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石榜题发现与研究
摘要：本文的榜题是榜题和题记的统称，包括传统所谓写在“榜”上的文字，即“榜题”和长篇独立的“题记”文字。自东晋戴延之的《西征记》以来，人们对汉画像石榜题多有著录与研究，对榜题书法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学者们从榜题的书与刻、文字类型、书法风格及特点等方面，对榜题书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其在中国书法史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
画像石可说是一种石刻绘画，这种造型艺术，按成型技术来说，应属雕刻；依其整体艺术形态而言，实似绘画，故习称为画像石。画像石出现于汉代，后代仍在延用，但分布地域和发现数量，以及内容丰富程度皆无法与汉代相比，故人们提到画像石时主要是指汉代画像石。汉代画像石除了少量的神庙阙画像外，绝大多数是汉代墓地的阙、祠，地下的椁、墓，是为汉代丧葬礼俗服务的功能艺术。
汉代画像石除了雕刻和上彩外，常常刻有文字，这就是本文所谓的榜题。这里的榜题是榜题和题记的统称。包括传统所谓写在“榜”上的文字，即“榜题”和长篇独立的“题记”文字。
汉代画像石榜题有人物、动物、墓室等的名称，或者对画面情节的描述，帮助人们认识图像内容；有对墓室画像内容的描述，帮助人们认识画像在墓室内的布局。还涉及墓主家人的姓名、工匠姓名、祠阙价格等，邢义田依据榜题的这些内容，把它们分为四个类型：标题型、元件标示型、内容简介型和画赞型，所有这些类型的榜题都是我们研究汉代画像历史问题的文字资料。汉代画像石榜题不仅有这样的史料价值，还有书法史价值，它们是民间书手和石刻工匠合作的作品，不象庙堂和墓地碑刻那么庄重认真，却极具天真浪漫之趣，与碑、摩崖、简牍、帛书等共同丰富了汉代书法史。
如果从东晋戴延之的《西征记》算起，汉代画像石榜题著录研究的历史已经有了一千六百多年了。这么长的历史过程中，一方面是榜题资料不断有新发现，一方面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广，而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书法史。因此，对汉代画像石榜题发现与研究的历程做一个总结，将促进今后相关研究，尤其是书法史的深入，促进榜题书法欣赏、临习水平的提高。
一、金石学著录
依附于汉代画像石的榜题，其记录与汉代画像石本身一样，首见于我国古代地理学著作。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引东晋戴延之《西征记》：“焦氏山北数里，有汉司隶校尉鲁恭冢。……冢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象，像边皆刻石记之，文字分明。”由此推知，这是对汉代画像石最早的记录，也是对汉代画像石榜题的最早记录，遗憾的是戴延之没有记录榜题文字的具体内容。
金石学家关注汉代画像石题记，正如他们关注其他金石文字一样，是他们意识到“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金石学对汉代画像石题记的著录，不仅积累保存了许多汉代画像石题记资料，而且对汉画像石题记的发现和研究有开创之功。
二、考古新发现基础上的多学科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和各种水利、交通、工业等的工程的展开，田野考古工作的推进，汉代画像石不断有新发现。伴随画像石的发现，大量的画像石榜题面世。历史学家、文物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史学家等纷纷关注榜题，研究大大超越了金石学阶段。
（一）汉代画像石榜题的考古发现
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榜题
1954年，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的发掘拉开了画像石榜题考古发现的序墓。该墓中室四壁历史人物故事画像上有“仓颉”、“齐桓公”、“铁盾”等人名、称谓、物名等榜题。此后，画像石榜题不断有新的发现，其中较为重要的发现有如下几处：
1964年北京石景山发现元兴元年（105）幽州书佐秦君神道柱题记，内容除“神道”名称外，主要是一篇“乌还哺母”赋，惜文字不甚清晰。
1968年山东曲阜徐家村发现延熹元年（158）画像石墓题记，记录了造墓工钱，惜文字多漫漶不清。
山东曲阜徐村画像石题记
山东曲阜延平元年阳三老画像石祠题记
1973年山东苍山（现兰陵）城前村一座被后人利用的元嘉元年（151）画像石墓中发现刻两块立柱石上的长篇题记，内容主要是对墓内画像内容的描述。
1973年河南南阳李相公庄一座被后人利用的画像石墓中发现建宁三年（170）许阿瞿题记，内容主要是父母对阿瞿的哀思。
1973年河南浚县姚厂村发现延熹三年（160）画像石墓题记，文字内容是哀悼死亡的铭文。
1977年河南唐河新店发现新莽天凤五年（18）郁平大尹画像石墓题记，内容主要是墓室内相关部位的名称。1980年山东嘉祥宋山村一座后人利用汉代祠堂画像石建造的墓中发现永寿三年（157）许卒史安国祠堂画像题记，文字内容先对祠主的生平做了简要描述，接着描述了祠堂画像内容，最后表达祠主父母和兄弟对他的哀思。
1980年江苏邳县（现邳州）燕子埠发现元嘉元年（151）彭城相缪宇墓题记，文字简述了缪宇的生平。
1986年山东枣庄市中区齐村镇王山头发现延光三年（124）朱作纪为母造祠堂题记，惜字多漫漶不清。
1989年山东滕州宏道院发现元嘉三年（153）赵大寅祠堂题记，文字内容主要是记录大寅长子两年为父造坟的孝心。
1997年陕西绥德四十里铺前街村发现的永元四年(92)田鲂画像石墓题记，题记上段文字内容记录了田鲂迁葬事，下段是招魂辞。
陕西绥德四十里铺永元四年田鲂画像石墓题记
2013年山东邹城峄山北龙河村一座后人利用汉代祠堂画像石建造的墓中发现汉安元年（142）文通祠堂题记，文字内容先对祠主的生平做了简要描述，然后是对他子孙姓名的详细记录。题记文字长达600余字，是目前发现的文字最多的汉画像石榜题，惜石面不平且风化，难以辨识。
在上述长篇题记发现之外，各地还有一些文字较少的榜题的发现也很重要，如陕西绥德、米脂等画像石墓立柱题记，其中涉及纪年、墓主姓名、墓室名称等。而1993年山东莒县东莞一座后人利用汉代画像石建造的墓葬中发现的光和元年（178）孙熹阙题记被造墓人凿毁。
在考古新发现的同时，一些早年发现的材料公布了出来。如罗福颐对山东东阿永兴二年（154）芗他君祠堂题记文字进行了全面的释读和公布。孙贯文对该题记做了补充考释。高维德对山西离石马茂庄和平元年（150）左元异墓画像石和题记进行了释读和公布。一些画像石图录记载了当地早年发现的画像石题记，如《山东汉画像石选集》中记录的微山两城永和六年（141）、永和二年（137）祠堂画像石题记。
山西离石马茂庄19号画像石墓题记
山西离石马茂庄熹平四年牛公产画像石墓题记
山东微山两城永和元年祠堂画像题记
（二）多学科的研究
数十年来，人们对汉代画像石榜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榜题文字的考释
榜题文字的考释是榜题研究的基础。由于有些榜题文字不清晰，或为别字，给榜题的正确释读增加了难度，学人们在考释过程中常常是歧见分呈。
北京石景山秦君书佐神道发现之后，邵茗生发表了对题记的解读。郭沫若、陈直续有补充。信立祥正确释读了题记中的“欲广庙祠”，从而使文意更加明白晓畅。
山东苍山城前村墓题记发表之后，方鹏钧和张勋燎提出了与原报告略有不同的解读，并认为元嘉元年是东汉桓帝年号，而非原报告定的刘宋文帝年号，现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可。此后，李发林、王恩田、孙机、杨爱国等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该题记的部分字词进行了解读。
王恩田对山东嘉祥宋山永寿三年题记做了自己的解读。赵超对这一题记进行了补考，刘道广进行了注释。
王恩田对山东泰安大汶口画像石榜题进行了考释，并由此对榜题所涉历史故事进行了考定，他认为榜题上的“晋浅公”是“晋献公”，对应的画面是骊姬计杀太子申生的故事。
武利华认为徐州东沿村祠堂上的题记是“荣成”，即神话传说中的容成氏。陈秀慧则根据笔画重新进行了考证，认为是“荧惑”，并顺着这个图像对汉代画像中的荧惑图进行了考证。
程少轩对山东滕州西户口祠堂画像石上的“良邪丞”、“武阳尉”进行了考释，认为“良邪”即“琅邪”。
山东滕州官桥元初七年画像石墓题记
2、对榜题意义的阐释
巫鸿将山东苍山城前村墓题记文字与墓中画像对照，指出画像是汉代人对超越大限的图像化理解。王子今和高大伦对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画像榜题进行了考论。宋艳萍四川简阳三号石棺“先人”榜题为线索，认为它不仅可能与仙人有关，还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死去先人的崇敬。杨爱国对榜题的内容进行分类，对它们的价值进行了探讨。
温兆金对山东东平发现的西汉居摄二年(7)所涉汉代丧葬礼制进行了探讨，曹锦炎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3、书法艺术研究
何应辉在讨论秦汉刻石的书法艺术时，把汉代画像石榜题纳入其中，将刻石书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在对秦汉刻石书法艺术分类考察中，他见到的汉代画像石榜题几乎都提到了。在讨论秦汉刻石书法艺术的价值、影响和地位时，更是整体论述，将汉代画像石榜题包入其中，不论是探讨线的运动，还是论述线的空间构造都是如此。他认为，以两汉为主体的秦汉刻石书法以劲健沉厚的运动力量、恢宏雄浑的气势和质朴的风致为基本美学风格，集中而鲜明是表现了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和中国气魄，体现了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对征服物质世界和自然对象的强大信心和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历史文化价值的创作——审美体系。
赖非对山东汉代画像石榜题书写、雕刻、书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除少数因字少空间大不需要书丹（墨）外，绝大多数皆经过书丹（墨）。书丹（墨）是直接上石的，虽然目前没有发现像王基断碑那样留在石面上书而未刻的丹迹，但从题记文字的排列、布局以及当时的习惯看，这种推测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书丹上石之前一般都先作好界格，尤其是字数较多的题记更需要如此，有的界格在镌刻文字的时候也一并刻出来。题记有两种刻法：一是单刀刻，一是双刀刻。他认为，从隶书书法类型的角度，汉代画像石榜题有典型隶书、通俗隶书、行书隶书等，以前二者为多。
华人德在《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对汉画像石榜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具体讨论汉画像石题字时，他将其放在不同碑刻形制中，如在“墓志”一节，他指出“崖墓题记比其它石刻显得简相、粗率，有很强烈的地方书风特色。”石阙单列一类进行总结。而“杂类”第一种又是“画像石题字”。他认为“画像石题记的字都较小，刻得也细浅，结体生动自然。”他还认为陕北汉画像石题字有自身的特点：“铭文隶书，间杂篆法，或阴刻，或阳刻，均工整地刻在竖框内，笔画线条无粗细变化，偶有波挑，甚至全无波挑，结体方正均称，排列整齐，与周围画像图案风格十分配合，表现了严肃庄重的整体美。”他还指出汉画像石题字有极精彩者，“如《左元异墓石》书刻皆精美，不让《乙瑛》、《礼器》诸碑，而秀润过之。《苍山城前村汉画像石墓题记》、《沂南北寨村汉墓画像石题榜》字用单刀刊刻，刀锋的起讫冲运技巧掌握得十分成熟，线条富有趣味。崖墓题记中如《朱秉题记》、《建宁三年题记》、《张君题记》等皆笔势超迈，线条圆凝，纵逸神异，出于意外。这些刻石都是研究汉隶书写技法和书法史不可忽略的材料。”
欧阳摩一对篆书和隶书榜题的书法艺术分别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汉代画像石上的篆书榜题或方笔或圆笔，或规整或变异，或清健或粗犷，形态有殊，风格多样，除历史、文化价值外，还有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他认为在汉画像石榜题隶书中，约百分之七十为民间通俗隶书，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为今隶(八分)，其余为美术隶书(多为阳文)，章草，篆隶合体等，风貌各异，光彩眩目，为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对当时字体，书体的变革及后世的书艺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长远的影响。他还对汉代画像石榜题中的通借字、异体字作了介绍和探讨，对某些疑难字作了具体辨识，为增补《碑别字新编》等工具书提供了新资料。
张磊对榜题文字艺术风格的研究。他认为，汉画像石文字的艺术风格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着意型隶书，表现出工巧、规整的风格，字体形态或扁横或方正，笔画或波挑或平直，石刻技术精良，体现出较高的石刻水平。一种是随意型隶书，表现出拙朴、犷野的风格，字的形态或长或方，有行无列，有的甚至无行无列，笔画多无波挑，画像石中文字的艺术风格多为此特点，整体感觉比立碑颂德的石刻风格活泼、洒脱，烂漫自然，是典型的汉代民间书法作品。
蔡正煜认为汉代画像石榜题在笔法、布局、结体上更出现了一种新的境界，与之前较为庄重的汉代碑刻相对比，多了几分随性，如果我们把汉代碑刻的文字比作彬彬有礼的晚辈站立于长辈的面前，比较矜持，庄重，那么汉画像石的题榜题记文字就好比洋洋洒洒的青年，充满随意且无所顾忌，显示出了更高的审美风格。鲁西南地区汉画像石题榜题记大多出于无名的书家之手，在工匠的不断实践中熟能生巧，产生了无穷的智慧，书法成就不亚于当时的有名之士。
郑立君认为汉代画像石榜题隶书的写刻有书法家的参与书丹，石刻艺人的写刻和一般书者参与书写三种可能。
此外，王镛的《中国书法简史》、徐利明的《中国书法通论》等书法史著作和资料集，对汉代画像石榜题的书法艺术审美进行了简要论述或赏析。江继甚分析了山东嘉祥武氏祠等几处汉代画像石榜题的书法艺术。
上述这些研究之外，学人还对汉代画像石榜题所涉其他内容进行了研究，如王滢把汉代画像石上出现的文字分为榜题,题记和工作性铭文三类，并对榜题和题记作了区分，指出榜题是与画像密切相关的文字。提出了与金石学相异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即形式研究，文化背景分析和美术史的纵览。把榜题的内容分为说明性和赞颂性两类，发现榜题主要存在于车骑出行图，人物行列图，墓(祠)主受祭图，历史故事画，神鬼祥瑞图等教化功能强的画像中，榜题在画像的考释和构图上都有正反两面的作用，是汉画像石程式的一部分。认为这一现象与汉代社会的教化风习和图文互补观念有关。吴镇烽对陕晋地区榜题涉及的地理问题进行的考释。欧阳摩一认为有的长篇榜题具有墓志性质。
三、结语
一千多年来，汉代画像石榜题不断被发现，不断被著录，公诸于世，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对其进行研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对榜题书法的研究，既探讨了它的写与刻，也探讨了它的章法，与庙、墓碑版相比的书法特点，其中大多数观点是相同或近似的，这表明其特点是极其鲜明的。
（原载《中国书法》2020年第12期，第80~95页）以上内容来自于山东石刻