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慈：关于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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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化-组织变革-地理空间变化是认识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逻辑脉络。在发达国家，1970年代中期开始，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CAD/CAM）、柔性制造系统（FMS）使柔性专业化取代了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在大企业垂直整合的价值活动分离的同时，专业化中小企业分工合作使交易费用减少、生产效率提高的优势凸显。意大利东北部、德国南部及美国西部，柔性专业化的产业区成为战胜经济衰退的“经济之星”。意大利学者别卡提尼（G. Bacattini）挖掘了马歇尔著作《经济学原理》中的产业区概念，提出了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s），强调中小企业嵌入社会网络的创新氛围，这是产业集群理论的重要分支。1990年我去加拿大访问时，教授第一次见我就兴奋地重复着CAD/CAM、FMS等。如果说计算机应用是产业数字化的开端，1980年代末产业区理论的技术背景就是产业数字化的出现。
无独有偶。1980年代末美国波特（M. Porter）的研究组对10个重要贸易国家的调研发现，它们各自在特色产业（special industry）中获得了国家竞争优势，而能够持续向多国输出产品、技能和设备的特色产业是高度地方化的。如意大利比拉和普拉托的毛纺织、德国索林根和日本关市的刀具、日本滨松的乐器、瑞士巴塞尔的制药、丹麦海尔宁的风车产业等。波特强调产业集群区位及其知识和关系等地方要素的重要性，他归纳了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等4个条件所组成的国内环境。波特的集群理论强调提高生产率的竞争性商业环境及创新的决定因素，这是产业集群理论的另一个分支。
1980年代末以来世界制造业的数字化变革在深入。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提出工业互联网，2013年德国提出工业4.0，2013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提出创新街区（innovation district）。工业4.0计划最大项目之一位于德国的工业腹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的东威斯特法伦-利普地区（OstWestfalenLippe，简称OWL），由政府牵头，约200家公司、16个科研机构和6所大学联手开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解决方案，构建智能技术系统，成为产业界和学术界合作的创新集群典范。此外，在巴塞罗那、柏林、伦敦、斯德哥尔摩、蒙特利尔、多伦多、麦德林、首尔、新加坡等高密度城市的创新街区，产学研等创新主体在数字化公共空间里进行社会化的交流和合作，传统的创新生态系统正在与数字生态系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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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不计其数的专业化产业区及中小微企业的分工网络，其中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和广东专业镇最早被学者们认知。例如珠三角西部的专业镇，从1980年代初期的“顺德一把扇（电风扇）”“中山一部机（洗衣机）”，到1990年代中期顺德容桂的家电、中山古镇的灯饰、南海西樵的纺织等，藏龙卧虎的本地企业家抓住国内外市场机遇，演绎着动人的产业故事。然而，其技术背景是基于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大批量标准化，与发达国家基于产业数字化的创新集群完全不同。
经历了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后，昔日西方国家经济转型的技术背景正在中国展开，柔性专业化分工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制造业集群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减少产业环节间的信息鸿沟和数据孤岛；电商也从销售端积累消费大数据，形成产品改进要求或创新需求的报告，推动着制造企业的产品创新。近日，我在河南长垣县参加了“中国起重机产业集群智慧发展峰会”，受几位智能制造专家演讲的启发，我对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思考。下文以我比较熟悉的广东省为例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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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经信委2017年创立了 “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项目，引进和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商、系统集成商和服务商。广东省工信厅从2019年开始进行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提出试点工作方案，将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由系统集成商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商、服务商牵头组建产业联合体，筛选基层政府思路清晰和集群企业积极踊跃的起步区域，摸清集群产业现状问题和企业分布，制定集群短板突破计划和集群转型路线图，提出产业升级路径，通过共享多种设备和服务的共享制造平台，整合多样化制造资源。两批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分别在广州花都狮岭箱包皮具、东莞模具、汕头玩具、湛江廉江小家电、中山古镇灯饰等产业集群开展，将品牌商、加工厂、原材料商等精准连接。
例如，广州盖特软件有限公司适应了狮岭箱包皮具企业大规模、多批次、小批量生产的要求，使价值链各环节企业能够在线接单、比价、评估、交付。广东精工智慧系统有限公司联合阿里云为顺德小家电产业集群制定了数字化转型方案，用云平台和成套数字化系统，为康宝集团、威博电器、华天成电器等200多家企业服务，实现内外部互联，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仓储成本。佛山塑模集群企业通过广东智塑科技互联有限公司的APP扫码，掌握模具生产流程的参数和进度，实现了不同品牌设备之间的协议兼容。此外，齐思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则注重服务于企业信息安全；位于深圳的腾讯集团在顺德上线惠企平台，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和风险管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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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是以家电、机械、家具、五金等为特色的制造业强区，然而近些年劳动力红利消减，一些企业找到德国库卡、瑞士ABB、日本发那科、日本安川等公司的中国代理商，寻求机器人解决方案。现在，顺德诞生了一批在系统集成领域的本地机器人企业，例如原先从事不锈钢行业的利迅达机器人、原先从事五金夹具行业的嘉腾机器人、原先提供拉链机等产品的三扬科技、原先从事注塑机的伊之密机器人，以及服务于美的等家电业务起家的隆深机器人等，形成了包括集成应用、本体组装和核心零部件制造等企业的机器人产业集群。顺德村级工业园改造也有力助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隆深与日本川崎机器人在顺德成立合资公司；德国KUKA集团的库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落户顺德北滘镇。美的、格兰仕等企业带头，3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用了5000多台机器人。
机器人产业集群的后劲在于产学研合作。针对减速器、伺服电机和系统、控制器等关键零部件和部分系统集成技术仍靠进口，以及技术人才不足等问题，由机器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成立了华南智慧机器人创新联盟。库卡机器人与华南理工大学、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华南智慧机器人创新研究院等机构合作，进行工业机器人人才培养。德国汉诺威机器人学院的佛山机器人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的华为数字化转型培训学院、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等院校都在应用人才教育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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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的机器人产业在传统制造业集群中兴起，与欧盟的精明专业化（smart specialization）战略中的企业家发现（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类似，即在相关产业互动中实现知识溢出，从成功的现有集群中诞生新的产业。精明专业化的知识和经济活动可以导致技术多元化，瞄准更高附加值的相关活动。
下一步，专业化乡镇特色产业的转型之路如何走？可以参考一下欧盟的精明专业化。据《2020年欧洲集群和产业变化全景》显示，欧洲现有至少2950个产业集群，覆盖51个行业。过去几年来，欧盟实行了精明专业化的区域创新政策，将规划逻辑（planning logic）和企业家发现逻辑（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logic）相结合（或许可以理解为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与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相结合）。精明专业化是2009年欧盟“知识促进增长”专家组检讨跨大西洋(即欧盟与美国)生产力差距的战略报告中，瑞士Dominique Foray教授和荷兰Bart van Ark教授所提出的政策建议。
该政策首先在区域层面确定有竞争潜力的战略优先领域，其次针对同一优先领域的战略转型过程中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精细化地提出实现预期转型的关键步骤，包括人力资本的形成、研发基础设施的建设、技术的融合和采用，以及网络的生成。精明专业化既不是部门政策，也不是个别项目，其核心是创造项目和活动之间的关系密度、协同效应和互补性。规划的每个优先领域包括一个或几个部门以及一个预期的变革方向，所选的项目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任何政府都无法获得与生俱来的智慧，无法事先了解要走的道路如何走，需要由企业家在转型过程中发现，所以精明专业化政策侧重于部署创新活动，并在区域内外的创新行为主体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系统地识别优先领域和进行区域转型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此，政府及其合作伙伴需要更加细化的知识。在精明专业化的设计阶段和进展阶段，关键投入是信息、数据和证据，分析的内容包括能力、竞争力、新技术趋势、资源。识别优先领域所需的数据和信息一般是结构化和刚性的，而转型路线图的政策逻辑是基于企业家发现，因此其数据和信息的收集过程也是发现的过程，有许多不同的来源。
欧盟各区域间经济和体制差异较大，精明专业化战略考虑了地理特点，例如在不同区域企业家发现是不同的。精明专业化战略中对产业集群的界定与分析包括参与主体的作用与影响、监测和评估体系、知识领域和创新项目、阻碍创新的不利因素等，将公共资源有效集中于专业知识领域，并促进产业融合，借助用户驱动的开放式创新助力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