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秘密电台为何两度设在他家?

《IT时报》(IT Times)8小时前

  单明忠老人在讲诉单家三代人支持革命的事迹,图源:IT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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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电话打给《IT时报》记者,单家三代人支持革命、掩护我党地下电台的往事揭开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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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秘密电台两度设在单家,贝勒路148号,曾是李白电台、邓国军林影电台的战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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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明忠的爷爷单志伊曾帮助李克农“虎口脱险”。单家三代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0月,李白告别战友,从延安来到上海,在敌人的“心脏”建立地下秘密电台。李白来到上海后第一处工作战斗的地方,在贝勒路(现黄陂南路)148号楼房的三层小阁楼里。近两年的时间里,从这里发向延安的红色电波始终“在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贝勒路148号的三层小阁楼里迎来了新住客,邓国军(化名杜宏)和林影(化名李萍)夫妇受党指派,在李白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设立了秘密电台。

  为何我党秘密电台先后两次设在贝勒路148号?这不是巧合。

  近日,《IT时报》记者接到了一通电话,正是这通电话揭开了历史的面纱。来电者是单明忠老先生,正被病痛折磨的他向我们讲述了单家三代人积极支持革命、掩护我党地下电台的历史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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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风报信

  帮助李克农“虎口脱险”

  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战士和负责人,他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的大特务”,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开国上将中唯一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在李克农传奇的革命生涯中,屡次遇险,其中一次发生在1927年时的安徽芜湖。李克农之子李力、李伦多年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及他们父亲的这段经历,“当时在芜湖市警察局任顾问的单志伊听局长说,国民党要抓我父亲。单志伊就派他儿子到我家报信……我母亲怀着我星夜赶到江北……通知父亲与战友们迅速转移。”

  单志伊就是单明忠的爷爷。

  单明忠(李白电台掩护者单惠民之子),图源:IT时报

  “我爷爷是清末举人,1904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兴中会(后为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先生日语翻译”,单明忠说道。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举起屠刀,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血雨腥风也席卷到安徽芜湖,当地警察局接到命令要缉捕芜湖大官山民生中学的李克农以及钱杏邨(即阿英)、宫乔岩(又名王少春)等多名进步师生。

  “我爷爷是民生中学的校董,而且当时芜湖警察局为取得社会名流的支持,特聘他为警察局高等顾问。”单明忠回忆道。在抓捕李克农等人之前,警察局长来到了单家,聊天中透露了这则消息,“听完之后我爷爷心中大吃一惊,但是面上不动声色,悄悄让我奶奶找我父亲单惠民去送信,把消息告诉李克农他们,并且去我大爹爹(我爷爷的大哥)钱庄中取些钱作为盘缠,让他们连夜走。

  得到消息的李克农等人及时撤走,让连夜去抓捕他们的国民党军警扑了个空。第二天早晨,气急败坏的警察局长来到单家,质问单志伊是不是透露了消息。单志伊坚决否认,而且佯装发脾气说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把我铐走好了!”两人不欢而散。事隔不久,单志伊的“警察局高等顾问”被免掉。

  离开芜湖后,李克农辗转来到南京、上海,投身于地下隐蔽战线,立下了赫赫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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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革命

  我党在此两度设立秘密电台

  李克农等人离开芜湖后,与单家人失去了联系,但数年后他们在上海重逢了。

  “当时我父亲单惠民在上海的私立东南医学院读书,在校外租了房子。我父亲与李克农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所以李克农经常去我父亲那里。我爷爷单志伊知道后,每月都要多寄些生活费到上海。”单明忠回忆。

  当初和李克农一起逃离芜湖的地下党人宫乔岩(王少春),当时身患疾病,生活困顿,于是单惠民邀请其为自己的大儿子单明德教习英语,实为资助其脱离困境。

  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前夕的一天晚上,李克农突然来到单家,与单志伊、单惠民父子进行了长谈。李克农希望单家搬到市中心去,而且已经物色好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住宅,于是单家举家迁往。

  多福里21号,正是八路军办事处,单家一家人住在楼上,后来李克农和家人也搬来此处,楼下则是办事处。

  不过因为多福里来往人员太多,应李克农要求,1937年10月单家人又迁至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的一幢三层小楼内,斜对面两侧就是原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和嵩山巡捕房。

  解放前,贝勒路(现黄陂南路)148号,图源:网络

  没过几天,宫乔岩就带着一位穿长衫、戴眼镜、提着两只皮箱的年轻人来到贝勒路148号。这人就是刚从延安来到上海的李白。单惠民告诉家里人,他是远房亲戚,来上海补习无线电知识,晚上要读书,让家人不要去影响他。

  李白住在三楼小阁楼里,二楼住着单家人,底楼则是“单惠民医师诊所”。“白天时,李白将两只皮箱放在二楼,和我们家箱子混放在一起。晚上11点后,他再将箱子提回三楼,关上门窗工作到深夜甚至拂晓。”单明忠说道。

  在贝勒路148号,李白电台源源不断向位于延安的党中央发去有价值的情报,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电台长期位于同一处地点不利于安全。而且两起意外事件发生后,促使了李白电台的转移。

  一次“意外事件”是,有一天单惠民和长子单明德从外面回家,看到一个小偷提着李白的两只皮箱从二楼走下来,两人大惊失色。小偷被抓住后跪地求饶,说自己生活困难才来偷的。后来小偷被放走,但为了安全起见,单惠民找人转告李白暂时不要回来,并且将李白的两只箱子送到另外地点。

  另一次,单家的收音机坏了,我党最早的电台技术专家、人称“木匠”的涂作潮就带回去维修。在路上,涂作潮被巡捕扣住,“因为收音机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东西,被扣住后,涂作潮对巡捕说是单医生让我带回去修的,然后巡捕打电话到我们家,我父亲证实了这件事,涂作潮得以脱身”。

  虽然是有惊无险,但出于安全考虑,1939年5月,李白电台撤出贝勒路148号。

  7年之后,148号又迎来新的客人,这时已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据单明忠二哥单明道所著回忆文章,1946年5月潘汉年、刘少文突然来单家,带来了李克农的亲笔信,信中说:“三楼仍要用,有一对青年夫妻来住,他们在你家吃饭”。这对青年夫妻就是杜宏(原名邓国军)、李萍(原名林影),他们在这里战斗了数月时间

  据单明德回忆文章,1946年9月前后,为掩护地下党工作,父亲单惠民出面租用了拉都路(现襄阳南路)敦和里的一幢房子,作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接待过往人员及接头联络之用。

  无论是李白电台,还是邓国军、林影电台,贝勒路148号都是他们重要的战斗地点,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曾经的贝勒路148号,如今矗立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图源:IT时报

  03    

  情深意厚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掩护者

  发生在单家楼上的故事,后来被搬上银幕,就是那部广为人知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摄制组在开拍电影之前,曾和单惠民一起来到黄陂南路原址,了解当时房间内的摆设情况及天线设置等情况。而电影里的“医生”及“张师母”原型正是单惠民夫妻

  他们是“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掩护者,冒着被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甚至杀头的风险支持革命。在这过程中,单家人与李克农、李白、林影等我党人士结下了深厚情谊。

  1937年李白住进单家时,当时13岁的单明德(单明忠大哥)正值天真烂漫的年纪,觉得这位身穿长衫,阔嘴厚唇的大个子和气可敬,很快便和李白交上了朋友。据单明德的回忆文章,“我教李大哥(李白)讲上海话,缠住李大哥讲很多打仗的故事。星期天带他逛公园看电影,我们感情非常亲密。”

  “1938年盛夏的一天夜里,我大哥去三楼的平顶乘凉,走过李白房门口时,发现房门没有关紧,就好奇走了进去,看到李白头戴耳机,手在快速记录。看到李白满头大汗,我大哥就替他擦汗、打扇。工作结束后,李白和我大哥说他是延安派过来的地下工作者,这件事不能声张,否则全家要掉头的。”单明忠说道。

  爷爷和父亲将单明德批评了一通。不过从此以后,单明德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为“李大哥”站岗放哨的任务。

  7年后,邓国军、林影搬进此处。“邻居都以为是我们的远房亲戚,每天早饭后,林影都会挽着我奶奶去附近的菜场买菜,还帮忙烧饭、洗衣服。”单明忠说道。每当晚上邓国军、林影工作时,单家人从不去打搅他们。

  “那时,我二哥单明道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总喜欢缠着'李大姐’(林影)下棋,她总是让着我二哥。后来他们离开时,把棋盘送给我二哥。我二哥一直珍藏着这个棋盘。”单明忠说道。

  单家人还保留着新中国成立后林影夫妇给他们的回信,林影在信的末尾还专门提及了这件事:“(我们)在你们家时,他(单明道)还很小,经常缠着我下棋,赢了他拉着我不放,还想赢。输了他不服气,还要捞本……这些好似眼前的事。”

  单家三代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亲身经历这段惊险无比的斗争岁月,为信念忠贞不屈的很多人已经远去,但是革命先烈的英勇精神不应忘却,人民大众积极支持革命事业的事迹也应被恒久铭记!

  作者/IT时报记者  钱立富  摄影报道

  编辑/钱立富 挨踢妹

  排版/黄建

  图片/IT时报、网络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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