，则日后此人定会成为“倒张”一派的人。

九月底，张居正正式向皇上上疏，这份奏疏写得有点奇怪。它既处处强调父亲去世后自己的悲痛以及伦理纲常之重要，又不忘加上“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这句很耐人寻味的话。

说白了，张居正希望皇上坚定不移地挽留他，但自己该做的样子一定要做足，否则，很容易被人扣上不孝的帽子。

从九月底到十月初八，张居正向万历皇帝上了三份奏疏，都是恳求皇上批准他告假回乡。

好在万历此时的态度是坚定的，万历坚持说“朕还离不开张先生”，甚至准备派人把张居正母亲接到北京，好生奉养，让张居正安心工作，不用担心家里的事。

既然皇上再三挽留，不愿意自己离开，并作出了妥善安排，张居正顺水推舟，提出“在官守制”的折中方案。万历基本都允准了，并再次赐给张居正很多厚礼。

至此为止，可看作是“夺情风波”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张居正一方面确实抽不开身，难以回乡丁忧，另一方面又不断做足了姿态，而万历皇帝也坚持挽留张居正，不让他回乡告假。

张居正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能安心在朝廷主持大局，又不至于被人抓住把柄。

3.夺情事件的第二阶段

但很快，一些级别不高的官员开始弹劾张居正，其中言辞最为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

在明朝中后期的官场上，这些级别不高的京官特别喜欢针对某位大人物进行弹劾，原因有二：第一，抓住别人的把柄进行弹劾，可以突显自己的道德高尚无暇；第二，如果能把某个大人物扳倒最好，就算扳不倒，也可趁机突显自己的存在感和份量，使自己的知名度倍增。

这第二点，就是后来万历皇帝所说的“讪君卖直”了。

万历五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首先上书疏劾，说张居正夺情违背“万古纲常”。两天后，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是“贪位忘亲”。张居正大怒，廷杖吴中行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这四人都被打得气息奄奄，现场不可谓不惨烈。

从中我们看到，张居正毕竟是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手，对待反对自己的人，手腕也是很坚决的。

这时，又有一个跳了出来，即观政进士邹元标。吴中行等人因为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廷杖时，邹元标不过是一小官，他马上一疏反对夺情，言辞十分尖锐，批评张居正素来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直斥张居正与禽兽无异。皇上大怒，下令廷杖邹元标八十。

由于之前贿赂过太监，邹元标虽然挨的板子不少，但总算没死在廷杖之下。他因此知名度大增，极为沾沾自喜（邹元标这个人性格执拗，后来在万历晚期和泰昌、天启年间，官运亨通，多次以道德纲常为柄，弹劾其他大臣，这是后话）。

据当时的人记载，受廷杖的人里，邹元标受伤最重。在发配充军的路上，邹元标腿部的血还涔涔流出。

在这一阶段，张居正以雷霆手腕，对带头攻击自己的人，予以廷杖或流放（当然这些都是万历皇帝默认支持的，正如万历皇帝认为，“邹元标这厮，狂躁可恶”）。

至此，当然没人再敢明面上指责张居正违背纲常了。“夺情风波”至此基本平息。十月二十六日，张居正向皇上表达了自己的苦衷。

万历再次安慰张居正，大概意思是张先生不必自责，不用把那些沽名钓誉的小人放在心上，朝廷大事还是要仰赖张先生。

此后一段时间，张居正就“在官守制”。一直到父丧期满，万历在平台召见张居正——这是“夺情风波”以来君臣二人首次面唔，此前都是通过奏折的形式沟通的。

万历皇帝先慰问了张居正，对他守孝期间认真工作的精神予以赞扬。张居正则感激涕零地说，皇上如果能早日恩准我告老还乡，不仅可以使我圆了乡梓之念，也可使我保全晚节（意思是想借助这个机会辞官，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

事实上，此时内阁确实也离不开张居正。这也是为什么吕调阳、张四维一开始就积极恳求皇上挽留张居正，虽然把张居正排挤掉之后，他们两个极有可能上位。但内阁此时确实离不开张居正，让内阁正常运转，这才是当前的首要大事。

总结：夺情事件是万历初年的一件大事，简单评价一下此次事件中，各派力量的表现和行为。

张居正：是一个孝子，但也是一个不拘泥于伦理和人情世故的人。为了推进新政，对待反对派，手腕可谓是快、狠、准，非常具备大政治家的作风。

万历皇帝：一开始就挽留张居正，最大原因是朝廷此时确实离不开张居正；对于张居正父亲丧事的安排和照顾，也颇有“好领导”的素养。

冯保、吕调阳、张四维等人：积极恳求皇上挽留张居正，认为张居正是维持内阁运转的不可或缺的人物。

艾穆、邹元标、沈孝思等人：打折伦理纲常的幌子，对张居正和万历新政有所非议，企图迫使张居正离开朝廷。当然，也有一些人纯粹出于道德考量，认为父亲病逝，不回家守孝就是不对，身为首辅，如此不孝，不足以为天下树立榜样。

夺情风波中，张居正固然有不少苦衷，但张居正内心深处贪恋权位的性格还是有所表露，大概在张居正看来，大明朝“没有我张居正真的不行”；而此时的万历皇帝，无论是否看出来张居正对权位的贪恋，但至少他真切看到了这位张先生对待政敌的手腕，以及朝臣们“为了攻击对方而攻击对方”，找准一个机会，抓住把柄把对手搞臭的行为。

而这一切，都为五年后张居正逝世后，朝局的变动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态度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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